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高平（左）和张辉
从2003到2013年，一个再简单不过的案子让安徽人张高平和张辉叔侄俩坐了10年冤狱。10年后，叔侄二人终于重获清白。
走出监狱，失去10年光阴，命运和生活因此全部改变，而案件中牵涉的法律与逻辑更是让人无限慨叹。
A 好心带人惹出飞来横祸
2003年5月18日晚，张高平和张辉开着大货车从安徽歙县去上海送货。途中熟人让他们带一个女孩去杭州，“我还说我们去上海，到杭州都半夜了，不方便也不安全，他说没事，有人接，到地方把人放下就行了。”张高平说，在车上，他还跟女孩聊了一会儿，问她为什么非得半夜走。“她说自己跟母亲闹矛盾，要去杭州打工。后来我们问她到底在哪里下车，她说到杭州西站，她姐夫到那里接她。我们开大货车，平时是不敢进市区的，到了杭州城外一个收费站，大半夜也不敢把她一个人扔在那儿，我就跟张辉说干脆进城把她送去西站。一路上也幸运，没碰到交警，到西站的时候，没人来接她，打电话一问，结果她姐夫又让她打车去钱江三桥。她问我从这里打车去要多少钱，我说至少五六十元。她就不吭声了，也不下车。我想反正我们也要经过艮秋立交桥，那里离钱江三桥就很近了，打车也就10块钱，就说把她带到那里去。”
到了艮秋立交桥，张高平下车给女孩指路，女孩还问张辉要电话号码。“她从包里掏出个本子要我们电话，张辉给她写了三个号码，第一个是张辉的，第二个是家里的，张辉还问我的号码给不给她，我说‘给她给她’，就把我的号码写在第三位。”说了几句客套话分开后，叔侄两人一路开到上海。
张高平的固定客户是歙县当地一家电缆公司，基本上专线跑上海送货。5月23日，张高平夫妇和张辉又去了一趟上海，返回时，晚上12点多钟，在那天晚上女孩上车的地方，交警把他们的车拦下来。“警察问我手机号码，我就报给他，他一听就说‘就是你就是你，下来下来’，我们就下车了。他很凶地让我们三个蹲下，双手抱头，我还说‘有话好好说，这么凶做什么’，他们不让我说话，把我带上一辆吉普车。过了一会儿，他们问我前几天是不是带过一个女孩去杭州，我说是，他们就再也不说话了。”张高平被带到县里的派出所，把他带人的经过说清楚了，第二天又被带到杭州西湖区刑警队。“我电话还一直响，我怕耽误客户，就想接电话说一声，警察也不让接电话，我也不知道到底怎么回事。”张高平说。最后，他才知道他们那天开车带的女孩名叫王冬，被人杀害、赤身裸体地抛尸水沟。“我连她长什么样子都没看清楚，把经过讲给警察听他们都不信，在刑警队里审了我几天几夜……”张高平说不下去了。
在刑警队里，张高平还是不认罪，七天七夜做了两份无罪记录，之后他又被送进浙江省公安厅看守所。在看守所里，开始有人软硬兼施逼他认罪。“看守所里的犯人打我，警察来说态度好、认罪就不会从严。我说我没犯罪，被牢头打得受不了，他们写好了犯罪过程给我看，让我抄，我不抄，他们又大打出手。第二天也是找各种理由毒打，到最后我都爬不起来，逼得没办法，只能抄了牢头写好的杀人过程。”张高平告诉记者，他把牢头写的原稿偷偷藏起来一张，第二天提审时候告诉警方自己是被逼迫的，还把原稿给警察看，可是这并没有改变什么。回到看守所，他又被牢头毒打惩罚。
从那天被警方带走后，张高平和张辉一直被分开审问，叔侄俩的遭遇差不多，同样的刑讯逼供。唯一不同的是，张高平并不知道逼迫自己抄下认罪书的是谁，而张辉则知道逼迫自己的人叫袁连芳，这个名字在判决书里多次出现，终于在几年之后引起了律师朱明勇的注意。
B 十年牢狱之灾不堪回首
张高平和张辉一遍遍地告诉办案人员整件事情的经过，在张高平看来，作案时间对不上就是证据之一。“我们开车带了她那么长时间，要害她早就动手了，怎么可能在她要下车的时候才动手呢。”张高平不断地向警察解释，“只要查下进出杭州两个高速路的监控录像就知道我们根本没有作案时间。”尽管两人多次提出要求，但是，在可查阅的卷宗里，没有任何警方调取录像的记录，而当年他们的辩护律师王亦文以律师身份前往沪杭高速路口调阅监控录像时，却被管理员告知，录像超出了两个月的保留期限，已经被销毁。
