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兰州市委员会 史海钩沉 中国最后一个“皇太子”袁克定轶事

从早些年的电影作品《知音》到近年《建党伟业》特别是最近电视剧《辛亥革命》和《护国军魂》的热播，把那个时期的许多人物重新展现在世人面前，其中就都离不开一个重要人物袁克定。袁克定比孙中山小12岁，比黄兴小4岁，比梁启超小5岁，比蔡锷大4岁，比汪精卫大5岁，比蒋介石大9岁，比溥仪大28岁，辛亥革命那年袁克定33岁，洪宪帝制时袁克定已经38岁了。袁克定（1878——1958），他并非影视作品中杜撰出来的人物，而是袁世凯的大公子，并曾一度以“皇太子”自居，袁克定在辛亥革命时期的政治舞台上已经是一个有相当影响的人物了。本文就袁克定其人之逸闻趣事予以披露。 婚姻中曾被戴过绿帽子 袁世凯，河南省项城县（今项城市）人，一生先后有一妻九妾，共生了17个儿子、15个女儿，17个儿子又为袁世凯生了22个孙子、25个孙女，儿孙总计达79人，真可谓是个儿孙满堂的大家庭。袁世觊于1877年，随其堂叔、时任清廷户部左侍郎的袁保恒,由北京到河南府开封帮助办理赈务。次年初，豫东一带春霖普降，袁保恒正计划到灾区视察、巡视春种情况，尚未成行却不幸染上霍乱。那时，霍乱本就属不治之症，心力体力都近衰竭的袁保恒，更加承受不住，故而患病3日就溘然长逝，袁世凯遂护送其堂叔袁保恒回项城老家安葬。丧事办完之后，袁世凯便顺势在老家与河南省沈丘县大财主于鰲之女、目不识丁的于氏完婚。当年12月便生下一男婴，按照其家族排辈“保世克家启文绍武”等辈的排行顺序，给婴儿取名克定，又取字云台、员台，取号蝶盦(后自取别号慧能居士)，因其是原配于氏所生，袁克定自然就成了袁世凯的嫡出长子，其身世地位也就非同一般。袁克定刚生下来时，由于额头上长着一块胎记，所以乳名就叫记光，也叫小记儿。这块胎记等到他长大后就逐渐消失了，但其祖父母直到他成婚后，仍然不时直呼他的乳名小记儿。 1882年，因朝鲜发生内乱，清廷派驻防山东的庆军统领吴长庆率领全军入朝。袁世凯也随庆军前往，先后在朝鲜12年，袁克定是嫡出长子，从小就随其左右到了朝鲜，由袁世凯的大姨太太沈氏代为抚养，并让小克定称沈氏为“亲妈”。这既说明袁世凯宠爱沈氏，也说明克定与沈氏的关系非同一般。此后，袁世凯历任任山东巡抚、直隶总督和军机大臣，克定也都一直跟随在其父身边，所以他从小就对旧官场中的事情，非常熟悉通达，并渐渐地受熏陶而在政治上也很有野心。袁世凯很喜欢这个长子，也很信任他，所以在家庭和亲友中以及在老袁的一些部下面前，他所说的话，所做的事，都非常受人重视。袁克定养尊处优，自小养成了骄奢淫逸和骄横跋扈的性格，这为其以后的荒唐、固执、孤傲和悲惨人生埋下了伏笔。 袁克定的婚姻，是由袁世凯作主包办的，娶的是湖南巡抚吴大澄的女儿吴本娴。吴氏只生育一女家第，后其在天津嫁给苏州文化人曾任浙江大学训导长的费祥仲教授。由于袁克定属虎，吴本娴属龙，认为龙虎相斗，会互相冲尅，按照当时迷信的说法，需找一个属鸡的女性来牵一牵才能破解。因此在袁世凯的同意下，又娶了一个小户人家的姑娘马彩凤作为袁克定的侧室，称大姨奶奶。马氏生有一子家融和一女家锦。家锦在天津时嫁给通永镇总兵雷震春的长子雷存政为妻。家融娶北洋时期曾任湖北督军的王占元的三女儿王惠为妻，可谓是门当户对。 原配吴本娴耳朵很聋，袁克定与她说话只能是笔谈，交流比较困难；大姨奶奶妈马彩凤人长的也不好看，克定对其也不如意。所以在袁世凯就任大总统时，袁克定又纳了一个戏子章真随（又名章淳一）为二姨奶奶。二姨奶奶人长得十分漂亮，是个京剧演员，唱“髦儿戏”出身，是女文武须生，因擅演《定军山》中的蜀国大将黄忠，故时人多称她为“老黄忠”。