李攀龙作为明代后七子的领袖人物，主盟文坛数十年，其激进的诗学理论和拟古诗文虽对廓清“台阁体”的恶劣影响方面有积极意义，而其流弊亦给诗文创作带来消极后果。而对其全部的理论与创作，还应取分析态度，不应全部否定。而且，李攀龙的诗学理论虽与前人前后唱和，但侧重已有不同。其创作实践，尤以近体诗为重，在许多方面已经突破了复古派的见解，取得了不俗的艺术成就，对后世也有积极影响。在其诗学理论及诗歌创作于外于内的关系上，更加值得后人学者们进一步研究和拓展。
由于李攀龙的诗学理论较多激进之言，加之其诗歌创作并未有极高建树，后世对李攀龙的评价多以批评为主。在现有研究成果如龚兰兰的《明清李攀龙批评研究》、杨治玉的《议明朝文学‘后七子’领袖李攀龙》和冯小禄的《李攀龙受批评原因探论》等相关论述中，主要从明朝后期诗坛、清朝前中期诗坛对其的评价进行梳理和分析。
在明代文学史上，李攀龙、王世贞等后七子成员掀起的复古热潮，在嘉靖、万历年间虽然赢得了广泛的支持和追捧,但与此相对的反对声音同样一直存在。从被后 人称之为“唐宋派”的归有光、茅坤等人开始，再到倡导性灵的徐渭、标榜真情的汤显祖，都对复古派唯尊汉唐、只论格调的宗尚表示了明确的不满。
后七子派对文体规范的过度强调经历了内部成员的后期修正以及徐渭、汤显祖等反对者的初步质疑之后，终于迎来了公安派的极力排击。以袁氏兄弟为代表的公安派倡导“独抒性灵，不拘格套”，以矫枉过正的激烈方式否定七子派的崇古宗尚和拟古途径。在前期，公安派虽然将王世贞、李攀龙、汪道昆等后七子领袖都视为排击的对象，但并未将注意力集中在某个代表人物身上，他们更倾向于将七子派视为一个整体进行集中批判，以获得更大的批判力度。而到了后期，袁中道开始将七子派的领袖人物与后学末流分而视之，将批判的范围缩小到末流后学的身上，对作为后七子的领袖人物的李攀龙给予了颇为正面的评价。
到了清朝，在李攀龙批评史中，除王世贞外，对后世影响最大的非钱谦益莫属。他以“四海宗盟五十年”的文坛领袖地位以及《列朝诗集》的深远影响，完成了对明代文学的一次全面的、细致的总结。作为虞山诗派的开创者，钱谦益的基本文学观念和批评态度为弟子冯舒、冯班兄弟以及同郡吴乔等人继承。借助于虞山诗派在清初的声望和影响，钱谦益对明代文学的总结与批判也得到了广泛的认同。而他对李攀龙的评价与认知不但重塑了李攀龙在文学史中的形象与地位，甚至影响到正史对李攀龙的盖棺定论。本节就将着重探讨钱谦益、冯班、吴乔对李攀龙的批评态度。
作为明代复古运动后七子中兴时期的代表人物，学界对李攀龙的论述随着明代文学的价值凸显，也逐渐增多并且日趋成熟。但论述大多仍然侧重于其诗学理论和诗歌创作分别的价值、地位和影响，对于李攀龙诗学理论的提出完善、诗歌创作不同时期的特点、和理论与创作的关系，如其在理论“变新”和创作“泥古”间明显的矛盾等方面，还存在一定的空白。
近年来，有学者已经将目光投向这部分，也有了一些相关文献作品，如景献力的《李攀龙<古今诗删>删诗标准与其理论主张的偏离》和孙学堂的《‘拟议’‘变化’与文学复古》等。但是从这些文献中，还是很难看出李攀龙在后七子的论争中是如何完善个人的理论主张。在其复古理论提出之后，其诗词创作的变化和发展的利弊好坏又是怎样变化的？更值得探究的是，在其“拟议”“变化”的诗学主张下，为何其古乐府创作却如此泥古，甚至被人批判成“无甚可观”？其近体诗的创作相对于乐府诗有着完全不同的地位，但是近体诗中存在的用词重复、意象刻板的问题又受到其复古主张多大影响？其诗词创作和诗学理论如此大的矛盾，是表里不一还是另有他故？由此可见，对于李攀龙诗学的研究还有许多可以进一步探究的关键点。
笔者认为，李攀龙个人的诗学理论主张除了受到前七子和谢榛的影响，同样承袭了何景明的理论。正是何景明与李攀龙的对话中曾提出“拟议”“变新”的观点。两种不同观点分别为其理论与创作的表里。李攀龙提出复古理论的核心，是为了扭转“台阁体”和宋末诗词的弊病，更深入说是为了革除文化专制政策和理学对人们思想的禁锢，本质上来说，其初衷是为了以复古为旗帜，完成诗词的革新和发展，从此看来，其部分激进的言论似可理解。
但由于其在创作中，过于刻意的强调复古，造成了盲目尊古的的现象，也使正宗诗文沦于泥古，失去了创造性的生机。李攀龙的诗学理论和诗词创作不应仅从批评或赞赏的角度单一去看，而应联系明代文坛现象和后世影响的整体进行更为客观的评价。从其理论的利弊和创作的好坏及两者关系切入，或可为李攀龙甚至于明代复古浪潮的研究提供一个新的突破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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