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善长是投奔朱元璋的第一位儒士,被朱元璋比作萧何,洪武三年,被封为韩国公,位于明朝开国六公爵之首,排在徐达前面,他的儿子李祺迎娶了朱元璋的长女临安公主。
可是李善长却在七十七岁高龄时被朱元璋处死,而且其妻女弟侄七十余人一起被赐死,这是为什么呢?
接下来梳理一下李善长的人生经历,或许能从中找到答案。
李善长是最早投奔朱元璋的儒士。元至正十三年(公元1353年)七月,在朱元璋去攻打滁州的途中,定远人李善长前来拜见,他比朱元璋大十四岁,此时三十九岁。
李善长通晓法家学问,被同里的人推选为祭酒,后来成为昱岭关的一名小吏。在古代五家为邻,五邻为里。
朱元璋和李善长交谈后十分高兴,留下他当掌书记。
此后,朱元璋曾从容地问李善长:“四方战斗,何时定乎?”(《明史·李善长列传》)
李善长建议朱元璋效仿汉高祖刘邦,”豁达大度,知人善任,不嗜杀人“(《明史·李善长列传》)。
朱元璋听后连连称赞,攻下滁州后,提升他为参谋。
那么李善长此时的工作内容是什么呢?
《明史·李善长列传》是这样记载的:“从下滁州,为参谋,预机画,主馈饷,甚见亲信。太祖威名日盛,诸将来归者,善长察其材,言之太祖。复为太祖布款诚,使皆得自安。有以事力相龃龉者,委曲为调护”。
这段话的意思是说:李善长跟着朱元璋攻下滁州后,被提升为参谋,出谋划策,负责队伍的粮草供应,备受朱元璋信任。随着朱元璋的名声越来越大,很多将领前来归附,李善长观察判断他们的才能,报告朱元璋,同时向将领们表达朱元璋的诚意,使他们能安心。当将领之间因意见不合发生矛盾冲突时,李善长设法进行调和。
由此可见,李善长此时负责三方面的工作:首先,参与谋划重大事务;其次,筹措粮草,供给军需;最后,了解诸将才能、调和诸将间的关系。
朱元璋麾下诸将大部分都是渡江前归附的。洪武三年,朱元璋论功行赏,大封功臣,封了六位公爵和二十八位侯爵,其中徐达、常遇春、冯胜、邓愈、汤和等十九位将领是渡江之前归附的,廖永忠、俞通海等四位将领是巢湖水军将领,康茂才、朱亮祖、傅友德、胡美等十位将领是渡江后归附的。
而李善长是渡江前朱元璋身边最主要的谋士、文臣。
朱元璋能做到知人善任,妥善安排、任用诸将,因才授职,用其所长,李善长的从旁协助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
对于谋士和武将之间的关系,朱元璋曾对李善长说过这样一句话:“吾观群雄中持案牍及谋事者,多毁左右将士,将士弗得效其能,以至于败。”(《明太祖实录》)
这段话说明,朱元璋认为,元末群雄中的有些势力之所以最终败亡,谋士、文臣与武将处理不好关系是很重要的原因。
由此可推测得知,李善长在处理与诸将的关系、调和诸将方面做得很出色。
李善长不仅勤勤恳恳,尽心工作,还十分忠心。
郭子兴率部众来到滁州后,听信谗言,对朱元璋心生猜疑,夺走朱元璋的兵权,而且还打算把李善长调到自己身边辅佐,可是李善长坚持推辞,不肯去。
而李善长的忠心深深打动了朱元璋,从此对他更加倚重。
在军事谋略方面,李善长虽然可能不参与具体作战方案的确定,但是在重大决策方面,朱元璋渡江前都会询问李善长的看法,听取李善长的意见,比如渡江决策。
郭子兴去世后,四万多人的队伍屯驻于和州,几次发生粮荒,在巢湖水师归附前,朱元璋就曾向李善长提出渡江的想法,李善长认为时机尚未成熟:“我兵众而食少,舟楫不备,不足以事江左,利姑小俟之”(《献征录》)。
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咱们粮草不足,将士吃不饱饭,而且缺乏训练有素的舟师,尚不具备渡江的条件,等等再说。
不久,巢湖水军归附,朱元璋获得了舟师和粮草,李善长立即建议朱元璋渡江,“渡江此其时矣”(《献征录》)。
