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11月10日，我们乘坐的拖轮从下关码头出发，沿着大运河溯流而上，经过一天一夜的航程，第二天上午十点左右来到插队的地点，淮安县平桥公社。平桥公社终于从地图上大运河畔的一个点，真实地显现在我们面前。平桥镇在高高的运河堆下，有一条不长而狭窄的街，站在街的北端就可以看到南端。街两边大多数是旧的房屋，只有农机站、供销社、大礼堂等才是砖瓦房。虽然在学校，我们也到农村劳动过，是在南京附近的郊区，只劳动一个星期。而现在我们是来插队的，宣传口号是要来“扎根一辈子”。因此，我们对这个将要“一辈子”扎根的地方充满了好奇、陌生。下了船，在平桥中学吃了午饭，“十年修得同船渡”的同学们就各奔东西了，去在南京就安排好的生产队。
公社雇来的板车上放着我们的行李，十几辆板车沿着“二支”渠道向东慢慢行进，路边高高杨树的枝桠上面歇落着几只灰喜鹊，歪着脑袋好奇地看着这一群从城里来的学生，远处是一望无际的农田和星罗棋布的村庄。那一年是冬旱，道路上的浮土有几寸深，几乎没了鞋帮，一走一个脚印坑。板车转动的轮毂带起的浮土，跌落到地面，扬起了细细的黄色灰尘。拉板车的社员笑着说，过了“三斗”就没有什么灰尘了。当时我们听不懂他在说什么，以后我们了解了江淮平原上灌溉系统的名称以及平桥公社的土壤结构，才知道拉板车社员讲话的意思。
解放以后，经过水利工程师的精心设计和农民十几年的人拉肩扛，江淮平原的灌溉系统才日臻完善。鸟瞰江淮平原上的灌溉系统，如同系统工程学上的鱼刺图，有中间的鱼脊骨和从鱼脊骨上向两边分展的细长骨刺。
作者年轻时的击剑英姿
靠近长江江畔的江都翻水站隆隆作响一字排开的巨型水泵，把长江水提吸到大运河里，长江水沿着大运河滚滚北上，形成了一条横贯江淮平原南北、如同鱼脊骨的灌溉主渠。在大运河主渠道上排列着一道道状似鱼刺、延伸向东西两侧的灌溉渠，这一级渠道称为“支渠”。我们行走在从淮安县城排列过来的第二道支渠上，俗称为“二支”。在支渠上，每隔2里路左右，又有两条从北往南并列着的渠道，浅的是灌溉渠，深的是排涝渠，这一级称为“斗渠”。在斗渠上，又排列着一条条东西走向更细的渠道，称为“毛渠”。长江水从大运河进入支渠，而后进入斗渠，再进入毛渠。在毛渠上架一个木槽，在田埂上挖一道缺口，长江水就汩汩地自动流入到田里。这种灌溉系统当时称作“自流灌溉系统”。
江淮平原上这种纵横交错、网状的灌溉系统也成为当地社员的地理定位标志。你如果不知道方位向社员问路时，他就会告诉你，你现在是在几斗，你要去的村子是在几斗。你只要边走边数着斗渠，就不会出错。
我们一路走来，每到了一斗，就有一辆或者两辆板车拐了进去，这是有几个同学的知青点到了。板车队渐行渐稀，最后只剩下三辆板车了。此时天色渐晚，太阳已经坠落到大运河堆的后面了，身后的晚霞由鲜亮渐渐变暗，东面的天空也隐隐发黑。到了八斗，我们的板车终于拐弯了，还有两户知青的板车继续前行。
我们的知青家有四个人：李家怡、陈锡安、我和我的弟弟赵叔平。我们插队落户的地方是陆桥大队张庄生产队，位置是在八斗东边，距离平桥公社约有20里路，沿着“二支”是我们到平桥公社最近的一条路。板车在八斗上行走了一会，再拐向东，在窄细的乡村小道上前行。天慢慢地黑了下来，只听到前方有人声——“到了，到了”，便有几个人影迎了上来，接着田埂旁响起了“噼里啪啦”欢迎的闪光鞭炮声，我们心里一阵激动，前面隐约的村庄就是我们插队的地方。
平桥知青
前后、左右为：杨辅德、孙镜
明、李志明、张玉均、李家
怡、李志东、吴少良、赵曙东
张庄生产队有四十多户，160~170人。拥有土地面积不大，二百七十多亩地，人均1.6亩。围绕庄子周边的田块是稻麦两季，离开庄子南边两里多路有二十多亩旱地，农民俗称“猪场”，后来知道是在大跃进时，陆桥大队在那里办过集体养猪场而得名。二十多亩旱地主要种植棉花、玉米和胡萝卜。张庄生产队的土地年均产量不高，大麦亩产百十斤左右，小麦二百斤左右，籼稻亩产不足三百斤，粳稻不足四百斤，离当时国家颁布的《农业纲要》上的亩产800斤的指标还差一截。农民收入水平也不高，强劳力劳动一天，一个工大约2毛钱左右。只可以买两斤米，或者三包最低劣的大铁桥香烟。
除了猪场和夏大圩，张庄土地的土质是粘土，而沿运河两岸的土质为沙土地。沙土地最适宜稻麦生长，但是干旱时，道路容易扬沙。过了三斗渠，土质渐渐转变为粘土层，天越旱，土地越硬。所以当我们走了六里多路，过了三斗以后，道路就异常平整，没有什么灰沙扬起。但是粘土层透气性不好，粮食产量不如沙土的高。后来我们和张庄的周大爹聊天，谈到庄上的土质时，他说“睡觉要睡大屁股，种地要种三合土”，当时我们只有十九二十岁，听了有点脸红，他所指的三合土就是沿着大运河的沙土地。后来才知道，这类俗语实际上是传统农耕文化将土地产量和女性繁殖相结合的一种民间表达，这种民俗后来也见怪不怪了，例如淮安这一带，插秧必须是妇女，理由是男子插的秧不活、不发棵等，这些都是后话了。
知青在农村首先要过生活关。
一、插队第一夜
到张庄的第一个夜晚，至今还萦绕在心上。晚饭是在村东头生产队YW会计家吃的。YW会计姓周，中等个子，复员军人，一只眼睛在部队爆破中受伤，另一只眼睛却显得特别精神。他是周大爹最小的儿子。周大爹一共有三个儿子，三个儿子不同秉性。YW是其中比较具有正义感的，他很热情地招呼我们进屋。我们几个人的个子高，要稍微弯腰才能走进低矮的门，堂屋迎面的横案（当地人称为老爷柜）上有一盏油灯，在摇曳闪烁的明黄色、黄豆大小的灯火下，只能看清周围二十厘米的地方，屋里其他东西都笼罩在灰暗之中。老爷柜中间有一个宝书台，上面涂着红漆，放了几本毛选。东南角有一个灶台，西墙边有一张低矮的小桌子。周会计老婆从铁锅里盛了几碗稀饭，招呼我们吃饭。桌子和小板凳特别矮，我们几乎都要坐到地上了，屁股才碰到低矮的小板凳。稀饭是名副其实的稀饭，上层是米汤，下面才有米粒。下饭的菜是腌胡萝卜，在灰暗的灯光下，我看不清是什么，用筷子夹了一根，就送到嘴里咬了一块，腌胡萝卜咸得和吃了一块盐一样，想吐出来已经不可能了，连忙喝两口稀饭，囫囵咽下去了事。以后还知道了很多事情，这里农民的生活贫穷是难以想象的。
当天晚上，社员们抱来几捆稻草，我们就在YW家的堂屋里打了地铺，解开背包，铺上床单，准备睡觉。睡前想方便一下，就问YW，在什么地方可以解手。周会计愣了一下，笑着说，就在外边，往前走几步就行。走出门，眼前漆黑一片，让我们体会到农村夜晚伸手不见五指的感觉。在黑夜中，眼睛起码要适应三分钟，瞳孔慢慢地放开，周围草房、杨树的轮廓才从黑暗里显现出来。前面是一块菜地，哗哗一阵响声，事毕。后来才知道，在农村，男子汉的小便是很容易解决的，只要记住一句话“小便不看人，看人小不成”。墙角根、草堆旁、沟渠下、田埂边，只要在你的视野下暂时没有人，都可以。在这过程中来人了，只要你自己低头不看，不必害羞，用背对着来人，继续进行到底就是了。