她举止轻浮，对克定非常厉害，袁克定很怕她，又很宠爱她，处处纵容，任其欺凌辱骂不以为怒，但她却偷吸鸦片成瘾，且不敢让丈夫知道，因袁克定从不吸烟、喝酒和赌博，也不准家人如此，即使在后来分了家后，整个家族人也不敢在他面前有上述表现，否则，将遭受他专制家长式的当面严厉斥责。袁世凯死后，袁克定带着一妻二妾和一子二女搬到天津德租界威尔逊路(现河西区解放南路)85号居住。章真随更是恃宠而骄，遇到点小事情不顺气就在袁克定面前摔东西、发脾气撒野，渐渐地袁克定对她的感情也越来越淡。不久，章真随时常喊着头痛，要求请个西医大夫为她治病，经袁克定同意后，便有一个英俊的西医大夫隔三差五上门为章真随诊治。然而，袁克定万万没有想到，这个水性杨花的章真随竟是以头痛为借口搞婚外情，在其闺房之中与西医大夫竟然做出了苟且之事，被袁克定当场捉奸在床。袁克定被戴了绿帽子大发雷霆，断然割爱，将她驱逐遣送出天津，但为了顾全面子和声誉，未公开声明与她脱离关系。1935年袁克定全家又由天津迁到北平（今北京）北城鼓楼东大街宝钞胡同63号居住，因不喜欢原配吴氏和大姨太太马氏，袁克定就独居在北平东皇城根1 4号住所。章真随此时也在北平，故又不断给他写信，陈述自己生活如何无依无靠，请求给以救济，克定犹念旧情，照常按月供她生活费用长达8年之久。这件事袁克定是让曾任总统府的上差、后为他的贴身佣人戴文林私下办理的，不公开让他的家属和亲友知悉。但章本性难改在北京仍不检点，借与袁克定过去的关系又进行招摇撞骗。袁克定一怒之下，派专人将她送回河南辉县袁家花园中单独居住，生活费用由他亲自批签，在该处地租中支付。1938年以后，袁克定对她的情况仍时有询问，未能忘怀，后章老死在袁家花园。 长期以来，袁克定对其原配吴氏采取敬而远之的态度，吴氏亦自觉的不去接近他；对大姨奶奶马氏，因念其生有一双儿女家融和家锦，且受母以子贵的旧观念影响，尚能一般和谐相安。 为了复辟帝制竟伪造《顺天时报》 《顺天时报》1901年10月创刊，原名《燕京时报》，是日本外务省在北京创办出版的一份“学中国人口气”、供中国人阅读的中文报纸，在中国各主要城市派有记者和通讯员，收集中国政局内幕，支持亲日派军阀，是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的重要舆论工具和文化侵略的一部分，发行量曾经达到17000多份，一度成为华北地区第一大报纸，也是在中国有重要影响的一份报纸。 基于《顺天时报》的巨大影响，袁世凯非常重视这份报纸的动向，他在平日公余，就爱阅览该报。待其当上了民国大总统之后，觉得大总统做得还不够过瘾，因为权力还要受到国会和内阁制约，就梦想着要做权利不受任何限制、可以为所欲为的皇帝，但当时的民心已经趋向共和，形势的发展使帝制很快成为众矢之的。原先支持袁世凯称帝并准备以此要挟袁世凯的日本人，见其威信扫地，转手之间又采取了倒袁政策，袁氏派赴日本向天皇献媚的特使周自齐遭到冷遇，日方不准备承认帝制，还责备袁氏“断行帝制，无视友邦劝告”。《顺天时报》此时也公开改变宣传口径，开始声讨袁世凯，而袁氏一贯是很欣赏这家报纸的。袁克定则是极力拥护帝制的，力主其父登基，如果父亲称帝，实现“家天下”，他这个“大太子”就可以承继帝位，现在称帝已经遭到一片骂声，如果父亲因此罢手怎么办？为促使老子下决心复辟称帝，袁克定心生一计，纠集了一帮无耻文人又伪造了一份宫廷版的《顺天时报》，无论是刊头题字还是版式设计都和真的一模一样，天天登载拥赞帝制的舆论，袁世凯天天看到这些文章，当然非常高兴，把袁世凯骗得昏天黑地，飘飘欲仙。这张伪报，也就是中国新闻史上滑稽万分的仅供一家人阅读的“错版”报，这在中国报纸史上可谓是“空前绝后”的稀奇古怪事情。 