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大学中文系78级 董平
杭州大学、西溪河下，是我生命的转折之处。当年的清流潺湲、油菜花黄早已不复可见，但记忆中的日月光华、硕学典范，仍依旧清晰。吉光片羽，熠熠生辉。
我是浙江衢州人。1975年我从航埠中学高中毕业后，一面到处打工，一面等待分配工作。1977年夏日的一天，我一位高中同学跑了十多里路，专门来告诉我：可以考大学了！当时我正在当地粮站做小工，猛然听到这个消息，有点发矇，表示未必可信。几天后，高中时的几位好友居然都来奔走相告，方信此事为真，当时心情之激动与复杂，实在是无法形容。1977年的冬天，我背着铺盖冒冒然到衢州二中去“考大学”，最后结果居然算是考中，张贴在衢州城里十字街头的“红榜”上我的名字竟然在列。但我并没有成为“77级”的一员，因为“政审”没通过。78年再考，按第一志愿录取到了杭州大学中文系，于是在1978年10月，我来到了西溪河下。
杭州大学中文系在西溪河下（现在称保俶北路），那时的路面是沙石子铺的，公交车跑过，一片尘土飞扬。西溪河的东岸还是农田。可在中文系的校园里（现在是省总工会干校），却时常可见当代硕儒巨匠的身影。他们年龄有长有轻，身姿有挺拔有稍显佝偻，衣着虽都极其普通，但举手投足之间，透出一股浓浓的“书卷气”，令人起敬起恭，他们是王驾吾、姜亮夫、夏承焘、陆维钊、胡士莹、蒋礼鸿、沈文倬、刘操南、徐朔方、吴熊和、蔡义江、王元骧、孙席珍、汪飞白、华宇清、郭在贻，还有文革初期去世的任铭善先生等，这是一个如日月之光华、若星汉之灿烂的学术群体！有这样一批先生，杭州大学中文系要想不是全国最好的中文系之一都难！当时的先生们对这一点也十分自信，先生们说：“如果北大中文系是‘地主’，我们就是‘富农’。”
浸润在这样一个“富农家庭”中，我当时是十分想在日后也成为“小富农”的，所以读书也可谓之如饥似渴。在我中学教师朱子善先生（后来成了我的岳父，1929—2009）的引荐之下，我曾拜访过当时的中文系主任王驾吾先生，因此与王先生有一段令人怀念的交往。
王先生讳焕镳，号觉吾，以治墨学著名，实为孙诒让之后最为重要的墨学研究专家，而于周秦诸子之学，则无不通达。1979年春节后，我第一次去杭大河南宿舍拜访了王驾吾先生，当时的情景依然在目。忐忑地敲开王先生的家门，师母开门让我进去，给我泡了茶，让我稍坐，说王先生正在习静。我当时并无“习静”的概念，更全然不知“习静”为何事，便只是兀然端坐等候。不久，先生从别室出来，我呈上朱子善先生的引荐信，王先生显得十分高兴，与我说话。当初在我们78级入学时的迎新大会上，王驾吾先生以系主任的身份给我们做过讲座，曾讲到要学习好，还要身体好，最好每餐能吃三碗饭。现在对谈，老先生也仍然说：要努力读书，要锻炼身体。问我多大，我说20了，先生说：还好，年纪不算大，虽然迟了些，但还来得及。读中文系，要下背诵的工夫，诗经楚辞、古典美文、诗词名篇，最好都能背下来。背得多了，方能融会贯通，举一反三。前人说“书读百遍，其义自见”，很有道理的。谈到锻炼身体，老先生看看我，说：你身体还不错。我大着胆子说：我曾练过二年拳术。先生突然十分开心：好好！我年轻时也练拳术，我练的是棍子。读书时，楼上寝室比较吵，声音大，妨碍我读书，我就用棍子捣天花板，楼上马上就安静下来了。说着还哈哈大笑。先生说话时的神态，我突然觉得十分的孩子气。
王驾吾先生学问深湛，而对晚辈则极为和蔼，总是勉励有加，真让人有如沐浴于光风霁月之感。中文系读书期间，我曾经也苦读诗骚，唐诗宋词，更试图多背，每孤身读书时，便总会想起王先生的教导。此后与先生渐熟，曾请求先生赐予墨宝，不意先生不仅没有推辞，并且所用书体是他最享盛誉的隶书。“读破万卷诗愈美，行尽千山路转赊”，成为我求学道路上最大的激励，也是处困中最为有效的心灵慰藉。
