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衡，金石考古学家、书法篆刻家。
对于这样的介绍，大家可能无感，抛开这些称谓，只说他的一个头衔，西泠印社第二任社长，在文艺界可是如雷贯耳。
一个人学书法，治印章，而不知道马衡，那么可以肯定地说，你还没摸着边儿，就象学木匠而不知鲁班一样，贻笑大方。
如果你对西泠印社不知道，那么大名鼎鼎的吴昌硕应该知道吧，中国著名书画家。我初中时，在美术书上看见他的画作，色彩艳丽，内容趣真，喜欢得不得了。他是西泠印社的第一任社长。
西泠印社好比是金石书画的最高殿堂，加入了它，即便之前再没有名气，有了会员的身份，人家也知道你厉害，如同大足石刻得到世界文化遗产的称号。
看看西泠印社随后的社长名字，你就知道马衡有多么牛叉。第三任社长，张宗祥，之后为：沙孟海、赵朴初、启功，现任社长饶宗颐。无不在书法上自成一家，影响巨大。
马衡印章
马衡，生于1881年。
宁波鄞县的马家是世家，否则上海早期的工商巨子叶澄衷也不会把女儿嫁给马衡。
婚后，马衡搬到上海居住，和几个姐夫住在虹口附近一家一幢的大洋房。马衡在岳父的公司当挂名董事，每年领6000大洋的干薪。
他根据赵明诚的《凡将集》将自己的书斋叫做“凡将斋”，在里面看书，看碑拓，有时整天不出来。结婚后的十五六年，马衡一直躲在上海的小楼用功，金石学的底子就是那时候打下的。当时在上海，马衡已经被章太炎、吴稚晖等人推许为“金石大家”。
马衡精通骑术，北大聘请他担任马术教练，一年后，才知道这能骑马、善度曲的人居然还是金石大家，遂聘请他担任“国学门导师”。马衡很高兴，把全家接到了北京。
马衡儿子介绍：母亲在父亲当大学教授时，总和他吵架。因为那时候教授常常领不到月薪，母亲说父亲只管“天外的事”，家里的事却一点不管，父亲还是若无其事的样子。他是真觉得做学问重要，否则也不会放弃上海的豪华生活到北京来了。这时候，母亲接着领叶家挂名董事的薪水，否则靠我父亲那点钱根本不够。
马衡还有另一个著名头衔：故宫博物院院长。八年抗战期间，马衡与庄尚严、傅振伦等人组织故宫文物南迁，数度转运，辗转几千公里，使故宫博物院文物免遭战火劫难，恩泽华夏，功莫大焉。
早在“九一八事变”后不久，马衡就意识到北京不是故宫文物久留之地，开始筹划南迁工作。先迁往南京，后上海，继而湖南长沙，再重庆，最后乐山，每每赶在战争之前险之又险地迁往它处。故宫文物南下，西迁，前后八年，文物多达几万箱，没一件遗失，没一件被盗和损坏，在枪林弹雨下全部安然无恙。如果没有马衡、庄尚严、傅振伦等人忠贞的爱国心和高度责任感，以及鞠躬尽瘁的付出，不可能出现这样的奇迹。
解放前夕，国民党仓皇出逃台湾，若非马衡刻意保护，现存北京故宫博物馆文物已被悉数运往台湾。
1952年，马衡受到“三反运动”波及。马衡儿子：尽管他精神苦闷，然而还是准备把所有文物捐献给故宫，1952年就捐献了一批，当时姐姐劝他卖两件文物，修修破了的房子。父亲说不卖，也不留给你们，死后全部捐献给故宫。1955年马衡死后，子女遵守了他的遗言。
马衡一辈子爱书画，爱治印，爱文物，爱到了骨子里，痴人一个。
参与故宫文物保护的庄尚严和傅振伦，也参与了大足石刻考察。
庄尚严，历任北大研究所国学门助教、故宫古物馆第一科科长。去了台湾任台北故宫博物院副院长。著名书法家，书法二王，善写瘦金体。
傅振伦，中国现代历史学家、方志学家，对现代方志学的创立有重要影响。他第一个在学校开设并讲授方志课程，也是最早撰述方志学理论专著的作者之一。他曾先后主修了《新河县志》、《北平志》、《河北通志》和《北碚志》四部志书。其中《新河县志》是他早期方志思想的结晶，体现了他在志书体例与撰修手法上的创新，被公认为近代新型方志的重要代表作之一。1945年考察大足石刻，这一时期傅正在重庆主修《北碚志》。
另有乙酉考察团成员朱锦江，著名书法家胡小石弟子，民国时期重庆中国书学会成员，对中国书画、中国古代神话等有较深研究，曾任复旦大学教授。
乙酉考察团中，马衡、庄尚严是著名书法大家，朱锦江也精通书法，三人加入考察团跋山涉水远来大足，不知是否被北山石刻蔡京书《赵懿简公神道碑》所吸引，但是事后回到重庆，他们所写的文章无只言片语提及，更不论石刻中清朝书法家王德嘉的碑刻，难道都没能进入他们法眼？费解。
北山石刻中蔡京书《赵懿简公神道碑》拓本局部，因为历史原因，流传下来的蔡京书法极其罕见，北山石刻这块碑刻可谓稀世奇珍。
马衡作为书法家和篆刻家，由其书写的北山石刻之大足石刻专家考察团碑刻（上图），不仅具有历史价值，在书法上也是弥足珍贵，值得爱好书法的游客细细观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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