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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元四家之一，父亲是诗人王国器，母亲是元初画坛领袖赵孟頫的女儿，书法家、画家管道昇是他的外婆，书画家赵雍是他的舅父。
在这样显赫的家室里，他幼年就备受熏陶，工诗文，善书画，促使他也想在功名上有所建树，所以他是元四家中入仕最为积极的一位，曾做了元朝的理问一职，是在行省的理问所里掌勘核刑名的小官。
可惜元代的官员选举制度，使他无法再被推举选拔，加之他的道友倪云林、杨维祯等人隐遁思想的影响，他便弃官，隐居到杭州的黄鹤山，自号“黄鹤山樵”，潜心研究起诗书画。
期间作诗言志说道：“我于白云中，未尝忘青山。”他创作了不少“隐居闲适”题材的作品，画虽以“隐”字为画眼主题，却不同于元四家其他三位的平淡天真，逸笔草草。
王蒙《葛稚川移居图》（局部）
在他的画中，主人公、书童、奴役、草屋、陈设，乃至篱笆等等细节分毫必现，予以刻画表现，因而他的画中多了许多的烟火气，画中人物似乎等待着什么，随遇而安着，如同就是他自己的内心写照。
元末农民起义风起云涌，其中之一的领袖张士诚，聘任他为长史，他审时度势后继而出任。但这位起义者与他的理想无法契合，他便再次隐居了起来，等到明朝初年时局稳定后，他再次出山，出任泰安知州一职。
他因曾与好友在朝中右丞相胡惟庸家中赏画，在他风光无限之际，受到历史上著名的胡案牵连，被锁大牢，最终死于狱中，结局令人唏嘘。这样堪称时代起伏的缩影，便是元四家之一的王蒙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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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蒙《具区林屋图》（局部）
王蒙这样出世与入世不定的性格，使他的人生几番起伏，也为最终的悲剧埋下伏笔，但这不影响王蒙在艺术高峰上的地位。
后世吴门画派的沈周、文征明等大家，都对其极为推崇；明代末期的董其昌评价王蒙早期“泛滥唐宋诸名家”，故而能够“纵逸多姿”；清初四僧中的石涛，髡残多继承了他在笔墨造诣上的衣钵；近代张大千、谢稚柳也临摹过他的《夏日山居图》等作品。
王蒙流传于世的作品中，其代表作如《具区林屋图》、《葛稚川移居图》等都是浅绛作品，即使用赭石、花青等颜料淡淡地设色，但是流传于世，被董其昌评为天下第一王蒙画的作品，是一幅水墨立轴。
水墨不同于设色作品，水墨的淋漓与墨色的华滋，不像色彩那般使人明快地感知画面的气氛与主题，水墨似乎与隐居题材是一种表现上的默契，把丛树与苍山、曲水与幽径、隐士与草庐的世界永恒地固定在画面里，这便是现在藏于上海博物馆的《青卞隐居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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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蒙《青卞隐居图》（局部）
《青卞隐居图》创作于元代至正二十六年，是他在第二次隐居黄鹤山后所作，描绘的是王蒙的家乡，现在浙江湖州境内的卞山。他的外公赵孟頫诗云：“何当便理南归棹，呼洒登楼看卞山”中的卞山，说的就是图中的卞山，卞山山下有玲珑山石林，山石如玉温润，北麓有碧岩，望之若藓锈错。明代的董其昌曾泊舟山下，感叹王蒙“能为此山传神写照”。
《青卞隐居图》描绘了一个山势巍峨崇高，林密幽寂苍茫的卞山，但我们去到真实的卞山，几座不高不险的平缓山峰，不似画面中那般崇高与幽邃。
《青卞隐居图》是王蒙对卞山的意境的解读，通过传统山水画中的画面构图方法，“起”于下方的密林，“承”于半山腰的山坳与水口处，“转”于层层叠叠的山脊，最后在山峰高处，与画面整体呼应，产生“合”的关系。
“起承转合”的运用，使得原本平淡的山水顿时充满了节奏与空间。
王蒙《夏日山居图》（局部）
不同于西方的对景写生，中国古代的画家们，可能在游山的过程中，行走在山脚、山腰、山顶等处分别取景，最终呈现出这样整体与虚拟的构图，使得构图中的世界比自然造化更具魅力。
比起写实的光影明暗，中国古代的画家们更加中意于笔墨形态的继承与再发展。
王蒙的用笔曲折多变，颇具一波三折的意味，后人将他用笔所表现的形态，称为解索皴。一根主线勾勒到末端，笔锋自然散开，如同解开的绳索的形态，表现墨线勾勒时的阴阳关系。
王蒙《太白山图》（局部）
在山石的皴法上，后人把他画中细密的皴法，称为牛毛皴，形象的处理了南方山石上的草木华滋的质感。这样的笔墨直接受他的外公赵孟頫“复古“思想的影响，同时也是对于荆浩、董源、巨然等诸多大师的笔墨继承，融合了王蒙自己对于笔墨世界与自然造化的认识。
在《青卞隐居图》中，画面右下方，在小径之中隐藏了一位正在下山的人物，似乎是造访了青卞山中的朋友归来，画中人物似乎与王蒙当时的心境一样，准备“出山”了。
离开隐居生活的十多年后，在他的人生入世最为顶点的时刻，他便陨落了，期间很多作品怕被胡案殃及，或被周围人毁弃，或是如同《太白山图》等作品被割去款识。
幸运的是，青卞隐居完整地流传于世，若是有机会，我们可以在上海博物馆绘画馆见到这副镇馆之宝，来欣赏王蒙在自己人生悲剧终点前的那一刻的静怡。
青卞隐居图|王蒙
王蒙《青卞隐居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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