监控录像看不到，但是杭州法医对王冬的DNA检验报告出来了。在王冬8个指甲末端检出混合的DNA谱带是由死者与一名男性的DNA谱带混合形成，排除了由死者和犯罪嫌疑人张辉或张高平的DNA谱带混合形成。张高平当年的律师王亦文说，这表明王冬和张高平、张辉分开后，遇到一个陌生男性并遭到奸杀的可能性非常大，但是，当时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手指为相对开放部位，不排除被害人因生前与他人接触而在手指甲内留下DNA的可能性。”
2004年4月21日，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强奸罪一审判处张辉死刑、张高平无期徒刑。两人不服判决，提起上诉。这一次，张辉的二审代理律师阮方民和李华则在辩护词中质疑：如果张辉是强奸者，他就是王冬死前接触的最后一名男性。既然公安机关能够从王冬的指甲中检出更早时间另一名男子留下的DNA，为何不能从中检出在最近时间里张辉留在她指甲内的DNA？
尽管证据明显，但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在终审判决中写的是：“本案中的DNA鉴定结论与本案犯罪事实并无关联。”2004年10月19日，判处张辉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判处张高平15年有期徒刑。听到判决结果，张高平哭得瘫倒在地上。他对记者说：“我从来没想过我会坐牢，判我无期徒刑的时候我都没有哭，我以为我会被无罪释放，可是DNA结果都证明我们不是凶手，还说我们是凶手，还被判刑，心里实在接受不了，太痛苦了。”
二审结果出来后，张高平被关进浙江省第二监狱，张辉被关进浙江省第四监狱。张高平在监狱里不断喊冤，不服从狱里的各种管教，不断写信申诉。“我从来不认罪，一般在监狱，犯人见了警察要说‘罪犯谁谁，犯了什么罪’等等，我从来不说，我没有罪为什么要说？监狱里要求学唱《改造歌》、《感恩的心》手语歌，我也从来不做，打我也不做。”他固执坚持，告诉警察他没有犯罪，请警察帮他申诉。在浙江省第二监狱待了一年后，2005年，张高平被调到新疆石河子监狱。“在新疆，出工的时候要唱歌，什么犯罪教训永远要记牢，我不唱。抓我到管教室，问我为什么不唱，我就跟他们讲我的经历。在监狱里干活，任务完不成要挨打，牢头狱霸也打人，逼急了我就逃跑，这是监狱里最头疼的事。冲过警戒线就算逃跑，逃跑是要加刑的。”张高平说：“因为犯人都是想减刑的，他们打我，我逃跑，第二天有人来调查，他们就减不了刑了。”
张高平为了告诉警官他不是怕干活才不服管教，在零下30摄氏度的晚上干活，从凌晨2点干到第二天10点，干了3年，后来警官就知道可能是真的有冤情。“有的干部心眼好，就劝我说，‘张高平我们知道你是冤枉的，这里条件太苦了，你赶紧减刑出去吧’。”他终于忍不住，埋头哭起来。
他在监狱里不断申诉，希望有一天能重获清白，但是有一次却差点放弃。2006年央视播出法制节目“无懈可击”，采访了负责此案的警官聂海芬，称之为“女神探”。张高平并没有看到节目，但是看到节目的警察和犯人找到他。“说我的案子成了铁案，还说我整天喊冤，没用了，本来不相信我犯罪的人看了节目也相信了。我当时真绝望了，不想活了，想自杀，那时候我们在新疆红山修水库，我想跳下去，监狱里派人24小时看着我，还叫警员帮我写申诉材料安慰我。”张高平说。
而张辉在监狱里“服从改造，表现良好，得到减刑”，但是他也在不断地申诉。对此，张高平说，张辉跟他不一样，“他还年轻，被判了无期徒刑，一旦不能洗脱罪名，要争取减刑早点出来接着申诉”。2008年，张辉被调到了新疆库尔勒监狱。说起在监狱里的生活，张辉说：“太痛苦了，不敢再去想，想家想父母，打电话听到母亲哭就受不了，夜里睡不着觉，就干活干到很晚很累，这样躺下来就能睡着。”向记者说起在监狱里的10年，张辉一直强忍着眼泪，摇头叹气。
在监狱外的张高发（张辉的父亲）也奔走了10年。“最开始带着弟弟的两个女儿去北京上访，没有钱，睡过大通铺，睡过天桥底下。后来我自己继续上访、申诉，去北京和杭州。”他说自己每次寄信都是寄六封，“法院、检察院、政法委、人大、公安部都寄过”。他保存着这么多年来的火车票、汽车票、挂号信回执，厚厚一沓，还有一柜子的申诉材料。“我自己不会写，花钱找律师帮我写好了再往外寄。”张高发说，这10年他在申诉上访上花费了十七八万元。
C “要惩罚害我们的人”