袁克定不但给父亲看的《顺天时报》是假版的，给家里其他人看的也是假的。不久之后的一天，袁家的一个侍女要回家探望父亲，袁世凯的三女儿袁静雪让她顺便买一些自己爱吃的五香酥蚕豆。第二天那个侍女买来一大包，而用来包蚕豆的报纸竟然是整张的真《顺天时报》。无意中袁静雪发现，这张前几天的报纸和他们平时所看到的《顺天时报》的文章调子大不相同，赶忙找到家中同一天的报纸来对照，结果大吃一惊。两张报纸的日期虽然相同，而内容却大不一样。袁静雪觉得很奇怪，便去找二哥袁克文询问究竟是怎么回事。袁克文早就看到了和家里不同的《顺天时报》，只是不敢说破，他鼓动袁静雪去跟父亲说明。当袁静雪把真的《顺天时报》拿给其父看后，袁世凯十分生气，这才如梦初醒，方知是上了大当。当问明是袁克定捣的鬼后，气愤至极，就在他跪地求饶中，用皮鞭子把他狠狠地打了一顿，一边打，一边还骂他“欺父误国”，并从此对他不再信任了。 为了争当“皇太子”曾动过杀机 袁克定在政治上一直存有野心，多年来他随其父在官场上行走，长期拜倒在皇权之下，极端羡慕帝王的淫威和特权。特别是袁世凯在就任大总统后即有称帝阴谋，克定更有立为皇储的欲望，迫不及待地竭尽全力鼓动父亲早日黄袍加身，亲登大宝。 1912年，英、日两国驻华公使朱尔典、门之益分别代表本国政府呈给袁世凯密电说：“英国、日本两国政府愿与中国联盟，但英日两国均为君主制，而中国尚系民主，联盟恐不能长期巩固。联盟后愿帮助中国建立强有力之政府(暗指君主)。”当时日本首相大隈重信，亦在东京报纸上发表谈话说：“有日本为君主国体，中国若行帝制，则与日本为同一国体，日本当然乐为赞助，且袁氏(指袁世凯)事实上巳总揽中国之统治权，改行帝制尤与事实相合。” 1913年美国古德诺政治博士由美来华，在北京谒见了袁世凯，袁把他在北京所著的《共和与君主论》一书，让英文翻译、参事林步随翻译出版后，畅行当时。书中倡言中国宜于君主立宪，指出民主政体不及君主。后来袁克定在其父的《洪宪筹安会宣言》中则大肆吹嘘“美国大政治学者”古德诺博士的“卓越远见”，并同时夸张地宣传英、日两国政府和日本首相如何公开支持等等。袁克定的外籍密友，英国人朱尔典、日本人有贺长雄(日本陆军部大本营中佐参谋，袁世凯小站练兵时的军事参谋兼总教官)、西原(日本驻华外交官、后为袁世凯的顾问)亦在侧向他反复陈述变更国体是长治久安的大业。朱尔典更是在中南海怀仁堂国宴间，竟用英语尊称袁世凯为“陛下”；西原在给袁世凯的信中，竟出现了“请贵大总统高升”等辞句，极力为袁世凯在中国实行帝制推波助澜。 袁世凯原本就有浓厚的封建迷信思想，不仅相信八字，更相信风水之说。袁克定暗中找来算卦先生人给其父亲算了一卦，批了批生辰八字，说他的命“贵不可言”。为进一步迎合袁世凯的称帝野心，19 14年底袁克定暗中指使原籍项城祖坟看守人韩诚，用一条旧石块刻上了“天命攸归”等字样，先加以人为的古化，而后深埋于地下，待其腐蚀多日再挖出来送到北京展示，作为称帝祥兆。且又让韩诚谎称在袁克定之祖父袁保中的坟侧，夜间不时有红光出现，形同火炬，照耀方园里许。还编造说，袁氏先茔附近生长出一株紫藤树，状似盘龙，长逾丈许等。袁克定编造这些谎言征兆和当时国际上的舆论，对袁世凯预谋复辟称帝，起到了巨大的推动和坚定信心作用。从1914年开始酝酿帝制到1915年下半年，北京中南海内外完全被称帝的气氛所笼罩，使袁世凯误以为时机已经成熟，便决定进一步加快称帝的步伐。袁克定的预谋活动，也由秘密转为公开。袁世凯的机要秘书夏午贻则整日周旋于袁氏父子之间，承上启下，传递信息，往返通报。 1915年1月间，袁克定曾邀请梁启超到北京西郊汤山赴宴，企图挟制其服从帝制，以争取知识分子和社会名流的支持，席间只有筹安会的主事即所谓著名的“六君子”之一的杨度做陪。