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邦达在书画鉴定方面的学术成就早已为世人所公认，在艺术史界和博物馆界堪称是当今“鉴定学 派”的开创者。徐邦达的出现不是孤立的、也不是偶然的，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那场震惊学界的疑古思 潮经过二十年后在书画鉴定界的反映，是整个中国学术史发展的一个重要分支，事实上也是这个疑古思 潮在后期发展的重要成果。从表面上看，顾颉刚先生所解决的是上古时期古书、古史的辨伪问题，徐邦 达所解决的是古代书迹、图像的真伪问题，但在本质上是完全一致的，都是要运用科学手段去伪存真， 尝试恢复社会历史和艺术历史的本来面貌。如果要深入认识徐邦达的学术背景和文化渊源，就不能不追 溯到上个世纪五四运动给学术界带来的深刻革命，尤其是传统学派中的疑古思想在借鉴西学的基础上所 产生出的爆发力和持续力。
顾颉刚在北大求学期间，正是19世纪西方科学理论和研究方法影响中国学界的高潮，梁启超《新史 学》和夏曾佑《中国古代史》的出版，标志着中国史学迈向近代化的大门。新文化运动和思想解放的潮流 势不可挡，《新青年》杂志高举“民主”和“科学”的大旗，提倡新文化、反对旧文化，提倡新道德、反对旧道 德，已深入人心。北大在蔡元培的主持下，采取“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宽容态度，一批留学生学成归 国，将西方新的学说和科学方法带回国内，并针对中国旧学界的弊端，发动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思想革 命，如胡适的“整理国故”、“考而后信”的学术思想打破了清代学者“信古尊闻”的旧思想，经历了新文化运 动和五四运动的洗礼，一代新学人打破思想禁锢，发现中国的早期历史是由传说故事构成的，这些故事 会因时、因地、因人而流迁变化，其中有多少是值得信服的呢？
由此催生了“古史辨派”的诞生，其第一代 学人为胡适、顾颉刚、钱玄同等，第二代学人有童书业、杨宽等。 事实上，辨伪的历史与制造假书伪史的历史是相伴而行的，孔子“多闻阙疑，慎言其余”的学术思 想，司马迁不从伏羲、神农讲起，摒弃了战国时人的一些附会说法，形成了“考信”作风；乾嘉学派特别 是清代崔述的《考信录》，直接影响了顾颉刚“古史辨派”的形成，他们以怀疑、进取的精神猛烈地批判两 千年来禁锢人们的泥古、守旧思想。 顾颉刚清楚地认识到：“西洋的科学传了进来，中国学者受到它的影响，对于治学的方法有了根 本的觉悟，要把中国古今的学术整理清楚，认识它们的历史价值。……我生当其顷……能够自觉地承 受。” 1913年，二十岁的顾颉刚在回家养病期间，研究了清代学人的地理环境、社会环境和师友关系等 因素后，写下了二十册的《清代著述考》。胡适称赞顾颉刚“抓住了三百年来学术研究的中心思想” 。
1951年，徐邦达被北京大学历史系聘为考古专业的兼职讲师，为考古学专业的学生教授书画鉴定 课程，由于他浓重的江浙口音，在他讲课时，启功为他板书。他和启功深入到中国考古界的大本营里探 知考古学的基本方法和当时的发掘成就，使他有机会与许多考古学家相识，这在徐邦达的学术生涯里， 不能不说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徐邦达运用考古学中的类型学原理，寻找出历朝历代名家书画的真本， 以此作为鉴定标尺，衡量各种形式的赝品，使中国古代书画历史的面貌客观起来。
自古以来，书画鉴定家，虽以“目鉴”为主， 但亦考察流传，却无人论述二者的关系。把鉴定 方法分为“目鉴”与“考订”，并且论述二者的辩证 关系，是徐邦达在书画鉴定学方法论建设上的重要贡献。“目鉴”是就作品的风格形式来鉴别，是通过视 觉感知对形式风格的比较，比较的方法是依赖已经确定为系列真迹的视觉记忆。这种方法可能会遇到三 种问题：一是在缺乏真迹“样板”及其视觉记忆的情况下，无法判断。二是倘视觉记忆中真迹本身的可靠 性存在争议，则难获公认。三是视觉记忆的模糊性与主观性影响了准确判定。于是，自古以来，鉴家就 不得不辅以考证，查阅文献，旁征博引，对本件作品的书画家和书画内容以至细节进行考证。考订不仅 可补“目鉴”的不足，可以解决没有可据比较的作品真伪时代，而且可能找出客观的不容置辩的铁证。 对此，徐邦达指出：“目鉴，必须有一个先决条件，即一人或一时代的作品见得较多，有实物可 比，才能达到目的，否则是无能为力的。因此，常常还需要结合文献资料考订一番，以补目鉴之不足， 来帮助解决问题。”“实际上，目鉴与考订是相辅相成的。
他的《古书画伪讹考辨》是“目鉴”与“考订”结合的代表性成果。历代流传的法书名画，既有早期摹临 本，又有伪作，而且多有著录，著录中亦有同作异名现象。倘不加梳理考辨，极易鱼目混珠，鲁鱼难 辨。徐邦达的《古书画伪讹考辨》一书，即根据历年目鉴与考订相结合的研究，精选各家作品，考其流 传，辨其是非真伪，收入晋唐至明清书画家46人作品及综合性案例四题。他介绍说：《“ 书画考辨》一 种，基本上是作为《概论》中辨真伪、明是非（断代）的具体例证。一方面揭出了这些东西的真相，一方面 让阅者以之举一反三，有利于搞此项工作者有所借鉴。它的专业性比较强些。但去伪才能存真，另一方 面也使古书画欣赏者和书画史的写作者能够舍此（伪品、误定时代本）取彼……。因此两书可以说是一正 （鉴真、订正）、一反（辨伪、考讹）的‘姊妹篇’。
总之，中国书画历史悠久，独树一帜，载道蕴文，历代递 传，积淀丰厚，作为中华文化的载体，既有独特的艺术表现特色，又有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全面把握 书画的时代真伪与优劣，显然需要具备相应于古代书画家的艺术能力和文化学养，更需要融会贯通。
徐 邦达不仅仅有着极为丰富的书画鉴定实践，而且他本身就是一名年轻时代已经有名于时的书画家，而且 擅长诗词。他的山水画“功底深厚，多得元人笔意”，“笔致秀润，意趣幽深，肯在继承传统画法中创新， 融诗境于画境之内”；“旧体诗词，才思敏捷，倚马可待” 。传统的书画诗词，虽然分属视觉艺术与语言 艺术，但在思维方式和艺术语言上，多有相通之处，在这些领域兼擅求通，正是他和同辈书画鉴定大家 有别于后学之处。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他临古功深，临摹古人的作品，能精研其材料工具，穷究其画法 技巧，因为体味深入，所以尽其精微，山水、人物均可乱真，这对从事书画鉴定的研究，帮助极大。他 回忆说：“从临摹中使我逐渐广泛逐步深入地了解熟悉了一部分古书画家的艺术形式特征，因为要临得 像，非一点一划的细看细琢磨不可。临摹一遍，真比欣赏一百遍还要记得清楚、搞得明白。这对我学习 古书画鉴定来讲是太有好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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