不知道是在船上一天一夜都是倚靠着打盹，没有睡好，还是到了平桥以后，也没有喘息片刻，一直在行走。我钻进被窝里，很快就睡着了。那时还不知道“失眠”是什么滋味，一觉睡到大天亮。揉着眼睛，睁开一看，周围的老爷柜、灶台和身下簌簌作响的稻草，才知道自己在农村的第一个晚上就这样度过了。穿好衣服，整理好被子，将地面上的稻草收拾干净，准备洗脸漱口。我拿着茶缸和牙刷、牙膏，用茶缸在水缸里舀了一茶缸水，走到门外。东边是一大片农田，一层薄薄的雾笼罩在田野上，远处的村庄仿佛飘浮在薄雾中。后来知道，张庄的东北面是陈夏庄，正东面是夏庄，再往东去，还有小钱庄、芦庄、刘三、玉林庄等生产队，这些都是属于陆桥大队的。我默默地看着远方，吸了一口水漱口，一股土腥味道直冲鼻腔，这就是我们以后饮用水的味道。这里的村庄，周围都有一条环绕的、两米左右宽、两米左右深的水沟。据说是在解放前为了村庄的安全，防止小偷土匪夜间偷盗而开挖的。解放以后，这道环绕村庄的水沟和毛渠相通。水沟里的水由长江水、当地的地下水混合而成。社员们在这里淘米、洗衣服，在这里汲水烧饭饮用。水沟里还泡着社员们准备盖房用的木材。社员们把砍伐下的树，修去枝条，整段树干浸泡在水沟里，需要浸泡几年，据说可以在做房梁时防止蛀虫。因此，水沟里除了土腥味道，还有一种沤泡树木的味道。社员们用水桶将沟里的水拎到水缸里，撒一些明矾，用一根木棍搅几下，打着漩涡的浑水中渐渐出现了一丝丝絮状的凝结物，十分钟以后，这些凝结物相互纠缠，越来越重，慢慢地沉到水缸底部，一缸清澈见底的水就可以使用了。我四十岁以后，听说食用明矾会导致老年痴呆，所以要少吃油条。如果真是这样的话，我们已经吃下去的明矾，十分之九肯定不是从油条里摄入的，而是在插队时吃进去的。虽然明矾能够让水变得清澈透明，但是并不能去除水里的土腥味道。可是，当我们在农村生活了一段时间，舌头的味蕾也适应了这种味道，慢慢就分辨不出水里的土腥味道了。反而，回到城里的时候，却觉得南京的自来水有一股漂白粉的味道。
插队的第二天，生产队安排我们住在周大爹家。周大爹的房子有两进，进门是一个过道。过道东头是一间比较大的房间，据说在合作化之前，是摆放大农具，例如犁耙、水车、风斗等，而现在已经是空空荡荡。生产队有时在这个房间开社员会议。房间的东墙边有一个灶台，这就是我们烧饭的地方。过道西头有一间小房间，是周大爹的二儿子YG一家住的。房子又窄又小，一家五口挤在一张床上。我不理解，他们为什么不住在东头宽敞的大房子里。再往里走，是一个小小的院子，院子的北面是堂屋，我们就睡在堂屋里。生产队从社员家借来的两张木床架，没有床板，床框中间是几根木头横档，在上面铺上几十根紫穗槐枝条，在紫穗槐枝条上面再放一张冰凉的芦柴篾席。社员们一年四季就睡在这样的床上，即便是在大雪封门的冬天，只不过是在篾席上增加了一条棉被而已，我们则需要在篾席上铺上垫被和床单。有睡觉和烧饭的地方了，插队的生活就此开始。
平桥部分知青，中排左一赵曙东
二、学烧大灶
插队之前，我们几个在家已经独立做家务，买菜烧饭，具有一般的生活常识，所以不会发生在其他知青点的笑话：饭锅烧开了，还压住锅盖防止饭溢出来等。但是我们在城里烧的是蜂窝煤基，没有烧大灶的经验，这是需要向农民学习的。其实，这并不复杂，只要稍微观察一下，慢慢地也就会了。当地的俗语说“人要忠心，火要空心”，烧大灶时，要细细地，不紧不慢地添柴草，在烧的过程中，不时地用火叉把炉灰往两边拨一拨，让中间始终保持一个空洞，让外面的氧气进来，肯定是越烧越旺。我倒是觉得真正需要学习的，是如何用最少的稻草，烧熟一锅饭，这才是真本事。经过观察，农民在烧饭的时候不轻易揭锅盖，他们说“揭一揭，烧三把”。意思是，揭一次锅盖，需要多烧三把柴火。在饭锅烧开以后，农民会用铲子将开锅的米兜底铲一遍，让整锅米上下均匀受热翻滚，然后盖上锅盖，再往炉膛里添一把柴火，盖紧锅盖，让锅里的饭在炉膛里的柴烬余温中慢慢地焖熟。这才是效率最高、最节省柴火的煮饭方法。但在短缺经济的时代中，即便如此节省细心，农民的柴草还是不够烧，更莫提我们知青了。这个问题在后来我们自己的房子盖起来后，就越来越突出了。
一开始我们没有经验，看着堆得满满半个厨房的麦草、稻草，以为柴草是足足有余的。但是烧到最后，才发现竟然接不上下一个收获季节。记得是春天，4月份，青黄不接时，我们的稻草就要烧完了。望着迅速矮下去的草垛，我们一时束手无策。俗话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而我们现在是“知青难为无柴之饭”。幸好，无柴之困不是我们一家，有的社员家柴火也烧完了，他们开始烧煤。我们也拿着大队的介绍信，到公社供销社买煤回来烧。烧煤的炉灶不同于烧柴草的，于是请庄上的瓦匠CYH帮助我们重新改造了炉灶，我们还添置了一架风箱和一个细长煤铲。烧煤的最大技术是引火。每次烧饭的时候，先点着一把柴草和碎木块，然后，小心翼翼地用煤铲铲一两块煤放在上面，轻轻地拉动风箱，让风细细地吹进灶膛，如果柴草烧完了，煤还没有燃烧，就得用铲子把煤块从灶膛里掏出，重新来过。刚开始，我们会来回两三次，才能把煤点着，此时，手上、脸上都是黑色的煤灰。最后，当煤炭终于燃烧起来，此时就可以使劲地拉起风箱，在呼呼鼓风中炙热的煤炭燃烧出明亮的火焰，舔舐着锅底，映红了我们的脸庞。等到饭锅开了的时候，我们的肚子已经饿得咕咕叫了。
三、大麦糁子
在城里我只知道有大麦和小麦，甚至也知道燕麦。但是除了吃过小麦磨成的面粉，从来没有吃过大麦、燕麦。过了冬天，田里的麦苗就开始起身了，绿色麦叶顶破了头上的白色积雪。春风吹来，冷风带着丝丝暖意，田里的麦子开始拔节了，社员说，夜深人静的时候，蹲在麦田旁，可以听见麦苗发出“咯咯”的拔节声音。很快，所有田块似乎都长厚了，放眼看去，一望无际的麦浪起伏，颇有诗情画意。
大麦比小麦提前成熟，首先黄了颜色。刚开始，我们大小麦不分，慢慢地看出了区别。大麦的叶子比小麦宽，大麦的麦芒比小麦长，而且越到穗头，大麦芒向四周绽开。大麦的收获季节是5月30日左右。社员们翘首以盼大麦的收割，因为青黄不接的日子太难熬了。开镰了，大麦在社员们镰刀的闪亮下，倒伏下来，被扎成麦把，挑到大场上脱粒，扬场，然后分给社员。大麦的大多数上交了公粮，也分给社员一些，以解“无米之炊”的急。我们也分到了两笆斗的大麦。我们跟着社员们学，挑着大麦到机房，把大麦加工成了大麦面和大麦糁子。大麦面和大麦糁子都是灰白色的。大麦面摸在手上，滑腻腻的，大麦糁子像一颗颗小米般大小。我们照着烧饭的样子，做起了大麦糁子饭。锅盖一掀开，一股说不出的味道扑面而来，一时难以接受。大麦糁子饭不好吃，蓬蓬松松，一颗颗的，一点粘性也没有。而且也嚼不烂，在嘴里滑来滑去，最后囫囵咽了下去。我们本来以为，社员们习惯吃大麦糁子饭。谁知道，他们也是皱着眉头在吃。有的社员家有经验，千方百计地节省，留下了一些米。这些米在此时发挥了大作用。他们在烧大麦糁子饭的时候，加了一些米，糁子饭就有粘性，容易入口了。我们知青家是一点米也没有，当时也不知道到张桥镇去买一些米，我们就这么硬撑着，每天皱着眉头吃大麦。一直到6月10日左右，小麦开镰了，我们才吃上青菜面疙瘩。用一点油，炒一下青菜，加水烧开，然后在沸腾的水里下面疙瘩。一碗面疙瘩，青的青，白的白，色香味俱全。我们吃了一碗又一碗，才将肚子里的大麦味道全部扫尽。以后，只要一闻见大麦的味道，我就恶心。社员们笑着说：你们还没有真正的饿过，三年自然灾害时，大麦可是救人命的宝贝。后来才知道，大麦主要是用于饲料或者是酿啤酒。
四、小麦发芽