张高平在新疆石河子监狱里不断申诉喊冤拒绝认罪减刑，引起了当地检察院的重视，把张高平的申诉材料寄往浙江。一位张姓检察官看到杂志上马廷新的冤案，看到了袁连芳的名字，发现跟张辉的认罪材料里是同一个人，就跟张高发联系，让他去找马廷新案的辩护律师朱明勇。
2010年11月25日，张高发找了两年终于找到朱明勇。朱明勇告诉记者，见到张高发的时候，他背着一个火腿，穿得破破烂烂，住了个小旅馆，门都锁不上。“我说住在这里太不安全，就换了个宾馆给他开了个房间，我们一直聊到凌晨两三点钟，他一直说冤枉，把信和申诉材料给我看，我也发现了证据——排除了他们作案的DNA证据，张高平在监狱里坚持不认罪不减刑，张高发又费尽周折找到我，我觉得可能是有很大的冤情。”朱明勇说，“还有，袁连芳在马廷新的案子里就作为证人出现过，又出现在这个案子里，很巧合，我很好奇，再加上张高发找了我两年，很辛苦，也是缘分，就接下了案子。”朱明勇说，看到张高发的打扮就知道他家里没钱了，决定提供免费的法律援助。而这也解决了张高发的大问题，他说：“我以前也找过一个大学老师，开口要20万元，后来我准备回家卖房子凑钱，他又不接这个案子了。朱律师没要钱，如果要钱的话我们也给不起，可能案子也翻不了了，我们很幸运。”
“我们重新申诉立案，查资料时发现袁连芳在两个案子里都因为协助公安机关破案而减刑。我们从袁连芳这件事上敲开了口子，以为有希望了，但是递出去的申诉材料2012年整整一年也没有消息，直到今年春节前才收到再审通知。过年前，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把他们从新疆接到了杭州，我们觉得有了一线希望。”朱明勇说。但这时，浙江萧山又出现一起类似的杀人案，这让朱明勇很担心。“因为按照官方的思维，短时间内连续出现事故是不好的。”
今年3月，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开始跟朱明勇协调怎么开庭，又有希望了，但朱明勇还是担心：“一个案子应该按照法定程序推进，这个案子没有在该立案的时候立案、该再审的时候再审。本来申诉半年就应该给个结果了，但是2010年再次申诉，过了两年都没有结果，很担心是不是因为触动了太多人利益，案子才会这样。”直到3月26日，案件再审，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宣布张辉、张高平无罪，这起10年前的冤案才最终尘埃落定。
在朱明勇看来，案件本身并不复杂。“本来就是很简单的案子，2004年DNA检测结果不符，找到证据，排除他们就可以了。但当时找不到真凶，那就找你，你不是凶手也是，你不是我们就破不了案，这个逻辑就很吓人了。”朱明勇说，如果2003年不存在刑讯逼供和“狱侦耳目”的不当使用，张辉、张高平就不会被迫究，2004年，如果死者指甲里的DNA鉴定结果能够得到法院重视，也可以纠正错误……
当法官宣布张辉、张高平无罪释放的时候，两人只有一句：“终于清白了。”张高平咬着嘴唇忍住眼泪，张辉则眼含热泪一言不发。亲朋好友开车到杭州迎接他们回家，进入歙县县城，每走一段就停下来放鞭炮庆祝，到村口的时候，村里老老少少出来迎接。
回来后，张高平就住在哥哥张高发家里，他家的房子早已废弃了。张高平一直叹气，“没有了，什么都没有了”。当年他只有38岁，前妻留下两个女儿，第二任妻子也怀了4个月的身孕。他在歙县跑运输，事业做得风生水起，3个月就能赚到10万元。张辉当时只有27岁，跟着叔叔张高平跑了好几年运输，2002年定了亲，准备2003年底结婚。出事后，张高平的妻子打掉了孩子，跟他离了婚。在监狱10年，他头发都掉光了，眼花耳鸣头晕，夜里睡不着觉。两个女儿都没上高中就做童工，如今在县里的服装厂上班，从早晨7点半工作到晚上9点半，每个月挣一两千块钱。张辉出事后，她的女朋友就再也没有联系。他偶尔会感叹一句自己10年的青春没有了。脱离社会太久，他自嘲已经被社会淘汰了。
但张高发一直说自己10年来没这么高兴过，咧着嘴笑，可是聊起以前的事，笑着笑着眼泪就出来了。浙江省高院的领导给他打电话道歉，谈到赔偿的事，张高发在电话里底气十足，说不是为钱。“赔偿该多少是多少，不要以为我们安徽人穷想多要钱。但要把当年害过我们的人抓起来惩罚。”他说。这也是张家所有人的想法。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