元至正十六年(公元1356年)三月,朱元璋率军攻占六朝古都金陵,改为应天府,并且宣布:“贤人君子有能相从立功业者,吾礼用之”(《明太祖实录》)。
从此,朱元璋先后招揽了很多儒士为己所用,但是李善长的地位并未因此下降,“军机进退,赏罚章程,多决于善长”(《明史·李善长列传》),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刘伯温前来归附。
有学者认为,朱元璋登基称帝前,做出了三个关键决策:其一,攻取金陵为根本;其二:先陈后张,各个击破;其三:北伐。
其中,先陈后张,各个击破的战略决策是朱元璋采取刘伯温的建议制定的。
元至正二十年(公元1360年)三月,刘伯温来到应天,献上时务十八策。
当时朱元璋的东面是张士诚,西面是陈友谅,处于两线同时作战的状态。以朱元璋当时的实力,只能集中兵力,逐个击破,可是先打谁呢?朱元璋犹豫不决。
刘伯温的精辟分析使朱元璋决定先打陈友谅,”士诚自守虏,不足虑。友谅劫主胁下,名号不正,地据上流,其心无日忘我,宜先图之。陈氏灭,张氏势孤,一举可定。然后北向中原,王业可成也“(《明史·刘基列传》)。
这年闰五月,陈友谅大举东下,约张士诚夹击应天,朱元璋采取刘伯温的建议,定下诱敌深入、设伏聚歼的策略,让康茂才诈降陈友谅,可是李善长对此大惑不解,问:“方以寇来为忧,何为更诱致之也?”(《明太祖实录》)
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刚才还担心陈友谅来攻,现在为何诱使他快来呢?
朱元璋解释道:“使二虏相合,吾何以支?先破此虏,则东寇胆落矣”(《明太祖实录》)。
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如何陈友谅和张士诚联手,我如何抵挡?先击败陈友谅,张士诚必然胆寒。
可见,与刘伯温、朱升等人相比,李善长在文韬武略方面渐落下风。
虽然如此,李善长的官职上仍在文臣中位居第一。元至正二十一年(公元1361年)正月,朱元璋被小明王封为吴国公,不久,任命李善长为江南行省参知政事。
元至正二十四年(公元1364年)正月,朱元璋在应天自称吴王,封李善长为右相国,位于文武百官之首。
元至正二十六年(公元1366年)七月,朱元璋与文臣武将商议攻灭张士诚的计策。
李善长认为:“其势虽屡屈而兵力未衰,土沃民富,又多储积,恐难猝拔,宜视隙而动”(《明太祖实录》)
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张士诚虽然屡次受挫,但是兵力未减,而且土地肥沃,百姓富足,粮草充足,恐怕难以快速攻下,应伺机而动。
李善长遭到朱元璋的严厉驳斥,“彼疆域日蹙,长淮东北之地皆为吾有,吾以胜师临之,何忧不拔?况彼败形已露,何待观隙?”(《明太祖实录》)。
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张士诚的疆域日益减少,淮东各地全都被咱们占领,我以必胜之师征伐,何愁不能攻克?何况张士诚败形已露,还用得着伺机而动?
在朱元璋登基前,杨宪曾联合一些检校攻击李善长“无宰相才”(《国初事迹》)。
杨宪为什么说李善长没有当中书省丞相的才能?有什么别的原因吗?
《纪事录笺证》“乙巳年条”(元至正二十五年)记载了这样一段话:上闻相国部下宣使熊义妹色美,欲纳为宫人,令都事张来释为媒,通言于熊义母。允,纳聘财讫,择日归内。来释启曰:“熊氏女许参政杨希武弟杨希圣久矣。”
这段话的意思是说:朱元璋听说李善长的部下宣使熊义的妹妹十分貌美,想纳入后宫,派都事张来释做媒,熊义的母亲知道此事后,答应了这门婚事,收下了朱元璋的聘礼,择日迎娶。可张来释又对朱元璋说:此女先前已经许配给杨宪的弟弟杨希圣。
需要说明的是,杨宪,字希武,“以中书省右丞杨宪为左丞,寻以罪伏诛,宪,字希武”(《明太祖实录》)。
那么,此事后来结果如何呢?