1969年，生产队遵照公社的要求，种植了徐州十四号小麦，据说这是从阿尔巴尼亚引进的小麦新品种。徐州十四号和种植小麦品种的区别是，成熟时，徐州十四号的麦穗依旧挺直朝天，而不像以前种植的小麦品种，成熟时垂下了沉甸甸的麦穗。徐州十四号长势良好，麦穗饱满，大家满心欢喜，估计今年的产量不会低，可以大丰收了。但是，天有不测风云，五月下旬，大雨滂沱，一连下了两个多星期的雨。如果种植的是以前小麦品种，雨滴会顺着低垂的麦穗滑落到田地，麦粒仅仅是潮湿而已。但是徐州十四号挺直的麦穗，盛接着天上纷纷而下的雨滴，麦穗里的饱满麦粒浸泡在雨水之中，很快问题就出现了。社员们发现，麦粒在麦穗上发芽了。我们跑到田里一看，也不由连声叫苦。青黄色的麦穗上，露出了一根根弯曲的白色麦芽。这如何是好？大家急得搓着手，看着头顶上乌云沉沉，一时无计可施。晚上，公社传来指示，下田收割，能抢收多少就抢收多少。收割下来的麦子怎么办？如何脱粒也是一个伤脑筋的问题。后来大家说，生产队最大的房子就是大场边的牛房，将脱粒机放在牛房里，柴油机放在牛房外，朝东的墙上掏一个洞，动力传输带从中穿过。在朝南墙上开一个窗户，往里传送麦把，朝西的墙上开一个洞，往外扔麦草，脱下来的麦粒就堆放在牛房里。这个主意看起来不错。说做就做，柴油机、脱粒机都放好了，牛房墙上的洞也凿开了。社员们开始下田割麦。一担担的麦子挑了上来，在柴油机的轰鸣中，一把把的麦捆，从一个窗户递进去，脱完粒后，从另外一个窗户扔出来。麦粒从脱粒机中吐出，一层层地铺在牛房里。干了一个上午，牛房里的麦粒就有一尺厚了。开始，大家都觉得，问题解决了。但是，很快一个社员从牛房里跑了出来，说不好了，麦子发热了。我们几个跑进牛房，就觉得一股热气夹杂着发酵的味道扑面而来。踩上麦堆，把脚伸进去，靠近地面的麦粒层竟然发烫。几个队委一商量，说这样不行，不要一个晚上，麦子就全坏了，还是分到各家吧。于是立即通知社员来分麦子。虽然大家已经吃够了大麦，但是这种小麦能吃吗？社员们迟疑着，拎着半笆斗发热、发芽的小麦回家了。我们也拿回来半笆斗发芽的小麦，却不知道如何处理。有的社员用石磨将小麦磨成糊糊，下面疙瘩。盛出来，面疙瘩是绿颜色的，送来给我们吃，我吃到嘴里一股霉味直冲鼻腔，而且舌头有麻麻的感觉。社员们心里都有意见。所以，生产队决定，这次分的小麦不计到分配的账目上。后来，老天总算开眼，雨停了，生产队匆匆地将小麦收割、脱粒。那年的小麦减产。
要过的第二关是劳动关，也是非常艰难的一关。刚刚去的时候，庄上的干部和社员似乎还不太相信我们是准备长期在这里的，以为像过去到村里来蹲点的人一样，过几个月就走。所以一开始，生产队只是分配我们干一些轻活，例如给绿肥坑斛水呀，到猪场值夜看玉米，等等。虽然是一些轻活，但我们却都认认真真地去做，一点也不马虎。
五、斛水绿肥坑
经过合作化和人民公社后，虽然社员们心里都知道土改时，自己家的地在什么地方，但是张庄田块在形式上都修得非常整齐，田块呈长方形，田埂笔直，已经分不清哪块地是哪家的了。每个田块靠近河沟的那一端都挖了一个绿肥坑。冬季从河沟里挖上河泥，加上从各户挑来的猪脚肥。到了春季，豌豆、苕子成熟时，将藤茎收割下来，铡碎，再与绿肥坑里的河泥、猪脚肥拌起来，然后在绿肥坑周边做一圈围子，倒上河水，保持绿肥坑表面潮湿，据说这样可以加快豌豆、苕子的藤茎腐烂。但是，春天河沟里的水位很低，一天下来，绿肥坑表面的水很快就会渗漏干涸。为了保持绿肥坑表面的潮湿，生产队就将给绿肥坑斛水的任务交给我们四个人。
一早起来，我们就拎着“小亮子”（淮安对小水桶的称呼），扛着一把铲子，沿着田埂到一个个绿肥坑去斛水。扛着铲子一是为了在河沟岸边挖站脚的坑，二是为了打蛇。这里蛇很多，主要是淡灰色、身上有浅黑花纹的无毒水蛇，长圆形的头，慢慢细下去的尾巴。有时候，我们也会看见全身土灰色的蝮蛇。走在田埂上突然遇见从田埂边窜出来的，或者盘在河沟边上晒太阳的水蛇，也是令人惊悚的。期初，我们一看见有蛇出现，不论有毒无毒，就挥动铲子打死。后来有的社员对我们说：你们最好挖个坑，把打死的蛇埋起来。否则，被打死的蛇晚上会爬到你的床头。这类劝告是不会入我们耳的。但是，有的社员的劝告我们却认真地听了进去。他们说如果不埋起来，以后赤脚挑担走到这里，会被蛇的骨头刺破脚。后来我们遇到是水蛇，就用铲子挑到一边去；只有遇到蝮蛇，才会打死，然后挖个坑埋起来。
生产队前后左右，大小一共约有十五个绿肥坑。我们用铲子在河沟岸上挖几级台坡，一人站在河沟下，一人站在田埂旁，下面的人将小亮子在河沟里舀满水，使劲将小亮子递过头肩，上面的人接过小亮子的把子，再一使劲，“哗”的一声，一小亮子的水就倒进了绿肥坑。每个绿肥坑需要斛水15到20桶。上午我们累得大汗淋漓，把十五个绿肥坑舀满了水，下午再到田里一看，绿肥坑里的水又干涸了。我们就这么绕着庄子，轮流往一个个绿肥坑里斛水，一天下来，腰酸背痛。第二天早晨再去看，绿肥坑里的水更是漏得一滴不剩，咧着一条条裂缝，一副口渴的样子。我们开始琢磨了，绿肥坑高出田块，表面有裂缝，而且与坑边缘相交处的裂缝更大，这肯定是漏水的主要地方。于是，我们先斛几桶水到绿肥坑里，观察水往哪里渗透。然后用锹铲土，用水和着烂泥，将那个裂缝填满，并且在绿肥坑的边缘用烂泥修筑起一个荷叶边，这样就大大减慢了水的渗漏速度，也减少了每个绿肥坑斛水的桶数。
夕阳西下，田里的一个个绿肥坑盛满了水，好似镶嵌在绿油油麦田中的一面面镜子，映照着天上绚丽的晚霞，也映照出我们欣慰的脸庞。
刘秀宁：曙东的农村记忆是清晰的，描述是细腻的。过年坐在家里看自己曾经经历的回忆，是另一种过年的感受，胜于鸡肋春晚。
汤光亚：细腻的回忆、生动的描述，再现当年农村的艰苦，点点滴滴汇成知青的汗泪之河，奔去了史诗般的岁月。很感动。
李国强：第一篇回忆细腻真实，在表现农村繁重体力劳动的同时，反映出知识青年不甘农村的传统落后，遇事爱动脑筋的特点。赞一个。
王曙光：好记性好文才！
邵晓梅：看到你发的文章，字里行间，细腻生动，充满活力，充满阳光。
无愧于“知识青年”的时代精神。非常期待续集！
汤光亚：我倒记不清了，我其实很怕蛇，在水稻田里腿被蛇咬过一次，怕极了，还是吴少良用力挤出血来，用水冲干净。几天都怕会死掉呢！
陈锡安：最近一周很少上微信，刚读完你的短文，有些感触。当年的绿肥坑是有机肥发酵的一种方式，实现养分的速效化及毒素的转化。今天，有机农场仍有采用的。但它耗时费力，效费比实在不高。在现代化农场及多数农户中，大多不采用了。
六、守望玉米遇“鬼”
夏秋季节，种在猪场的玉米快要成熟了。因为猪场远离张庄，种植的玉米常常被偷窃。过去，庄上总是派人值夜看守，但是猪场附近有一片坟地，庄上去世的人都安葬在这里。俗话说“远怕水，近怕鬼”。这句俗话的意思是，外乡人不谙本地河水的深浅，害怕下水；本地人熟悉逝去的人，害怕坟地。每年村里都派农民去值守玉米地，可是他们心里都有点胆怯，畏首畏尾，相互推脱。队长说我们知青是外来人，不熟悉村上已经去世的人，另外还说，我们都是童男子，阳气旺，头上有三把火，是鬼也不敢近身。因此生产队将这个任务交给我们。
白天，社员们在一个最高的坟头上，用八根长长的耙和四块门板搭起了一个棚子。棚顶上铺了一层塑料布，再盖上麦草，既可以挡雨，又可以遮阳。棚子搭得很高，人站在棚子里，一片成熟的黄绿色的玉米尽收眼底。我们四个人轮流值日，两人在棚子里看守，两人在家做饭送饭，日子过得倒也清闲。
虽然中午的太阳光很毒辣，但是不时从小泾河吹来一阵习习凉风，人倒也不觉得燥热。实在觉得热了，我们仗着游过长江的水性，也不信“远怕水”的说法，“扑通”一声跳进小泾河，在碧波清浪中游几个来回，再爬上岸来，回到棚子里，一身清凉。