他对梁的谈话阴阳含蓄，表面上只说共和无一是处，实际上则暗示要变更国体，以试探梁启超的立场和态度。但因当时双方的观点不同，谈话始终未能统一认识，结果是席未终即不欢而散。不久，袁克定再次约梁面谈，他一上来就开门见山说要变更国体，问梁肯否支持，并以恫吓之辞相要挟。梁被逼无奈只好说等和大家商议后再行回复。次日梁启超回复说没有异议时，袁克定顿时喜形于色。他当时俨然以皇太子自居，并已提前刻好“大皇子印”金印一颗，相当精致，一些邀宠者在上呈他的书函时，也称之为“大皇太子殿下”。但此金印后因复辟帝制很快失败，所以一直没有真正动用过。 1915年在袁世凯日夜忙碌积极筹备称帝时，内外交攻的形势随之袭来。蔡锷首先在云南发动了武装起义，组成了反袁护国军，旋即日本也改变了原来赞成帝制的态度，变为反对帝制，搞得袁世凯非常狼狈，忧心忡忡，心烦意乱，不知如何是好。同时，家庭内部又起矛盾，后院失火，一场家庭内关于“立太子”的纷争接踵而来，使袁世凯一时陷入了内外交困的艰难境地。袁克定作为长子，1913年初在河南彰德（今安阳）车站因骑马不慎坠地，腿被摔伤。坠骑致残，不仅变成了瘸子，而且左手也受了伤，手心没有正常的厚皮，经常戴着一只手套，很不美观，因此，袁世凯说他是“六根不全”，将来怎能够“君临万民”。故袁世凯曾露出口风，拟在次子克文和五子克权二人中，择一人立为太子。这个“立贤不立长”的风声一经传出，就马上给人造成了袁世凯亲自密谕选定皇储之事似乎已定的局面，等其驾崩后即可公开付诸实施。且这时克文、克权的金花皇子服也与其他兄弟的不同，而与长子克定的皇子服从形状、款式、色彩、镶缀、刺绣等各方面完全一样，毫无二致。四子克端为此曾向袁克定质问皇子服为啥不一样，他只说“可能是老二和老五背着大爷(克定习惯背后称其父为”大爷”)用重金买通做衣服的瑞蚨祥掌柜偷偷做的，老四你不要着急，等我到时候再收拾他们”。克定嘴上虽这么说内心却惶恐终日，寝食不安。这一时期他有时在中南海卍字廊居住，但大多住在北海团城。尚在1914年7月，袁克定曾以养病为由住在北京西郊汤山，由拱卫军三个分队随从护卫，此时这支拱卫军也随他改驻团城，担任了护卫军，仿佛是在护卫皇太子一般。 在立皇储纷争激烈之时，袁克定的左右幕僚中有急欲作进身之阶者，便以唐朝李世民宫门喋血的故事暗示他，应及早下手剪除对手。不久，他便在其住所团城设西餐午宴款待其二、三、四、五、六、七诸兄弟。老二克文身边亦不乏智友谋士，闻讯后也以曹丕、曹植兄弟 “煮豆燃豆箕”之事相告。在午宴上，老大克定劝酒时，老二便借故滴酒未饮，用随身自带的银制刀匙试用，果然发现银匙变成黑色，酒中有毒，老二便当即含怒离席，诸兄弟亦随之不欢而散。此事很快被袁世凯知道，遂密召克定进见大为斥责，其母于氏却一再偏袒他，并与老袁争吵不休，致使袁世凯多日郁郁不乐，最终也没能化解家庭矛盾。袁克定为了争夺太子之位，险些酿成诸皇子被毒死之悲剧。 在两次主持分家中被怀疑多吃多占 袁世凯死后，袁家没有了主心骨，全家人一天到晚吵吵嚷嚷、争个不停，最后大家一致提议要分家，各自过各自的生活，袁克定也只好同意。他是长子虽然身残但仍得由他出面办理，特邀请他们的父亲袁世凯的生前笃交老友徐世昌出面，共同主持第一次分家。袁克定生母于氏因是原配，故分得钱财最多；袁世凯的9位姨太太除三、四、七3人早逝外，其余的大、二、五、六、八、九6位，每人各分得现款6万银元、黄金各30两，作为养老费用；袁克定嫡庶兄弟17人，每人各分现款8万银元，黄金各40两，股票各7万余元。袁世凯共有1 5个女儿,除四、八两人早逝外，其余1 3人每人各得嫁妆费1万银元。分家总账掌握在袁克定手中，他所分得的的钱财，尚不包括其父在总统任内时他单独居住在北海团城时所攫得的文物字画，此数亦很可观。