《国初事迹》是这样记载的:后参议李饮冰与希圣弄权不法,丞相李善长奏之。太祖将二人黥面,......劓希圣之鼻,淮安安置。后希圣兄杨宪任江西参政,来朝,太祖谓宪曰:“尔弟弄权,我已黜之,仍给熊氏与他。”宪叩头曰:“臣弟犯法,当万死,焉敢纳之。”太祖曰:“与之熊氏随住。”
这段话的意思是说:参议李饮冰、杨希圣擅权违法,李善长参奏二人,朱元璋下令对二人处以黥面之刑,并且削去杨希圣的鼻子,安置到淮安。后来,杨希圣的哥哥杨宪出任江西行省参知政事,来应天朝见时,朱元璋对杨宪说:“你弟弟弄权,我已经罢黜了他,但仍将熊氏许配给他”。杨宪磕头回答说:“臣弟犯法,罪当万死,怎敢迎娶熊氏”。朱元璋说:让熊氏跟着去淮安。
有一种说法认为,李善长之所以参奏杨希圣,是因为:熊义是李善长的部下,李善长担心被朱元璋记恨,所以上书弹劾熊氏的未婚夫杨希圣,以表明自己的忠心。
李善长以这样的方式表忠心难免给人留下器量狭小、为人刻薄的印象,《明史·李善长列传》是这样记述的:“善长外宽和,内多忮刻。参议李饮冰、杨希圣,稍侵善长权,即按其罪奏黜之。”
洪武三年七月,李善长弹劾杨宪排挤、陷害大臣,骄纵放肆,乃奸佞之臣,不久杨宪获罪伏诛。
李善长为什么弹劾李饮冰呢?他与李饮冰有什么恩怨吗?
《明史》中关于李饮冰的记载,只有两处,除了《明史·李善长列传》,便是《明史·诸王列传》:“文正......按察使李饮冰奏其骄侈觖望,太祖遣使诘责。文正惧,饮冰益言其有异志。”
这段话的意思是说:按察使李饮冰参奏朱文正骄纵奢侈,心怀不满,朱元璋派使者前去责问,朱文正惶恐不安,李饮冰又告发朱文正心怀异志。
虽然朱元璋后来在震怒之下,失手将朱文正打死,但朱文正毕竟是他的亲侄子,想起往事难免心痛不已,懊恼不已。
李善长跟随朱元璋多年,对他的性格、脾气自然十分了解,他弹劾李饮冰可能是为了向朱元璋表忠心。
刘伯温到来后,深受朱元璋信任、倚重,李善长在朱元璋心中的地位相对有所下降,对此李善长心中感受如何呢?