夜晚，天空繁星璀璨，北斗横斜，也许是因为司空见惯，也许是自己太年轻以及得过且过的心态，深邃壮丽的宇宙景象也没有引起心中什么道德的震撼。坟地上不时有磷火飘浮，我们也不知道哪个坟头下埋的是谁，所以心里一丝恐惧也没有，只是将幽幽磷火当作是身边一景而已。实在困了，就亮开嗓子，吼几首民歌和样板戏，一是解乏驱困，二是告诉附近的农民，今年不同往年，是南京学生在此看守玉米，切莫靠近。待到夜深时，我们会绕着玉米地巡视一圈，然后就爬上棚子，睡上一觉，一直睡到早晨的阳光刺醒了惺忪的眼睛。
但是下雨天，看玉米的日子就不舒坦了。外面下大雨，棚子里面下小雨，棚子里没有一处是干地，只能蹲在棚子里。雨大的时候，还会浑身湿透。白天还可以坚持，晚上就坚持不住了。
一天傍晚，我看天空布满乌云，估计今晚一定会下大雨，与其我和叔平两人都成了落汤鸡，还不如一个人受着。于是，我叫叔平先回去，我一个人在这里看守。果然，夜晚狂风大作，暴雨倾盆，先是棚顶上的麦草被吹得干干净净，而后，塑料布被风撕得一条一条的，在大风中抖瑟，在坟地上空发出“哗哗”的声音，好似招魂的白幡。
大雨从天而降，扑面而来，我倦缩着身体，半蹲在棚子里。开始我还用手抹去流淌在脸上的雨水，后来干脆用手捂住额头，任凭风雨洗刷。大约一个小时后，风雨戛然而止，天空被大雨冲洗得干干净净，竟然亮闪着颗颗明星，仿佛什么也没有发生一样。我浑身上下湿透，潮湿的衣服紧贴着身体，身体内的热量迅速逃离。我知道此时必须换衣服，否则熬到天亮必然生病。在星光下，我看到小泾河的水已经漫过了田埂，如果要回村必须绕道从八斗渠走。于是，我拎着一根木棍，悄悄起身，从玉米地的北侧小径走到八斗渠。
八斗渠南北走向，紧靠渠的东边有一条笔直的泥土路。此时已是下半夜时光，万籁俱寂，在星星闪烁下，泥土路忽明忽暗。我急匆匆地在泥泞的路上行走。走着走着，忽然，我看见前面路中间有一个短短黑影，好像是一个蹲着的人。可能是个夜偷，我心中一凛，不由握紧手中的木棍。我想，“大路朝天，各走半边”，我不管你，你也不要惹我。于是我继续朝前走，不料却看见黑影抬起身体，站了起来。而后，更加诡异的事情发生了，随着我每迈前一步，黑影就长高一尺，几步之间，黑影竟然高过了我的头顶，约有两三米高，站在路的中央。这到底是人还是鬼？我心口“扑通、扑通”急速地跳着。此时，我离它太近了，想回头跑，已经来不及了。我的西边是八斗渠，雨后水快溢出渠面，宽近两米，我跳不过去；东边是坟地，是鬼的地界，往东跑，更是死路一条。瞬时间，我陷入了绝境。也许是“狭路相逢勇者胜”的信念，也许是年轻气盛不畏鬼，我硬着头皮，大吼一声，抡圆了木棍，向黑影砸了过去。只听见“哐当”一声，木棍狠狠地砸在地上，震得我虎口发麻。高大黑影被我打倒在地，霎时变幻成了路中间一条长长的青草丛。我头也不回，迈过长长的青草丛，提着木棍，急急地向村里跑去，跑到家里，心还在“扑通、扑通”地跳着。
第二天，我把这段奇遇讲给社员听，有的人安慰我说：你一定是看花了眼，那本来就是路中间的一条青草丛；有的人担心地说，那就是地鬼，细长的身体，平时趴在地上，走夜路的人靠近时，就突然起身伸展起来，如果你回头跑的话，它就会用长长的臂膀勒紧你的脖子，把你拖到地缝里。你是外乡人，又是童男子，阳气旺，你又朝他冲过去，把它吓住了，所以，它才放过了你，这算你命大。
这件事情一直在我的记忆中挥之不去。后来，我渐渐喜欢上第二种说法，一是，这世界上果然有鬼，而且我这辈子看见过它；二是，我有点喜欢这个地鬼。虽然它长相令人毛骨悚然，但是竟然也怀有仁义之心，不欺负外乡人，也宽恕年轻人的莽撞。
即将离校，任重道远 左起：赵曙东、曹介森、应时农
由于我们尽责尽力地看护，当年猪场的玉米基本上没有失窃。
评论
刘秀宁：“守望玉米遇鬼”，精彩！勇敢的三毛，一身正气，你不怕鬼，鬼就绕开你。记得从十洞马兴到王沟也要经过一片坟地，经常闹鬼，一般人晚上不敢走。我几次去东面农中，故意在马兴玩到天黑，一个人走过那片墓地，就是想练练胆量，看看自己遇到鬼会怎么反应。尽管走到那儿也很紧张、惊怵，但就是想试试。当然我根本不信有鬼。
王萌：没想到男同学也怕鬼。我常常晚上到孙庄玩，要走过一片坟地，虽然有点害怕，但想到孙庄去玩的心情，战胜了害怕。其实更怕的是走夜路碰到人，因为不知这个人是好人还是坏人。
陈锡安：当庄稼的保安，最遭罪的是酷暑季节。此时，玉米和山芋尚未成熟，已遭人觊觎。而我们面对的是中午40度以上的高温和蚊蝇的滋扰。烈日下，呆在瞭望高架上被滚烫的热风一吹，人的感觉就像从外到里被烤干似的。我们就在堤坡背阴处，挖一个“猫儿洞”，借助地气消暑。对付猪场的长嘴花蚊，只有芭蕉扇和避蚊油，常常顾此失彼，身上红疱绵绵，消褪后尽是疤痕。记得你和弟弟因此都皮肤过敏。
姚姗姗：下乡插队后我的胆子在那种环境下锻炼成长，我们住的房子旁边小河沟之隔就是生产队的坟地，我们从来不怕，夏天忙完插秧的晚上乘凉时大讲鬼故事好刺激。我一人走夜路也不怕，一次从清江市晚上七点出发到我妹妹插队的黄码公社李庄大队冒着小雨走到半夜才到。一次和王萌到河工工地去找上河工的支庄男生准备共度下乡周年，结果我搭乘手扶拖拉机后迷失方向，问清楚地方是林集公社，与平桥隔一条运河，一个人晚上走回来，不怕人和鬼就怕狗，差点要游过运河了，好在渡船还没收工。在工作队也一人骑车从县城回工作队，碰到一个下放干部说你胆子太大了，一个女孩子走夜路多危险，我说谁知道我今天要路过吗？说真的那个年代的治安很好，从未听说拦路抢劫。
王曙光：喜欢看你的文章，文笔细腻生动。见鬼那段写得有趣，看来是真遇见鬼了，人生一回难得这种巧遇。
黄光明：秀宁讲的那片坟地中间有一条小路，那是到何东何西队的近路，晚上到何东何西队出诊去时两个人，可出诊归来就我一个人了。开始硬着头皮走，后来走多了也无所谓了。毕竟可少走许多路早点回去睡觉休息啊。
七、接受再教育
张庄是一个不大的村庄，顾名思义是以张姓为主的一个村庄。这里张姓的人家约有十多家，按照姓名中的字“先、永、金”，可以知道他们辈分的大小。最长辈的“先”字辈中只剩下兄弟俩，可是由于说不清的历史纠葛，兄弟两人老死不相往来，一个住在庄东，一个住在庄南。弟弟张凤先，大家叫他三爹，合作化时的老队长，我们插队时，他已经六十岁了，闲赋在家。
庄上还有贾、周、王、朱、刘等姓，仅仅是一户或者两户。虽然庄上张姓的人数最多，但是张姓在生产队中的影响力却日趋式微，也许是因为家族内部的相互矛盾，也许是因为张姓当中没有几个身强体壮的劳动力。反倒是小姓中的周家、王家，因为都有三兄弟，而且大多数是强劳力，因而在庄上有一些影响力。
我们刚插队时，生产队长姓张，名JN，会计姓周，名YW。JN队长只是有一些力气，语言表达和生产管理的能力都不强，他有四个孩子，家庭负担重。YW会计是复员军人，倒是一个本分的人，账目清清楚楚，社员们都没有意见。我们刚去时，对张庄内的人际关系一概不知，对农活懵懵懂懂，只是打打下手，干一些杂活。
一年以后，公社在六桥大沙圩上办的窑厂需要一个会计，大队推荐了YW会计去担任，这样，生产队就需要一个会计。大队提名，让YW的哥哥YG担任会计。可奇怪的是在生产队开会征求社员意见时，大家都支支吾吾不吱声。昏暗的油灯在老爷柜上摇摇晃晃，一灯油烧尽了，又一灯油烧尽了，还是没有结果。我们因为对庄上的过去不甚了了，坐在那里也不吱声。后来，大家实在熬不下去了，就嘟囔着说，就这样吧。于是，YG就担任了小队会计。