袁克定酷爱古玩玉器、昂贵钟表以及历代字画珍品，凭借其所谓“大太子”的特殊身份与权势，对当时故宫陈列所、北京博物馆的稀世珍宝，或取或求，尽归已有，所得甚丰。袁世凯死后，袁克定在黎元洪总统的特殊照顾和护送下，将大批文物装箱，运抵天津威尔逊路他的私宅，全部占为己有。 袁克定对其母亲颇尽孝道，其父死后他把母亲于氏接来天津居住。于氏经常痛念丈夫袁世凯之暴死，日久竟抑郁成疾，请中西医生多方诊治无效，旋于1917年病逝津门。于氏所留钱财，均由其子袁克定继承。袁克定将其母亲灵柩运回彰德，与其父亲袁世凯合葬一处。在他守孝期满回天津时，将袁世凯生前在彰德洹上村花园养寿轩所遗的文物字画、高级裘皮和家俱陈设等，全部运至河南辉县的一处袁家花园中存放，并派专人看管。后这批财产和袁世凯在河南开封、卫辉、浚县、淇县等地的全部田产，于1928年在国民革命军北伐途经河南时，被悉数收归国有。 1938年春，在抗日战争时期北平、天津失陷守后，袁克定又到天津主持袁氏家族第二次分家，把各房当家人召集在狄更生道袁家大院，协商分割袁世凯在北平、天津所遗之不动产5处即北京锡拉胡同9号、北城宽街炒豆胡同20号、北京西郊海淀挂甲寺，天津狄更生道455号、河北区三益公司等处房产，由管事陶树德经手一次性全部卖出，袁家“克”字辈除老二克文病逝外下余的16人平分，每人各得伪联币（抗战时期华北伪政权所发行的货币，1元约合今人民币12元）248，400元；另有河南彰德及辉县两处的房地产亦在这次分家之列，最终也被分掉。 两次分家均有袁克定操持，他也因此被落下了多吃多占的恶名。他自己的私产情况及存款数字，却从未向家族和亲友透露过一点。袁克定虽家资巨富，但却很吝惜，如他乘其克字辈兄弟用袁氏公费集体去美国留学之机，把其长子家融也安插其中，至毕业归来未花他个人分文。但他对动用袁家公产却非常慷慨，家中的老佣人请求救济帮助时，他总是有求必应，每次都是批在公产房地租中支付。动用公产款项的批条，非他亲自签署无效。 袁克定有时为了宣传自己的经济状况拮据难支，他不惜自欺欺人、掩耳盗铃，虚张声势地将自己持有的股票公开送入银行作抵押，以迷惑亲友家族，白耗利息亦在所不惜。他的管家陈顺，曾向他请求拿了2万元，在天津开办了人生寿缘会。后因该会赔累不堪，所欠债务竟累及铺保袁氏三益公司房产。人生寿缘会被法院查封，勒令限期偿还所欠债务，否则，将处理三益公定事先在未征得家族同意的情况下就私自将此房产作担保，如果真以此房产抵债，袁氏全家族势必不予答应。因此,陈顺苦苦哀求袁克定另想别的别法，他只好用自己的私款数万元替他还了债，才算了事。 在抗战之时平津沦陷期间，十弟袁克坚在得知袁世凯生前曾在法国银行存有巨款200万法郎、其父死后任由其大哥袁克定支配的情况后，曾到他大哥家当面质问，表示强烈抗议，并提出应由大家共分。在法国银行存款的情况，袁克定先是闪烁其辞、支吾应付，在十弟的一再逼问下，无奈之余他只好批了“事可行”的条子，并亲笔签名，被迫同意共分那200万法郎。紧接着他又后悔，又把自己写的那张条子要回来撕毁，从而更加引起全家族人对他的怀疑和极大不满。不久，又发现袁克定寓居天津时，又和大管家袁乃宽合谋，将袁世凯所遗房产天津河北区海河东岸平安街的楼房住宅一处私自变卖伙分，此事泄露、消息传扬出去后，全家族人更认清了他这个伪正人君子的真实面目，普遍对其蔑视。后来他察觉到这种情况后，对家族中的经济困难者，便采取关怀态度，主动资助、嘘寒问暖。这种施以小恩小惠的手法，的确又起到了一些笼络人心的作用，使受惠者又为袁克定编造能顾全大局的舆论，从而又赢得了家族人对他的好感。 在生活习俗上深受封建礼教思想影响 在袁世凯的众多子女中，袁克定是嫡出长子，与他最接近的二弟克文也比他小11岁多，其他弟妹则小的更多，他与弟妹们在年龄上都相差较大，弟妹们从小都得接受他的管教，他在弟妹们中的长兄地位近似父亲，神圣不可侵犯。