朱元璋登基前,对于中书省丞相的人选,朱元璋曾征求刘伯温的意见,刘伯温认为李善长是有功勋的旧臣,能调和诸将。
朱元璋则生气地说:“是数欲害汝,汝乃为之地耶,汝之忠勋,足以任此”(刘基《诚意伯文集》)。
可见,李善长此前曾想加害刘伯温。
洪武元年五月至七月,朱元璋巡视汴梁,让李善长留守应天,授予他“便宜行事”之权(《明史·李善长列传》),遇事可不必请示,自行决断处置。
在此期间,李善长的亲信中书省都事李彬贪纵违法,李善长向刘伯温求情,刘伯温不听,两人争执不下,刘伯温派人去请示朱元璋,得到批准后,立即处斩李彬。
李善长心中十分不快,朱元璋回来后,便控告刘伯温专权,“诉其专”(《国榷》),说刘伯温在祈雨的祭坛下处斩犯人,是对神明不敬,”僇人坛壝下,不敬“(《明史·刘基列传》)。
对于此事,《明史·李善长列传》是这样记述的:“与中丞刘基争法而訽。基不自安,请告归”。
这句话的意思是话:李善长因法令之争而怒骂刘伯温,刘伯温深感不安,请求告归乡里。
朱元璋自称吴王后,到登基称帝前,虽然朱元璋身边的饱学干练之才越来越多,但是李善长身为文臣之首,仍然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关于这一点,《明史·李善长列传》是这样记载的:
善长明习故事,裁决如流,又娴于辞命。太祖有所招纳,辄令为书。前后自将征讨,皆命居守,将吏帖服,居民安堵,转调兵饷无乏。尝请榷两淮盐,立茶法,皆斟酌元制,去其弊政。既复制钱法,开铁冶,定鱼税,国用益饶,而民不困。
太祖初渡江,颇用重典,一日,谓善长:“法有连坐三条,不已甚乎?”善长因请自大逆而外皆除之,遂命与中丞刘基等裁定律令,颁示中外。
上述两段话的意思是说:李善长熟谙典故,处理事务十分干练,而且擅长辞令,朱元璋每逢招纳贤才,都令李善长起草书信。朱元璋每次率军亲征,都让李善长留守,将士、官吏无从顺从,百姓安心生活,转运粮饷从未匮乏。李善长曾请求对两淮盐业实行专卖,设立茶法,都是在去除元朝制度弊端的基础上提出的。而且重新制定钱法,募工炼铁,制定渔业税,国库日益充足,而百姓也能得以休养生息。
朱元璋最初渡江,刑律比较严厉,有一天,对李善长说:“律法中有连坐三条,是否过于严厉了?”李善长于是请求从除了大逆之罪,全部免除连坐,于是朱元璋令李善长与刘伯温等人一起制定律令,颁布实施。
朱元璋登基后,李善长身为中书省左丞相,在很多重大事务中,均可见到其身影。比如:奏请确立六部官制、主持商议官民丧服及朝贺东宫仪、监修《元史》、主持编写《祖训录》、《大明集礼》等书籍,与文臣一起商议分封亲王、封赏功臣等事宜。
洪武三年十一月,朱元璋进封李善长为韩国公,食禄四千石,赐予世袭铁券,在制词中,朱元璋把李善长比作萧何,极力称赞。
洪武四年正月,朱元璋令李善长辞官。
可能是感念李善长一直以来的忠心耿耿,虽然让他致仕,朱元璋还是给予了丰厚的赏赐:临濠土地若干顷、一百五十家守冢户、一千五百家佃户、二十家仪仗士。
可见,此时朱元璋并未失去对他的信任。
一年后,朱元璋让李善长督建明中都宫殿,而且让他管理迁徙至濠州的十四万江南富民。
洪武七年,朱元璋提升李善长的弟弟李存义为太仆寺丞,李存义的儿子李伸、李佑都被任命为群牧所官员。
洪武九年,朱元璋将长女临安公主嫁给李善长的儿子李祺。
朱元璋生病近十天没上朝,李善长却没来问候,而驸马李祺连续六天没来朝见,把他召到殿前时,仍未意识到自己的过错,遭到御史大夫汪广洋、陈宁的参奏,朱元璋于是下旨削夺李善长的俸禄一千八百石。不过不久,朱元璋又让他与李文忠一起“总中书省大都督府御史台,同议军国大事,督圜丘工”《明史·李善长列传》。
洪武三年上半年,李善长生病,朱元璋开始让杨宪主持中书省政务。
可能是在杨宪获罪伏诛后,朱元璋曾想让谋士陈遇出任左丞,主持中书省政务,后来因为陈遇坚持推辞而作罢,而陈遇比李善长大一岁。
那么,李善长此时真的病了吗?
其实这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朱元璋动了换相的念头,他不想再让李善长当丞相了,这是为什么呢?
