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家奥尔森曾经提出过一个非常有趣的理论，那就是坐寇政府，奥尔森认为，一个新国家的建立起源于流寇向坐寇的转变。一个流寇在取得绝对优势后会定居下来成为坐寇，为了维持长期的统治，他会清除其他的流寇来维持公共秩序并提供其他公共服务。
但是同时，出于绝对的利己主义，坐寇也会尽可能的从社会中榨取最大化的资源，以供自己享用。他将使用绝对垄断的政治权力，攫取最大化的税赋和勒索。奥尔森认为，专制主义的坐寇，总是倾向于制定最大化的税率，而解决这个问题的唯一做法就是民主化，他偏执的认为民主政府一定比专制政府税率要低。
但只可惜，这样的反例实在太多，历史上的明朝就是一个例子，明朝皇帝理论上拥有绝对的政治权力，拥有一切人的生杀大权。但在王朝倾覆之际，他依然拒绝向社会最富有的阶级征税，并最终因财政崩溃而分崩离析。
明朝的财政困境
到了明朝末年，明政府的财政已经濒临崩溃，面对关外女真人和中原农民军的双重危机，明朝的军费连年攀升，到了1620年，已经达到了惊人的2000多万两。除了军费，明朝末年连年灾害，尤其是中原地区，几乎到了白骨露于野，饥民易子相食的地步，如果政府的赈灾款不能满足饥民的需要，那么他们无疑将加入李自成的队伍，成为四处烧杀抢掠、破坏秩序的流寇。
可以说，明朝从未像17世纪一样如此需要税赋，但此时的明朝政府，税收却是严重不足，根据1600年的数据，明朝政府所有的财政收入仅为3000万两。与之相比，1700年尚未进行工业革命的英国，税收就达到了1亿两白银（经过核算），而这时的英国人口仅为1630万。再比如1900年内忧外患的满清政府，每年的岁入依然达到了1亿白银之巨，而这还是在税赋被地方截留60%的情况下。对于一个一亿人口的大国，明朝的税赋无论如何都是不足的。
虽然税收总量不大，但是对于中原的农民来说，税收负担已经是不堪重负，为了应付关外的女真人，明朝政府不断加征所谓的辽饷，这对于已经身陷饥荒的中原农民来说，无疑是晴天霹雳。在天灾和政府的税赋之下，他们不得以铤而走险，揭竿而起。
（图片来源：百度贴吧某吧友）
另一方面，为了缓解财政危机，明朝政府还大量裁剪公务人员以缩减开支，而这其中，就包括曾管理驿站的李自成，失业的李自成等人，毫不犹豫的和走投无路的农民一起，成为了流窜整个中原的流寇。
表面上看，明朝的财政困境似乎无药可解，但实际上，明朝大部分的社会资源并没有被调动，明末真正占有资源的官绅阶层和明朝宗室，握有巨大的财富，却没有为朝廷贡献一分力。而面对官绅阶层和朱氏宗亲的消极态度，明朝皇帝也选择了不作为，就这样任由自己财政崩溃。
这一奇观让大政治学家福山都困惑不已，为何一个王朝宁肯灭亡也不愿意向社会中的利益集团征税？
官绅阶层与明朝宗室，财富最多的利益集团
明朝政府之所以财政匮乏，并非是由于帝国已没有资源可以榨取，而是其向错误的对象征税，而完全放过了真正的财源。在土地兼并严重的明末，农民大量失去土地，再加上天灾，实际上财富屈指可数，就算征调他们所有的家当，对于巨大的财政支出来说也是杯水车薪。而裁剪公务员，则更是火上浇油，加重危机的愚蠢之举。
明朝真正的握有财富的阶层，一是官绅阶层，二是明朝宗室。这两者都利用高利贷兼并自耕农的土地，到了明朝末年，这两个阶层已经占据了全国大部分的土地。一些大的官员，比如徐阶，就有良田万亩，海瑞还曾因此与其展开激烈的争斗。至1600年，很多地区的士绅已经欠税50多年，但依然没有受到朝廷追究。
相比于官绅阶层，明朝宗室也不遑多让，虽然朱棣废除了藩王们的军政大权，但依然保留他们的经济特权，每年，朝廷都要花费大量的薪俸去供养他们，薪俸包括银两土地大米，以至于《新修成都府志》中感叹：腴田膏土，尽是王庄，贫民或为彼佃户，以偿租佣。
除了一般的俸禄，一些特别受天子宠爱的藩王，还会得到额外的奖励，比如万历的五子瑞王，就被赐予三万顷土地，最受万历喜爱的福王，更是被赐予了河北地区的盐铁专卖权，而盐铁专营，向来是朝廷的财政之源。
随着明朝宗室的人口增加，到了万历初年，用于宗室俸禄的支出已经达到了当年支出的三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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