在所有兄弟姐妹中，袁克定和其父亲接触最多，受其父的熏染也最深，封建思想作风表现得也最强，所以不时也流露出与其父袁世凯一样的封建大家长和集权专制作风来，但他表面上看似乎是一个旧时代里道貌岸然、循规蹈矩的人物。袁克定是嫡出长子，处处事事要做弟妹们的表率，所以他总要摆出一副恪遵所谓“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的样子来。他不抽烟，不喝酒，一举一动都合乎旧时代所谓的“规矩”，他对父母极其恭顺，每逢他们生气时，他总是恭恭敬敬、和颜悦色地跪着回话。他对待父亲的各个姨太太，也同样地周到尽礼，特别是对大、二、三姨太太，更显得特别尊敬。他是由大姨太太抚养长大的，对她也自然应该有所不同，可是对二、三两个姨太太的生日，或是逢年过节，他也总去给她们磕头。他对弟妹们也极为客气，说话总是面带笑容，但弟妹们却认为他虚情假意，都不愿和他主动接近。袁世凯死后，他对二姨太李氏仍极其恭敬持之以礼，从未稍怠。因袁世凯在朝鲜时，二姨太对其维护甚切，后其回国在山东巡抚、直隶总督任上，对她亦相当重视，故此袁克定破例称呼她为二妈，在她60大寿时，克定广为邀请老一辈艺术家如陈德霖、王瑶卿、王凤卿，余叔岩、朱素云、尚小云、小翠花等，在家大唱堂会两天，并宴请北洋派执政和在野的众多官僚政客及社会名流，耗资巨万，一时引起不小社会轰动。大姨太太沈氏对克定有养育之恩，他时刻牢记在心不敢有丝毫慢待，后沈氏在天津病逝，袁克定不禁大办其丧事，且又以反穿白羊皮袄为标志来深表重孝，封建愚孝思想在他身上随时都能体现出来。 封建腐朽思想在袁克定头脑里中毒很深，他平时谈话时，非常忌讳别人说“凯”和“定”这两个字，谁要无意中说了这两个字，就是对其父子俩袁世凯、袁克定的大不敬和大逆不道，就是犯了“圣讳”不可饶恕。袁世凯的一个老部下叫安玉昌，和袁克定的私交也不错，在战争中因腿伤致残，克定平日对他赏赐频繁，抚慰有加，相处得很好。有一次，安玉昌来家里看望袁克定，临行告辞时把他送到门口，安受宠若惊，也许是由于过度紧张，在慌乱中忘记了袁克定的忌讳，脱口说出“请大爷留步，我过几天一定再来给大爷请安。”他的话刚一出口，袁克定马上就变了脸色，盛怒之下，将安玉昌斥退，永远不准他再登府门，并断绝了对他后半生的一切资助。后来，当安弄明白是自己在说话中犯了“定”字的忌讳时，懊悔终生，饮恨至死。 袁克定一生中每年有三个忌日：一是父亲的忌辰，阴历五月初六；二是父亲的生辰，阴历八月二十日，所以每年的端午和中秋他是不过节的，因这两个传统节日与其父亲的两个忌日在时间上离得太近；三是他自己的生日，腊月二十六，他从不给自己做寿，一向事先回避。 袁克定对其父母二人的遗像，常年供奉，除在他自己家中专设祖先堂，初一、十五烧香叩头外，在年节及生辰忌日，还要特意到天津狄更生道袁家大院祖先堂(祠堂式小楼)行礼祭祀。行礼时不准家中女眷参加，更不准任何人嬉笑、打逗、喧哗，否则，他认为是亵渎祖先和神灵，立即斥责逐出。 袁克定的衣食住行非常讲究，平时头戴黑呢子四方形小帽，帽的前上方嵌有小方玉一块，除夏季外均穿黑呢子紧身长袍，青缎子小坎肩；常年着高腰长筒黑皮小马靴，冬季向不穿皮衣或棉衣，只多加一件军便服的黑呢披风；夏季改穿黑、兰色布大褂，有时已褪色显得很陈旧也不改换，即使酷暑炎热，独居屋内时也不裸胸袒臂，始终保持着正人君子的模样。每日三餐，正襟危坐，道貌岸然，在汽车上或看戏时在包厢内，均端坐正中央，不靠不歪；在书屋独坐时，书案上摆有一个木柄铜铃，需要叫人时便摇几下铜铃，佣人就应声而入，否则不准任何人入内，俨然一副帝王气派。 