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家奥尔森曾经提出过一个非常有趣的理论,那就是坐寇政府,奥尔森认为,一个新国家的建立起源于流寇向坐寇的转变。一个流寇在取得绝对优势后会定居下来成为坐寇,为了维持长期的统治,他会清除其他的流寇来维持公共秩序并提供其他公共服务。
但是同时,出于绝对的利己主义,坐寇也会尽可能的从社会中榨取最大化的资源,以供自己享用。他将使用绝对垄断的政治权力,攫取最大化的税赋和勒索。奥尔森认为,专制主义的坐寇,总是倾向于制定最大化的税率,而解决这个问题的唯一做法就是民主化,他偏执的认为民主政府一定比专制政府税率要低。
但只可惜,这样的反例实在太多,历史上的明朝就是一个例子,明朝皇帝理论上拥有绝对的政治权力,拥有一切人的生杀大权。但在王朝倾覆之际,他依然拒绝向社会最富有的阶级征税,并最终因财政崩溃而分崩离析。
明朝的财政困境
到了明朝末年,明政府的财政已经濒临崩溃,面对关外女真人和中原农民军的双重危机,明朝的军费连年攀升,到了1620年,已经达到了惊人的2000多万两。除了军费,明朝末年连年灾害,尤其是中原地区,几乎到了白骨露于野,饥民易子相食的地步,如果政府的赈灾款不能满足饥民的需要,那么他们无疑将加入李自成的队伍,成为四处烧杀抢掠、破坏秩序的流寇。
可以说,明朝从未像17世纪一样如此需要税赋,但此时的明朝政府,税收却是严重不足,根据1600年的数据,明朝政府所有的财政收入仅为3000万两。与之相比,1700年尚未进行工业革命的英国,税收就达到了1亿两白银(经过核算),而这时的英国人口仅为1630万。再比如1900年内忧外患的满清政府,每年的岁入依然达到了1亿白银之巨,而这还是在税赋被地方截留60%的情况下。对于一个一亿人口的大国,明朝的税赋无论如何都是不足的。
虽然税收总量不大,但是对于中原的农民来说,税收负担已经是不堪重负,为了应付关外的女真人,明朝政府不断加征所谓的辽饷,这对于已经身陷饥荒的中原农民来说,无疑是晴天霹雳。在天灾和政府的税赋之下,他们不得以铤而走险,揭竿而起。
(图片来源:百度贴吧某吧友)
另一方面,为了缓解财政危机,明朝政府还大量裁剪公务人员以缩减开支,而这其中,就包括曾管理驿站的李自成,失业的李自成等人,毫不犹豫的和走投无路的农民一起,成为了流窜整个中原的流寇。
表面上看,明朝的财政困境似乎无药可解,但实际上,明朝大部分的社会资源并没有被调动,明末真正占有资源的官绅阶层和明朝宗室,握有巨大的财富,却没有为朝廷贡献一分力。而面对官绅阶层和朱氏宗亲的消极态度,明朝皇帝也选择了不作为,就这样任由自己财政崩溃。
这一奇观让大政治学家福山都困惑不已,为何一个王朝宁肯灭亡也不愿意向社会中的利益集团征税?
官绅阶层与明朝宗室,财富最多的利益集团
明朝政府之所以财政匮乏,并非是由于帝国已没有资源可以榨取,而是其向错误的对象征税,而完全放过了真正的财源。在土地兼并严重的明末,农民大量失去土地,再加上天灾,实际上财富屈指可数,就算征调他们所有的家当,对于巨大的财政支出来说也是杯水车薪。而裁剪公务员,则更是火上浇油,加重危机的愚蠢之举。
明朝真正的握有财富的阶层,一是官绅阶层,二是明朝宗室。这两者都利用高利贷兼并自耕农的土地,到了明朝末年,这两个阶层已经占据了全国大部分的土地。一些大的官员,比如徐阶,就有良田万亩,海瑞还曾因此与其展开激烈的争斗。至1600年,很多地区的士绅已经欠税50多年,但依然没有受到朝廷追究。
相比于官绅阶层,明朝宗室也不遑多让,虽然朱棣废除了藩王们的军政大权,但依然保留他们的经济特权,每年,朝廷都要花费大量的薪俸去供养他们,薪俸包括银两土地大米,以至于《新修成都府志》中感叹:腴田膏土,尽是王庄,贫民或为彼佃户,以偿租佣。
除了一般的俸禄,一些特别受天子宠爱的藩王,还会得到额外的奖励,比如万历的五子瑞王,就被赐予三万顷土地,最受万历喜爱的福王,更是被赐予了河北地区的盐铁专卖权,而盐铁专营,向来是朝廷的财政之源。
随着明朝宗室的人口增加,到了万历初年,用于宗室俸禄的支出已经达到了当年支出的三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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