YG身材不高，大约三十岁左右，平时喜欢穿一身蓝色干部服，虽然颜色已经褪色。他倒是有一身力气，在没有当会计时，他有时在窑厂脱砖坯。脱砖坯是承包制，也是一个力气话，挖泥、和泥、掼泥、脱砖、垒砖都是一个人包干，根据脱出砖头的数量拿现钱。后来听说，YG过去干过生产队会计，因为账目不清，被大家撤了。这次重新来过，相信他应该能够汲取过去的教训。
春天来了，暖暖的风吹拂着田野，麦苗拔节了，油菜也起身了，整个田野一天天在增高。原来走在田埂上，还能看见远处行人的腿，慢慢地，现在只能看见行人的腰了。
虽然麦子还是绿油油的，但是未雨绸缪，要为夏种做准备了。做秧池的时候到了。我们庄的秧池位置选在大场的东面，瘦骨嶙峋的老牛，吃力地拖着犁在前面走着，一群鸭子跟在后面，在翻起的泥浪中寻找蚯蚓和野荸荠芽。田耕好后，放水浸泡泥土，老牛拉着长齿犁耙在水中行走，扬起牛蹄溅起了一扇扇半透明的泥水。站在犁耙上的社员一手抓着缰绳，一手挥舞着鞭子，嘴里打着悠扬的“勒勒”。临近的村庄也在做秧池，一时间“勒勒”的吆喝声在春天的田野上空此起彼伏。
田耙平了，我们拿着锹，卷起裤脚和社员们一起下田做秧池。四月的水彻骨凉，热乎乎的脚伸进冰冷水里的一刹那，浑身不禁会打一个寒战。所以，虽然是赤脚下水，但每个人身上还穿着棉袄。我们用锹在水里挖出一条条笔直的沟，把挖出的泥块捣碎放在田畦上。一个上午，一条条平整的田畦展现在眼前，秧池做好了。
今年，JN队长别出心裁，说是要给秧池施人粪，我们用粪桶到各家粪缸里去称粪。有的社员也许事前知道了消息，就往粪缸里倒水，这样可以多拿一些工分。一桶桶的人粪浇上去后，JN队长又说秧田上面有粪块，要求社员们再下秧池，用手将粪块捻碎。社员们听了，都愣在田埂上，不肯下去。我们几个知青看着社员，社员也看着我们，犹豫了一会儿，大家重新卷起裤脚，迈进刚刚施过人粪便、水色发黄的秧池。有些社员们嘟囔着，我们则一声不吭地弯着腰，用手捻碎黏糊糊的粪块，从秧池的这一头一步步移动到秧池的另一头。几个社员糊弄了一遍，早就上来了，我们几个知青却老老实实，认认真真地用手将一个粪块一个粪块地捻碎。后来知道，农民们从来就没有这样做过，后来在我们负责生产时，也不会这样做。JN队长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是考验？是戏弄？还是真正想创新？至今不得而知。
回到家里，我们都仔细地用肥皂洗脚洗手。尽管洗了一遍又一遍，但还是有一股难闻的味道。此时想起了一句话，“最干净的还是工人农民，尽管他们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但还是比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都干净。”
我不知道，讲这话的人在家种田的时候有没有干过这种活？
到了农村后，我才发现，农民其实是受农村落后的条件所限，实在没有办法而面对恶劣的生存环境。他们并不喜欢脚上有牛屎，他们更不愿意用手去捻人粪。如果有可能，他们也喜爱干净的生活和轻松的劳动。更令人担心的是，他们不知道这种用手去接触人粪对身体是非常有害的，因为许多疾病是通过人的粪便传染的，例如钩虫病、肝炎病毒等。
当然如果这句话是指所谓思想上的“干净”，但是现实中真的全是这样吗？
生产队会计一个月可以有几天不上工，在家里做账，这是大家认可的。开始，YG会计有时也来干活，但是后来，他来的次数越来越少，干活的时间越来越短。此时有的社员开始嘀咕起来，说YG会计经常不上早工，而是去逛张桥，回来的时候手里还洋洋得意地拎着一袋鸡蛋，从大家的面前走过。张桥距离张庄的南面大约四里多路，是宝应县的一个镇子，那里有邮局、供销社、集市和澡堂。农民没有大事是不去张桥镇的。在文革中割资本主义尾巴的政策压力下，每户人家饲养鸡的数目是与人头挂钩的。一家有几口人，才可以养几只鸡、几只鸭。我们知青没有养鸡，只养了四只鸭子。农民家的鸡蛋一般是用来换灯油、盐的，很少食用，因此，农民自嘲说，鸡屁股是农民的小银行。YG会计有钱到张桥去买鸡蛋，属于一种超出个人收入的消费行为。庄上的社员们又开始做噩梦了。
春节到了，我们四人一起回南京。春节过后，回到张庄，一打三反运动正开展得如火如荼。大队把清理生产队账目的任务交给我们知青。
早晨，我们四人到YG会计家，向他告知了大队的决定，要求他交出一年以来所有的账本和凭证。YG家很小，就是一间房间。房间里一边是床一边是桌子。床上乱七八糟，堆的衣服。桌子上也是乱七八糟，到处是香烟、香烟头、烟灰。桌子上方的墙上有一个不大的窗洞，上面蒙着装化肥的塑料袋子，透进来一些光。窗洞下面的泥巴墙钉了一根木条，上面挂着几本账本。账本下面堆着一叠纸头样的东西，估计是记账凭证。一开始，他还不愿意交出账本和凭证，在我们的坚持下，他最后无奈地交出了。
拿着账本回到我们的家，我们几个知青和生产队推荐的社员代表，一起围坐在小桌子旁，把账本、凭证铺在小桌子上，开始核对。生产队记账方式是采取收支法，所以核对账目比较简单。只要根据一张张凭证，将一笔笔的收入加总起来，再扣除一笔笔的支出，看一看数字是否相符。核对下来，我们几个面面相觑，账目基本平衡，没有什么大的出入。
如果账目平衡，为什么YG会计对我们查账如此抵触呢？我们一时陷入了沉思。忽然，大家抬起头来，我们不能就账本查账，要核实收入和支出的真实性。在以种植业为主的农村经济中，生产队最大的收入来自于卖给国家粮库的粮食。平桥有两个粮库，一个是红旗粮库，一个是公社粮库。我们应当到粮库去核实生产队卖粮的收入来源。
于是，第二天一早，我们就步履匆匆地到两个粮库去。红旗粮库就在七斗与六斗之间，二支的南边，进门是一个宽敞的大院子，里面有五六个高大的圆形粮囤，左手边是会计室。我们向粮库的会计递上了大队介绍信，粮库会计从去年的账本上翻出了张庄生产队卖粮的记录。我们仔细地一笔一笔核对，突然发现YG做的账目中少了一笔卖粮收入。我们既兴奋又气愤，他采取了整笔收入不入账，“瞒天过海”的方法，贪污了农民的血汗钱。这也证明我们查账的思路是正确的。我们马不停蹄地又向公社粮库走去。公社粮库在运河堆旁，下了运河堆，进入粮库大门。公社的粮库比红旗粮库气派多了，有南北走向的几排大瓦房作为仓储粮食的仓库。找到了会计室，我们在核对张庄卖粮账目的时候，又发现YG隐瞒了两笔卖粮的收入。我们非常惊异，他的胆子怎么会这么大呢？竟敢把生产队卖粮收入整笔不入账，难道JN队长一点也不知道？
回来后，我们向大队汇报了查账的情况，大队立即找YG谈话。YG先是目瞪口呆，而后一脸沮丧地低着头说，他和JN队长平分了这些钱。到底是JN队长拖他下水，还是YG当了会计以后，旧病复发。大队责问他们俩时，他们都闭口不言。
社员们听到这个消息，都非常气愤，这些钱都是社员们辛苦劳作的钱呀！因为这是一个不小的数字，他们俩已经不适宜再担任生产队长和会计。因此，大队在征求社员的意见后，很快就做出了决定，让张凤先老队长重新出来担任生产队长，要我们四个知青分别担任政治队长、会计、仓库保管员和记工员。
生产队的担子一下子压在我们几个身上，是有点重，尤其我们对张庄的过去并不是很了解，也不知道社员们之间的恩恩怨怨，加上自己对农活也不是十分精通，说出的话不硬气，能不能指挥生产都是一个问题。