1983年9月，我成了杭州大学古籍研究所第一批硕士生之一。这个古籍研究所，是姜亮夫先生创建的，是全国最早成立的几个古籍所之一。硕士三年，成为我“学问”的起点。虽然我现在所从事的专业领域与当年古籍所所学的内容似乎相去较远，但正是古籍所的求学生涯，为我后来所从事的研究工作打下了良好基础，而古籍整理也一直是我工作的主要学术领域之一。
姜亮夫先生讳寅清，以字行。先生是章太炎先生的弟子，早年又曾留学法国，他的学术眼界是非常宽阔而宏远的。我们入学时，他已是八十多岁高龄，眼睛高度近视，看字时，要背着强光，几乎把纸贴近镜片方始能视，但其思维之敏捷令人惊讶。他的敦煌学、文字学、音韵学、楚辞学等等，皆卓然成家，虽然一些具体的学术观点未必能为人所普遍接受，但他的学术方法，特别是将语言学、历史学、民俗学、神话学融为一体的解释路径，实为独树一帜。我们首批6名研究生（除我以外，还有傅杰、陈野、何丹、邬锡非、杨黛），姜先生是十分重视的，并按照他的学术观点来开设课程。古籍所创建之初，条件有限，我们每周一次到河南宿舍区的一栋小楼里，姜先生亲自给我们授课。虽然所里的师资力量已是非常雄厚，除姜先生以外，讲古汉语有蒋礼鸿先生、郭在贻先生，讲音韵学有张金泉先生，讲古典文学有刘操南先生、平慧善先生，后来调进周启成先生讲庄子，讲礼学有沈文倬先生，讲版本目录学有雪克先生，后来又从浙江图书馆调进崔富章先生，讲宋史有徐规先生，等等，但姜先生仍然认为学生的学术眼界需要进一步张大，到外校请了许多老师来给我们开设不同课程，如请中国美院的王伯敏先生、章祖安先生来给我们分别讲中国美术史、《周易》，请安徽大学乐寿明先生来给我们讲佛学，请淮阴师专的萧兵先生来给我们讲神话学。了解到我们英语学习有困难，姜先生说外语很重要的，一定要学好！他给我们出了个主意：读英文版《左传》，对着汉文原版读，结果是《左传》精读了一遍，英文也学好了。我们说能读英文版《左传》，英语就不会不好了，他笑笑，于是又请了杭州商学院的英语老师来给我们补习英语，每周一次“开小灶”，让其他专业的研究生羡慕得不行。
姜先生因为眼睛高度近视的缘故，作书不易，往往是一笔而一行到底，虽是字字相连，却不难辨认，实可见先生学风之严谨。1984年，古籍所曾试图编辑出版“所刊”，平慧善先生尝为此多方奔走，但终告无果，于是就以《杭州大学学报（增刊）》（古籍研究所专号）的名义发表了古籍所教师、学生的研究成果。姜先生有一篇《“中”形形体及其孳乳字分析》的长文，刘操南先生一篇讲竹简的论文，因排版困难，都是我手抄后影印的。姜先生论“中”的这篇文章，对我影响很大，此后我在学术论文中曾多次引用到姜先生的观点。我自己的第一篇学术论文《先秦乐论初探》，也是发表在这个“古籍研究所专号”上，写作这篇文章的情形还记忆犹新，草稿是经过沈文倬先生亲手修改的。这最初的学术尝试，得到了沈先生的肯定，对我的鼓励极大。我也从此走上了先秦儒学研究的道路，读硕士期间，就开始在《学术月刊》、《哲学研究》等刊物发表论文。沈先生口不善言，但学问深广，尤精于三礼之学，当代的礼学研究，盖无人能出其右。他给我们讲一门课叫做《广校勘学》，真可谓之汪洋恣肆！记忆最深的，是在这门课上沈先生专门给我们讲了《般若波罗蜜多心经》。我在学术上的广泛兴趣，既与八十年代中叶的时代风气有关，也与古籍所诸先生博雅的学术风度的潜在影响有关。先生们的博学是令人羡慕的，而由博返约、归于诚身则是先生们所教导的。姜亮夫先生给我们讲课，曾说：“我送给你们八个字：敬业乐群，修辞立诚。”这八个字，我至今奉为圭臬，以“敬业乐群”为生活态度，以“修辞立诚”为学术态度。
1986年我硕士毕业，当时虽然是分配工作，但也可以自己找工作。我当时已经确定了恋爱对象，不愿离开杭州，于是我找到当时已经在浙江省社科院哲学研究所工作的老乡赖金良，他带着我去拜访了所长吴光先生。在吴光先生的帮助之下，我进了浙江社科院哲学所，开始了我关于中国哲学的专业研究工作，也因此而与沈善洪先生有诸多交往。我初到社科院时，沈善洪先生已经出任杭州大学校长，但也仍然兼着浙江省社科院的院长。