《明史·李善长列传》是这样记述的:“贵富极,意稍骄,帝始微厌之”。
这句话的意思是:李善长位极人臣,行为开始有所放纵,朱元璋对他逐渐心生不满。
原因果真如此简单吗?非也。
洪武三年,朱元璋大封功臣,在获封公爵、侯爵的功臣中,绝大部分是淮西人,李善长也是,而且李善长起初的主要工作,不论是供给粮草,还是调和诸将,都不可避免地要经常和诸将保持紧密的联系,从而在将领心中具有一定的地位和影响力,让他去监督、制衡淮西勋贵显然不太现实。
而因为缺乏制衡的淮西勋贵,势力过于强大,有可能危及皇权的稳固,这是朱元璋绝对无法容许的。
洪武八年四月,刘伯温被胡惟庸害死,朱元璋收到消息后立即下诏“罢中都役作”(《明太祖实录》)。
如果在风阳建都,家乡错综复杂的宗族关系、乡里关系无疑会让淮西勋贵的势力进一步扩展,进而威胁皇权,也许朱元璋正是出于这样的担心,才最终决定停建风阳明中都。
对于在风阳营建中都之事,而李善长始终未曾提出过异议,或许说明他此时仍未清醒地意识到自身的处境。
洪武四年正月,朱元璋提升汪广洋为右丞相,胡惟庸为左丞。洪武六年正月,汪广洋被贬去广东,这年七月,胡惟庸被擢升为右丞相。洪武十年九月,胡惟庸升为中书省左丞相。
胡惟庸是定远人,与李善长是同乡。吴元年以前,胡惟庸一直是地方官吏,先后当了七年的七品知县、两年的五品通判、一年的五品按察佥事。
吴元年(公元1367年),在李善长的推荐下,胡惟庸被提升为太常寺少卿,不久升职为太常寺卿。
后来,胡惟庸把自己的侄女嫁给李善长的侄子李佑。
洪武十三年,胡惟庸获罪伏诛,但李善长并未受到影响,御史台缺中丞时,朱元璋还让李善长暂时负责御史台事务,李善长曾数次提出建议。
洪武十八年,有人告发李存义父子实际上是胡惟庸的同党,朱元璋下诏赐死李佑,将李存义、李伸父子安置到崇明。
李善长对于此事是什么态度呢?《明史·李善长列传》是这样记述的,“善长不谢,帝衔之。”
意思是:对于朱元璋赦免李存义、李伸父子的死罪,李善长没有谢恩,被朱元璋记在心里。
洪武二十三年(公元1390年)四月,因为私亲丁斌受胡惟庸案牵连被贬去边境,李善长出面说清,朱元璋雷霆震怒,下令彻查,丁斌很快供出李存义勾结胡惟庸之事。
不久,李善长获罪伏诛,罪名是“善长元勋国戚,知逆谋不发举,狐疑观望怀两端,大逆不道。”《明史·李善长列传》
意思是:李善长作为功臣勋旧、皇亲国戚,知道胡惟庸谋逆之事却没有检举、揭发,首鼠两端、心存观望,乃大逆不道之举。
李存义父子和李善长家奴卢仲谦的供词都指向一个事实:胡惟庸曾派人劝说李善长参加谋逆,也就是说,李善长事先知道胡惟庸谋逆之事。
身为朝廷重臣,虽未参与胡惟庸谋逆,但是却也未曾揭发胡惟庸,这是朱元璋所不能容许的,李善长因此彻底失去了朱元璋的信任。
李善长为什么没有揭发胡惟庸呢?难道是对朱元璋心生不满了吗?
可能有所不满,但也可能是因为不知所措,也许他后来已经摸不透朱元璋的心思,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明朝朱祯的著作《皇明开国功臣传》这样评价李善长,“有心计而无远识”。
有心计而没有远见卓识的李善长没有看出不适合在风阳建都,也没有意识到自己无法起到制衡淮西勋贵的作用,还把胡惟庸推荐给李善长,进一步了助长了淮西勋贵权势的膨胀,胡惟庸获罪后,也没有及时像汤和那样谨慎自保,七十七岁高龄的李善长仍亲自出面向朱元璋为私亲丁斌求情,最终给自己酿下了一杯苦酒。
“知人易,自知难”(《吴越春秋》),“知人者智,自知者明”(老子《道德经》),人贵有自知之明。或许,清醒地意识到自己的优缺点,看清楚自己的处境,有所为,有所不为,审时度势,决定取舍,不过度执着于一时的得失,才能进退自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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