夏收夏种开始了，一块麦田收割后，就要耕地、放水、耙田。生产队的两张犁都上了，两头牛在不停地勉力耕地。今年的天气好，麦收季节没有下雨，所以粘土地的田还比较好耕。一片翻耕过的土地在阳光的暴晒下，土垡很快改变了颜色，从深黑色变成了灰黑色。此时，放水漫田，一块块晒干的土垡在水中泡软、坍塌。而后，再驱赶耕牛，拖着带齿的犁耙来回耙田，将田表面弄平整。但有的田块或许是由于上一年秋种耕田的原因，或者是做绿肥坑后回填的原因，田块表面高度相差很大，这样就不能耙完田后立即栽插水稻，而是需要花费很多人工平整田块。
清晨，秧鸡的咯咚声在雾霭中传来，妇女们起秧已经结束，回家烧早饭了。她们准备吃完早饭就下田插秧。上早工的男子汉们一起在已经耙过的田里平整田块，为妇女们今天插秧做准备。
“人误田一时，田误人一季”。大忙期间，时间如金，一环扣一环，耽误不得。我们赤着脚站在水田里，手执大锹，吃力地将高出水面的泥土一锹一锹地挖到秧船上。牵牛的社员扬起鞭子，在空中打了一个响鞭，老牛奋力地向前一挣，满载泥土的秧船在水田里滑动起来。老牛喘着粗气，一步一步地向田块的低洼地方走去。我们在田里趟着水，拖着锹，不顾泥水飞溅到身上，急速地跟着秧船到低洼处，再使劲挥动大锹，将秧船上的泥土卸下，如此往返。男子汉们憋足了劲在不停地干着，汗水一滴滴落在水田里。张庄穷，不像一些富裕的生产队，大忙期间，社员上早工时都会吃一点垫垫底。张庄的社员没有这个条件，都是空着肚子上早工。我们知青也入乡随俗，一粒米也没有下肚。此时，太阳已经有一杆高了，快八点了，大伙的肚子已经饿得前心贴后背了。我的额头也沁出了细细的冷汗。我知道这已经不是累出来的汗，累出来的汗早流干了，这是饿出来的虚汗。
妇女们吃完早饭，陆续来到田边，坐在田埂上等候插秧了。我们再搬运一两秧船的泥，就可以大功告成了。此时，王家三兄弟的老大，庄上有名的“虬丝头”，CH把大锹往田埂上一摔，说：我不干了，肚子饿空了，回家吃饭！说完，跨上田埂，脚也不洗，蹭蹭地要往庄上走，几个社员也准备跟着他上田埂回家。我见势不妙，如果大家都一哄而散，田平整不好，上午就插不了秧了。秧田里的秧已经起好，扎成了把子，上午插不了秧，肯定会对秧苗产生损伤。我便冲上前去，举起手，拦住了CH，说大家再努力一下，马上就可以完工了。CH回了一句：我们与你们学生不能比！你们吃什么，我们吃什么！我知道，他的这句话是在挑拨社员对我们的不满。其实我们自从负责生产队的工作以来，已经尽量克制自己的饮食了，主要以素食为主，基本上与社员吃得差不多。不过稀饭烧得稠一些，干饭烧得硬一些。吃的也是青菜、腌胡萝卜。我们能够改善伙食的机会就是知青来做客，但由于我们是平桥最东边的知青户，这种机会也很少。我很严肃地跟CH说：你不要耽误上午的插秧，回去！他把头一甩，睬都不睬，硬呛呛地往家走去。我转过身，拦住田埂上企图往回走的社员，大声说道：大家不要跟他走，再有一会就可以完工了，农时耽误不得！好在当时，我们四个知青都在，一些平时与我们相处较好的社员都没有动，局面稳定下来，大家继续挖泥整田。
两秧船的泥搬运过去了，再换上犁耙走一遍，田平整了，田里的水一样深浅了。挑秧的社员肩担着绿油油的秧苗，在细窄田埂上一路走来。抛起的一把一把的秧苗在空中画着弧线，溅落在水田里，妇女们开始卷起裤脚下田插秧了。
三爹队长年纪大了，主要是我们劳动在第一线。而大忙才开始，我们对生产的指挥就面临挑战。我们向大队汇报了今天发生的事情，大队领导也非常重视。决定召集全大队的队长到张庄开现场会议。
第二天，生产队的牛屋里挤满了各个生产队的队长。我们把CH叫过来，要求他当着生产队长们的面承认错误，谁知道，他的脖子更硬了，就是不肯承认。有的生产队长喊了起来：CH，你胆子不小了！耽误了大忙，社员吃不上饭，你担当得起吗？有的生产队长说：你竟敢破坏大忙，马上报到公社去，把你抓起来！CH听到这句话，就回了一句，抓就抓，牢里坐死英雄汉！不料，他的这句话让大家抓住了把柄！CH，你是说现在关在牢里的人都是英雄汉？CH愣了一下，知道自己失口了，支支吾吾不吱声了。大队说，这样吧，张庄生产队负责给CH做个材料，明天送到公社去。会议结束了。
我们心领神会，当天，就煞有介事地找了几个社员了解CH过去的情况。白天，生产照常进行，收割、耕田、放水、耙田、整田，一切都相安无事。夜晚，我们几个在商量明天的生产安排，听到门口有人慢慢地走近。我打开门一看，是CH。他低着头，小声对我说：昨天早上是我做得不对，我承认错误。我知道，他是真的担心我们整理他的材料，把他送到公社去。他的老婆在三年饥荒时死了，家里只有一个儿子、一个老母亲。依仗有兄弟三个，平时，他在生产队总是怨气冲天。虽然，这次我们采取的方法欠妥，但是CH的服软，对我们今年的生产管理是有利的。
我舒了一口气，看着深邃天空中闪烁的灿烂繁星，心里在想，到底是我们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还是我们教育贫下中农？我又想起了他的一句话“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不由感叹，政治家真聪明，他要针对什么阶层，处理什么问题，就会说什么样的话来。
评论
陈锡安：这是与wch一家兄弟几人的争斗。当时，知青主持反偷窃及其他一些正风气的事情后，引起少数村民的反弹。王家是张庄强势一族，以知青去市场买口粮为借口发难。现在回想，其背后还有好几人。如果知青村委工作再多干几年，矛盾还可能更尖锐一些。农村基层矛盾错综复杂，与农民切身利益息息相关，未深陷旋涡之中，可谓万幸。
刘秀宁：文章题目“接受再教育”，很有意味，读者可以凭自己的理解，解读究竟谁接受谁的再教育，从农民与知青，还可上升到当政者与人民。社会应向文明发展，还是回到落后愚昧。手捻粪块的活我们西边队一样干过，现在看多么不可思议，当年却用来衡量是否与贫下中农相结合，一切荒谬始于荒谬的年代。张庄农民对四个知青的信任高于对本庄乡亲的信任，这是对曙东知青一家的肯定，也是我们平桥知青的荣耀。
王曙光：张庄农民信任知青，大队干部也信任张庄知青，这的确是平桥知青的荣耀。荣耀的背后，是他们付出的辛劳、汗水……这个故事可以列为“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典范——这是真心话。这样说更妥——知青在农村广阔天地的大课堂里，经风雨、见世面，百炼成钢。敬佩你们，平桥张庄的插友。
陈锡安：有段时间未上微信，刚读完《接受再教育》有感：记得1975年李先念有段肯定知青工作的讲话，大意是一千多万知青上山下乡，解决了国家安排就业的困难。这句大实话充分显示了插队运动的伟大意义，让当事人及其父母终于明白，原本一切与“再教育”无关。阶级之间或阶层之间的教育与再教育，其实是一个政治学上无法成立的命题。你是国家首相、总统，你就有资格教育普罗大众吗？可笑的提法、悲催的运动，却扎扎实实地耽误了整整一代共和国的同龄人。众所周知，中产阶级和精英阶层的发展壮大，是社会繁荣稳定、生产力提升的重大因素。当年的1700万人，若无阻隔是很有条件在社会经济中更有担当的。从这一角度看，知青运动负面影响不只是在当初的十年，而是持续几十年！