在某种意义上说，沈善洪先生是我进入宋明理学研究领域的引路人。我那时对“宋明理学”是完全不了解，甚至毫无概念的，因为杭州大学中文系、古籍研究所的学术训练，给我留下了一个很深的印象：“不读宋以后书”。这当然是偏见，但当时我们都以通先秦古典为“高”。我的学术基础一直是在先秦，但浙江社科院哲学所则以宋明理学为研究的主要方向。我最终走上宋明研究的道路，与《王阳明全集》的校点整理有直接关系。这部全集的整理，最初是由沈善洪先生主持的。1987年夏天，沈校长与吴光、钱明、我以及杭大校办的滕建明等一起，到遂昌县某处度假村开会，就《王阳明全集》的整理进行讨论，确定了底本、参校本以及基本编辑体例，分配了校点任务。因有这一机缘，我开始进入王阳明作品的阅读与研究。但1992年《王阳明全集》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时，沈善洪先生并未署名，只是写了个序。
大约是在1989年左右，沈善洪先生提出编写多卷本《浙江文化史》，并在杭州大学召开过一次课题会议，专门讨论编写内容、体例、结构、各部分容量以及具体撰稿人，当时出席会议的还有陈植锷先生。沈善洪先生作为“主编”发表了自己的观点，主张要重新全面梳理浙江的历史文化，要敢于探索，发表新观点，并直接指名让我负责“思想学术编”的写作。我接受任务之后，随即转入浙江思想学术史的研究，在写作纲目中，我把佛教的内容也列为写作对象，这一点曾受到沈善洪先生的充分肯定。“思想学术编”的初稿我完成于1991年，但此后由于各种原因，包括陈植锷先生去世等方面的原因在内，“浙江文化史”项目未能继续下去。
2002年我调进浙江大学哲学系工作，所在的校园是再熟悉不过的杭州大学的校园，但杭州大学已然不复存在，而称为浙江大学西溪校区了。沈善洪先生已不再是校长，但仍然关心学术事业，我与沈先生也仍有较为密切的学术上的以及其他方面的联系。2001年，我打算把原来为“浙江文化史”写作的“思想学术编”重加修订，单独出版，曾征询沈善洪先生的意见，他表示完全赞同与支持。2005年，我稿子修订完毕，即将交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再次去拜访沈善洪先生，当时还想请他题写个书名，他说：“书名我就不题了，至于书的题目，我看就叫‘从王充到王国维’好了。”这样，我的这部著作最终就以《浙江思想学术史：从王充到王国维》的书名出版。顺便提及，2009年，费君清学长又重新启动了《浙江文化史》的编写，仍以沈善洪先生为主编，其中的“思想学术”编由我对这部专著的内容进行删节而成。这部二卷本的《浙江文化史》由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
回想我自己的求学过程以及此后“做学问”的过程，我总是对老一辈学者的提携鼓励充满感激。上面所记虽为一鳞半爪，却是我无法忘却的记忆。先生们不仅学问醇厚，并且对晚辈的奖掖不遗余力，乐见晚辈学有所成，其学术胸襟是浩大的。他们视学术为生命，以为道、为学、为人的统一为安身立命之根基，其学术目的是纯粹的。他们把学术作为自我存在之意义与价值的证明，略无哗众取宠之心，而有学以为己之质，其学术风格是平实的。那时候没有那么多的“课题”、“项目”、“工程”以及各种各样让人竞奔攫夺之而后快的“头衔”，老一辈的学者们，大多神态安闲雅致，走路不疾不徐,而有纡余宽平之气度。正是当年会聚于西溪河下的老先生们，成就了杭州大学的日月光华，成为杭州大学人的永恒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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