袁克定的尊卑、嫡庶观念十分严重，每逢年节喜庆或婚丧大礼，他见到父亲的各房老姨太太们，总是先等她们叫他大爷后给他跪地磕头时，他才借腿疾不便为由，迟迟跪地而后经别人拦阻扶起；其庶出弟妹们必须集中一起给他拜年、道喜，他才还礼；对子侄辈们给他参拜则只受不还；受下人的礼时则端坐不起，只略一挥手而已。他还禁止女眷外出看戏和电影，禁止女眷参加一切社会活动。 抗日战争期间拒绝出任伪职 抗日战争爆发前，蒋介石恐北洋元老段祺瑞被日军拉拢扶植，充当华北伪政权的傀儡，特派专人北上迎段南下卜居上海。段的老下属也是袁世凯当政时期的总统府秘书王揖唐在征得袁克定的同意后，借机请段祺瑞转告蒋介石，说袁氏族人家境日下，经济窘迫，生活困难，请求蒋归还袁世凯早年在河南被没收充公的田产。蒋介石在南京下关车站迎接段祺瑞后又陪同段乘船赴沪，途中在轮船上段向蒋面谈了袁世凯后人的境遇堪怜，请蒋发归其被没收的河南遗产，蒋答应照办，回南京后，即手令发还，但因受到某些阻力一时未能实现，王揖唐便在《大公报》上发表了《南京国民政府政令不出都门》的文章予以嘲讽，王因此被南京国民政府下令通缉，而后被迫东渡亡命日本。袁克定则深讳此事，始终只字不提。1937年北平沦陷后，王揖唐先后任日伪华北临时政府常务委员会委员兼内政部长、内务总署督办，齐燮元先后任华北伪治安总署督办和绥靖军总司令，王克敏任华北伪政务委员会委员长，曹汝霖任华北伪政务委员会咨询委员等，这些大汉奸们都是北洋军阀时期的军政要员，都是袁世凯的旧属，他们商请华北日军当局同意，通知伪河南省省长陈静斋，将袁世凯在河南省被充公的全部庄园地亩悉数发还，并在北平组建了“袁林管理委员会”，由王揖唐、齐燮元、王克敏、曹汝霖等出任委员，管理位于河南安阳洹水北岸之太平庄的袁世凯陵墓。后来曹汝霖又征得华北日酋同意，准予将袁世凯在安阳洹上村的花园卖给日寇，且日本人出价很高，但袁克定认为这是其父亲的发祥之地，决不能有损，力排袁氏家族众议，坚持不卖给日本人，致使花园最终未能出售。袁克定当年居住在北平颐和园清华轩别墅，王揖唐、王克敏、齐燮元、曹汝霖等常来家中看他，见面时仍称“大爷”，书信往来时则称“云台长公”。伪河南省省长陈静斋致函他时因信中称“云台仁兄”，他便气愤地将信往桌上一摔，连声说道陈静斋“岂有此理”……责骂其犯上，不懂事理。 当时，日伪北平市政府市长余晋龢，日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建设总署督办殷同、教育总署督办汤尔和、政务厅长朱琛，在未取得袁克定同意的情况下就在《新民报》上刊登了他们和袁克定共同署名的“拥护东亚新秩序”的声明。袁克定见报后，欲公开澄清他不在联合署名之列，但当时的北平各报纸均不敢登载，他辗转托人，最后得到伪华北政务委员会顾问、日本人野畸诚近的帮助，才得以登出声明“未经本人同意，署名不予承认。”为此，他曾遭到日军宪特的猜忌和注意，每逢外出，途中总有小警车跟踪监视，先后达几年之久。 袁克定当时住在北平，一直非常恐慌与苦闷。因其父亲当年的日本顾问日本贵族院议员、陆军中将阪西利八郎，日本陆军特务机关长、东京警察总监土肥原贤二，日本济南派遣军司令官、陆军中将喜多诚一，日军保定市特务机关长、陆军少将铃木繁二郎等人，除关注北洋旧军阀吴佩孚、靳云鹏等人外又多次极力拉拢袁克定，欲使其出任华北伪政权要职，借以号召网罗其父亲袁世凯的北洋旧部，让更多的人参加到日伪政权中来，以便为其侵华服务。袁克定每次都推说自己年迈多病，婉辞谢绝，直到日军在华投降，他始终没有出任任何伪职。一次，袁克定乘车由北平市内返回颐和园住处，途经西直门日伪宪警哨所时，被日伪警察勒令下车进行蛮横的搜身检查，他因受辱气病住院多日。之后，曹汝霖帮他办了一个特别通行证，才免受检查盘问。