赵曙东：谢谢诸位的评论。上山下乡的重要经济原因是就业不足所困，但是为了给出一个冠冕堂皇的、最好的，也具有强制性的理由是接受再教育。1968年9月的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说，由于年轻人接受的教育是资产阶级的教育，所以需要上山下乡接受再教育。这种说辞给大规模的上山下乡运动蒙上了政治色彩。的确，就业问题是发展中国家中令人头疼的问题，可是如何面对这个问题，以及给出较为积极的办法才是正道。贸然发动文革，导致城市原来吸纳就业的能力进一步萎缩，悍然中断教育，导致就业压力累加，于是被集中下放的老三届的社会群体出现了。
八、坏分子LQS
LQS的名字起得很好，但却是庄上的“坏分子”。解放前，他是宝应曹甸镇上的剃头师傅。在国共摩擦期间，曹甸镇周边成了拉锯战地带，今天挂青天白日的旗帜，明天挂红通通的旗帜。国共两边的人都长头发要剃头，因此理发店人来人往，流言蜚语，家长里短，消息灵通。结果曹甸的理发店成了各类消息的集散地，LQS就成了两边的情报传递员。据说，他实际上是我方的情报员，但是解放后，有人说，他也为国民党干过事情，由于我D传统，认过不认功，LQS就被定为坏分子。后来他一家搬迁到张庄，因为他有理发的技术，日子倒也过得去。但是在“文革”中，在没有阶级敌人都要制造出阶级敌人的时代里，张庄有一个现成的坏分子，于是大队或者公社需要“阶级斗争”时，就拉他出场。
我担任政治队长后，这份差事就落在了我的身上。一天，公社来了通知，说是当下的阶级斗争很激烈，要警惕阶级敌人破坏，公社要对阶级敌人训话。大队布置我负责“押送”LQS到平桥开会。
LQS的家在庄子中间，家里有五口人。两个儿子一个闺女。大儿子已经三十多了，虽然也有理发技术，但是讨不到媳妇，一是贫穷出不起彩礼，二是出身不好，三是人品也差劲。小儿子和闺女也都十几岁了，正是长身体的时候，家里挣来的工分都用来糊口了。
我在前一天的晚上就通知LQS明天到公社去。早晨，我到了LQS家门口，他正在喝着清汤寡水的稀饭，看到我连忙站起来，要招呼我进去。我看了看他的家，真是家徒四壁，就说：不进去了，你快点。
LQS，黑黑的皮肤，长着一个八字眉，平时眼睑也是低垂着，眼角堆积着眼屎，形象猥琐。他一看到我们，就点头哈腰，我们平时也不大搭理他，因为没有什么交集。他年纪稍大，平时不参加队里的劳动，就给庄上或者附近的农民理发赚点钱。而我们是不要他理发的，插队时我们自己买了理发推子和剪刀，四个人相互理发，技术倒也说得过去。
一路上，LQS走在后面，我走在前面，我们之间无话可谈，只是匆匆地赶路。到了公社礼堂，礼堂前端站着几十个萎靡不振的人，全是各个大队带来的。我惊叹，一个两万人口的平桥公社怎么会有这么多的坏分子？会议开始了，一个干部模样的人在讲台上面声嘶力竭地训话，无非是要坏分子老老实实、不准乱说乱动等之类的话。坏分子们低着头一动也不动，规规矩矩地听着。会议结束后我们就往回赶，一天差事就算完成了。
五月艳阳天，朵朵白云在蔚蓝色的天空缓缓地飘移，白云的影子投射在平原上。在移动白云的影子下，遮掩着村庄的树叶的颜色在翠绿和深绿之间变幻着。田里的大麦已经微黄了，在风的吹拂中掀起了起伏的金色麦浪，发出干燥的哗哗响声。社员们都眼巴巴地期盼着夏收，因为当下正是青黄不接的最后时刻，每家柜子里的粮食已经不多了。从秋收后柜子里满满的粮食，吃到现在所剩无几快要见底了。我们知青也感受到青黄不接的滋味。我们一家四个人正是长身体的时候，面对每天沉重的农活，能够支撑下来的重要支柱之一，就是吃饱饭。虽然，我们回家过春节可以节省下近二十天的口粮，但是张庄生产队粮食产量不高，秋收后分配到手的粮食也经不起我们四个男子汉饭量的扫荡。其间，我们曾经骑车去淮阴买山芋干，也到张桥去买黑市粮食，以弥补口粮的不足。但是看着笆斗里的米渐渐减少，我们自己心里也在计算什么时候夏收。因此，“5月30日收大麦，6月10日收小麦”，这两个日子到现在还深深地烙印在脑子里，我想一定是与当时心境深处的不安相关联的。
当时国家的口粮政策是非常愚蠢的，是间接鼓励生育的口粮政策。口粮政策规定，非成年人口每人330斤原粮计划（其中稻子出米七折，麦子出面九折），而劳动力则在这个基础上，加上根据生产队粮食产量折算的劳动口粮。粮食产量比较高的生产队，一个劳动力可以得到560斤甚至620斤原粮，产量比较低的生产队，一个劳动力只能得到450斤原粮。如果没有其他杂粮贴补，产量比较低的生产队分配给一个成年劳动力的粮食显然是不够吃的。因此，在张庄，一个家庭的粮食是否充裕，主要取决于家庭的人口结构。如果家里的小孩多，粮食肯定是够吃的。例如我们庄子南头的YY家生了十个小孩，家里只有两个成年劳动力和一个老人。每年YY把分配给孩子们的粮食配额中的一部分卖出去，赚回的钱用来购买他家实际需要的口粮，因此他家的口粮总是绰绰有余。他活得很自在，上工时慢慢吞吞，不急不忙，有一天没一天的。如果一家人口全是劳动力，这家的口粮一定是紧巴巴的。我们庄上，除了我们知青外，还有两三家也是这种情况，LQS家就是其中之一。油灯在微风中摇曳着，明天的生产安排已经结束，我们几个准备睡觉了，副队长JL走到门口时吞吞吐吐地要说什么。我看了他一眼说，有话快说！他说，听说LQS家断顿了，已经有一天没有吃饭了。我愣了一下问：一点也没有吃？JL回答说：是的，全家躺在床上，就喝水。这下麻烦了！我心里想，嘴里对JL说：明天去看看吧。
第二天，我们几个到了LQS家，只见他家冷锅冷灶，一家人都躺在床上，床边放着几碗清水。LQS看到我们进来，大概也没有力气说话，只是叹气。我看到他到两个儿子和女儿也是躺在床上闭着眼睛，不知道是没有力气还是无脸见人。隔壁的邻居BY，看到我们来了，连忙拉住我们说：这怎么办呢？这是要出人命的！昨天送给他们两碗稀饭，可是我们自己也没有什么粮食了。我们几个听了，一句话也没有说，默默地离开了LQS家。人命和阶级敌人，孰重孰轻？经过文革的我们心里似乎慢慢地明白了。我知道，生产队的库房里其实也只剩下二百斤稻子，那是下秧后剩下的。
因为LQS的特殊身份，中午，我们开了队委会，商量了这个问题。大家沉默了许久，最后决定了以下的对策：第一，LQS本人虽然是坏分子，但是他的一家几口都在挨饿，于情于理，生产队不能不管。生产队准备借给他家二十斤稻子，帮助他家渡过这几天的难关。第二，生产队借给他家的二十斤稻子，秋后在分配给他家的粮食中扣除；但是，由于现在生产队只有两百斤稻子，是生产队在生产运营时必需保留的资金，因此，要求其他的社员保证在大麦收割前不向生产队借粮。第三，这次他家出现了断粮，是与他家不能计划用粮有关，明年LQS家再出现断粮的情况，生产队不予理睬。
晚上，我们在牛房里召开了社员会议，向大家说明了队委会的处理意见。也许是大家都是生活在忍饥挨饿的边缘，同病相怜；也许是身处底层社会的社员从来就没有在意LQS坏分子的身份；也许我们是用借给的方式来处理此事。因此大家都没有意见，十几分钟，会议就结束了。LQS家断粮的问题妥善解决了。
评论
王曙光：看了这篇文章，心里沉甸甸的。往事真是不堪回首。一剃头的被定为坏分子，那么轻率，那么残忍！那么荒唐！那么凄惨！更加感到改革开放的好处，否则，那种荒唐的政策、贫穷的生活是改变不了的。
陈锡安：“地富反坏右”是阶级斗争年代的敌对阵营，是落实到人头的，比资本家“厉害”，帽子戴上，成份定了，就要踩上一只脚令其不能翻身。不知道有没有改造好的“五类分子”？如若多数改不好，如何显现领导阶层的威力？其实，淮安县的大地主多数住县城，少数地主住乡镇。陆桥大队不知有没有地主，反正张庄没有，富农也少见，于是就凑个坏分子。有了对立面，斗争之弦就绷紧了。LQS家在庄上是边缘化的，喜怒哀乐无人关注，实在蛮可怜的。全村人温饱尚未着落，更少有人过问他家。现在人很难理解饥饿陷阱中的人性的。