他留存在天津家中的文物古玩，曾遭到日军宪特的检查和敲诈，损失甚大，但也无可奈何。后来，北平日军以劝他学习日语为由，强行给他请了两名日本人教师，每日在其别墅中食宿，实际上这是日军特务机关派去的特务，以便从中对他进行监视。 抗战胜利后，袁克定仍住在颐和园，每日以书画自娱。一次傅作义将军游颐和园，无意中碰到袁克定。双方原不相识，经人介绍，傅将军对他在八年沦陷中不为日伪诱惑所动，拒任伪职，极为赞许，他亦为自己没有丧失晚节而感到庆幸。1946年春，蒋介石飞抵北平，曾亲自宴请原北洋政府国务院总理靳云鹏和袁家大管家袁乃宽。在抗战期间，靳、袁二人亦均不为日伪诱惑所动，拒任伪职。蒋在宴会叙谈中曾表彰了靳、袁二人忠贞可嘉，并托袁乃宽向袁克定代为致意，对他拒任伪职亦表示赞赏和敬佩。在北平沦陷的抗战期间袁克定始终不为日军许他的高官厚禄所动，一直拒绝出任任何伪职，保持了一个炎黄子孙的民族气节，还算值得骄傲。坚决不做汉奸的美名一经传出，他又重新被人们所认识，早年“欺父误国”的事遂逐渐被人淡忘。 垂暮之年靠政府救济生活 袁克定依靠父亲创立的基业，家资巨富，原本可以吃穿不愁，悠闲充裕地度过一生。但他不善经营，特别是一向花钱大手大脚，动辄数以千计、万计，所以到了晚年，诺大的家产已被挥霍一空，生活穷困潦倒没有着落。袁克定在年近七旬时，家中的文物古玩被佣人申天柱以供他晚年生活费用为由，借口开一古玩商店而后全部骗走。其独子袁家融又把他仅剩的一些股票全部拿去折价投资到天津新懋交易行充作股本，当时商定投资所得利润作为老父亲的养老生活费用，可以随时支取使用。但后来家融不念父亲年迈生活无着，分文不给，致使他无法正常生活下去，家中的仆人们也大都先后离去，最后竟沦落到由他的一个最忠实的佣人到菜市场去捡菜叶子供他生活，他不但吃不上鱼肉，就连馒头也吃不上，每天只能吃窝窝头充饥，境遇非常凄惨。尽管如此，这位曾留学德国的中国最后一位“皇太子”袁克定，人虽穷却仍然还要摆上几分谱，每当吃窝窝头时，必将窝窝头切成薄片，佐以咸菜，胸带餐巾，正襟危坐，俨然是一副吃西餐的架势。其表弟、号称民国四大公子之一的张伯驹曾为此作诗，诗中有句云“粗茶淡饭仪如旧，只少宫詹注起居。”生动形象的勾画出了他此时的悲惨境况。到了1948年，无奈之下他只好搬到北平西郊清华园张伯驹的家里寄居，由张承担起他的一切生活费用。 这时的袁克定干瘦、矮小，穿一身长袍，戴一小瓜皮帽，拄着拐杖，也许是年老了，走起路来一高一低瘸得更厉害，成了一个样子很可怜的、没多少人关心的、有些孤僻的老人，他因为穷困也不敢再摆架子了，与客人见面总是很客气和善，总是微微欠身点头致意，对小孩子也一样。此时他的原配夫人吴本娴已经去世，他和大姨太太马彩凤在一起生活，但他们各自住在各自的房间里，并不在一个房间里居住。他们住在张伯驹家的前院房子里，前面的房子有个空阔的大门楼，夏天时袁克定常到那里纳凉或吃饭，没事时就钻进他的书房里看书，另一个爱好就是看棋谱，偶尔也作画和写字，以打发时光。 1949年初北平宣告和平解放，这时张伯驹一家的生活也无力自给了，对袁克定的家庭生活供应也难以兼顾了。袁克定的窘迫生活旋被中央文史馆馆长章士钊获悉，章在袁世凯任大总统时期曾任教育总长，与袁克定有过交往，章士钊就以馆长的身份给袁克定弄了个馆员的职务，月薪60元，在家坐领一份工资，靠人民政府的照顾来维持生活。1958年袁克定病逝在北京张伯驹的家中，丧事全由张伯驹代为料理。袁世凯曾说过“我们袁家男人世代没有超过60岁的”，他却没有想到自己的残疾儿子袁克定竟活到了80岁高龄，袁克定最终走完了自己跌宕起伏和极富传奇色彩的人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