赵曙东：锡安分析十分正确！用五类分子的帽子罩住的不是一个人，而是一家人。讲给年轻人听，年轻人是不会相信的。当时，我们四人能够妥善地处理好LQS家断粮的问题，说明我们心中的良知尚存，而且已经开始慢慢地复苏。
刘秀宁：解决“坏分子”的断粮问题是人性体现。在那饥荒的年代，“五类分子”承受了更大、更多的苦难，不堪回首。曙东的回忆，不忍卒读，若当权者是一个政治立场特强又毫无人性的领导，岂不又多了几个冤魂，所幸遇上你们几个知青在队里掌权。读这些辛酸的回忆，是启迪我们往深一层想想，这些是如何造成的，怎样才能避免。
九、一根扁担睡午觉
为了给水稻追肥，今天上了早工后，我带领十几个社员到平桥供销社去买碳酸氢铵。一行人扛着扁担，扁担上缠绕着一副绳子，一声不吭地行走在二支渠上。烦躁的夏蝉高声鸣叫，此起彼伏地一路伴随着我们，预示着今天中午的气温肯定不会低。
我们使用的化肥中最多的是淮安化肥厂生产的碳酸氢铵。而碳酸氢铵的含氮量在当时使用的化肥种类中是最低的，大约在17%左右，而且特别容易挥发，必须用塑料口袋紧密包装。另外，我们也使用少量日本产的尿素。我们喜欢使用尿素，其一，尿素的含氮量是最高的，而且不易挥发；其二，农民们也喜欢用日本尿素的原因，是日本尿素的包装袋是化纤的，虽然包装袋上印了“尿素”的字样，但是在短缺经济下，可以成为布匹的替代品。有的农民就穿着尿素袋子做的裤子，挑着担子，走在田埂上，屁股上的“日本尿素”两个字在大伙的眼前晃来晃去。
不知道是大忙刚过，一下子松下来疲乏的原因，还是天气越来越热，大家的步伐懒懒散散，拖泥带水的，走到平桥公社竟然快十一点半了。几个社员说：我们先忙饭吧？我说：有三个人忙就行了，其余的人赶紧跟着我去供销社，否则时间来不及了。
供销社在平桥的街上靠运河堆的一侧，供应农资的部门是在北边的两间瓦房里。南边这间瓦房有一个东西相对的大门，瓦房西门外有一个紧靠运河堆的大院子。我们急匆匆地赶过去，脚刚刚迈进大门，就被人喝住了：“下班了，下班了！”吆喝的人年纪不过二十五六岁，小分头，白净皮肤，穿着一件短袖汗衫、一条淡青色的短裤，脚下穿了一双天蓝色的塑料拖鞋。他有意地亮出手腕上的钟山手表，不屑地对我喊道。我瞄了一下他的手表，争辩说：不是还差五分钟吗？他将手表抬得更高地说：差五分钟就下班了，你们来得太迟了！我还想说两句，突然担心起来，我不要和他硬顶，万一他使坏，把破损袋子的化肥卖给我们呢。我轻轻地吐了一口气，换了语气地说：好吧，你下午什么时候上班？他傲慢地说：一点。我转过身对社员们说：我们先去吃饭吧。
派去的三个社员，在平桥街上找到一户人家，给了这家几斤米，这户人家借给我们锅灶、碗筷，还给了一些柴火。我们找到烧饭的社员时，饭香已经飘出来了。我们每个人端着满满一大碗“核子米”饭，米饭上面还放了这户人家给的几根咸菜，就蹲在这户人家门口，扒几口饭，咬一丁点咸菜，不一会儿，饭尽碗空。手脚勤快的人，把大伙的碗筷收齐洗净，归还这户人家，道谢离开。
我们一行人又折回到供销社门口。当午的太阳毒辣，强烈的阳光直落在头顶，晒得头皮发烫。我们走到供销社大门，看见那位白净皮肤已经睡在竹躺椅上，摇着一把芭蕉扇，东西相对的大门送来一阵阵从运河堆上吹来的风，煞是凉爽。我走上前去，恭敬地说：外面的太阳太大了，能不能让我们进来避一避太阳？白净皮肤的人身子也不抬，上下打量了我一眼，断然拒绝地说，这怎么行呢，里面这么多化肥，你们进来，少了一袋，谁负责？我强忍住了，硬生生地把一句国骂咽下肚，回过头无奈地望了望社员。社员们也知道，都担心这个白净皮肤会在发货的时候刁难我们。有一个社员拽了拽我的布披肩，说：算了吧，我们就在屋檐下等吧。
当地的瓦房屋檐特别短小，檐口伸出不足15厘米，落到地上的影子也只有一支扁担多宽。地上的温度很高，我们只好把扁担放在地上，无奈地沿着屋檐边坐在扁担上，头紧紧地靠在发烫的墙壁上，躲避天上砸向地面的炙热阳光。我坐在扁担上歪着头，看了看躺在椅子上舒适睡觉的白净皮肤，再看一看一溜沿着墙席地而坐、衣衫破旧的社员，又低头看了看自己暴露在阳光下的黝黑双腿，一阵伤感掠过心头。不一会儿，坐在扁担上的我迷糊地睡着了。我自己觉得才眯了一会儿，就被社员喊醒了。我抬头看了看太阳，觉得时间应该到了，就立刻站起来，走入供销社门口。
白净皮肤在躺椅上已经睡着了，发出了微微的鼾声，芭蕉扇落在地上。我走上去轻轻地摇了摇他的椅子，他猛然醒来，看见我们都进来了，不由又喊了起来：你们怎么进来了？我说：时间到了。白净皮肤抬起手腕，瞥了一眼他珍贵的钟山手表，已经1点20分了。他气鼓鼓地起来，说交钱！我也不言语，递上了介绍信和钱，他翻看着一张表格，找到了陆桥大队张庄生产队的化肥供应数量，在上面画了一个“√”，懒懒地收取了钱，然后拖着天蓝色的塑料拖鞋，带着我们到西院的仓库搬化肥。
在化肥堆旁，白净皮肤拿着笔，目不转睛地高声数着：一袋、两袋、三袋……当还剩下六袋时，白净皮肤叫我们到另外一堆去搬。掀开化肥堆上面的帆布，我傻了眼，这堆全部是破损袋子的化肥。我可不干了！我从11点25分就忍起，忍住了白净皮肤在我们面前的傲慢，忍住了我们在外面被阳光暴晒，在一根扁担上睡午觉的窘境，为的就是不拿破口袋的化肥。到头来，还要我们拿破口袋的化肥。这不行！我坚决地说，我们不要破袋子的化肥。白净皮肤怪异地看着我，高声地说，这是每个生产队要按比例分摊的。我说，化肥袋子破了是你们保管的责任，凭什么要我们来承担？我走向包装完整的化肥堆，一手夹着一袋化肥，就往外走去。白净皮肤叫道：你敢抢化肥呀?我头也不回地说，我已经交过钱了！白净皮肤又说，各日的（狗日的），你敢搬！我回了他一句国骂，说道，就敢搬，你又敢怎样？我走到外面放下两袋化肥，又回过头来，再夹两袋化肥朝外走。大概他看我来回臂夹两袋化肥，气息不喘，如履平地，也不敢上来拉扯，就气急败坏地说，我要去告诉你们的张书记！我看了他一眼，嘴里说，你去告诉吧！心里想，你还不知道，志友书记是我们知青的邻居！
评论
俞靖生：写得真好！看得也清楚！
刘秀宁：佩服曙东细腻的描写，一件不大的事情能写得如此生动，主题、情感如此鲜明。从这篇小故事，我一是看到了国人“上等人鄙视低端人”的陋习不是今日才有的，即使官不大，只要有点权，就将自己置于下等人之上。二是看到你们已在队里起到支柱作用，成了社员的主心骨、农民利益的捍卫者。我们在生产队可从没这个地位。
王曙光：轻松地打开文件，轻松地看完了，清楚。谢谢你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写得生动。那个发货的小人真可气，绿豆大的权力也要用到极致，欺压农民、中饱私囊。
陈锡安：一口气看完，蓦然想起《水浒》中醉打蒋门神的景象，可惜的是那家伙皮肤白了些，当时也无酒可饮，否则现代版的武松醉打戏肯定登场！看来，官僚习气是植根于一些人的骨子里的，只要气候适宜，它总是要出来散发臭气！当今老百姓办事，特别是创业办企业的，与官员打交道时，感受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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