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刘明鑫
历史学博士，中山大学历史系博士后。主要从事明史、科举史研究。主持博士后基金项目，在《史学月刊》《中国史研究动态》等刊物发表论文10余篇。博士论文获2018年福建师范大学优秀博士论文。
摘要：明代应天乡试总应试人数至少应为112328余人，平均每科应试人数至少应为3209余人，再加应试者所雇随从，每科应天乡试带来的流动人口自然十分庞大。这些人口以三年为循环周期，不断为南京旅店、娱乐、图书业带去大量消费和商机，对明代南京经济的发展、兴盛与繁荣有广泛而深刻的影响，而这又反过来为士子的备考和乡试的顺利开展提供了良好的物质保障。二者相互依存，相互作用，在彼此互动中，得以不断发展。
关键词：明代 南京 乡试 应试人数 经济影响
应天乡试在明代各直省乡试中占据十分重要的地位。据统计，应天自洪武三年(1370)至崇祯十五年（1642）共举行90科乡试，录取举人至少应为11726名，占明代举人总数（至少应为103073名）的11.38%；平均每科至少录取130人，位居全国榜首。相比应天每科乡试录取人数，其应试举子及其随从人员的数量则更为庞大，是其几倍甚至数十倍之多。这些外来流动人口以三年为循环周期，不断为南京旅店、娱乐、图书等业带来了大量生活消费和商机，对南京经济的发展、兴盛与繁荣有直接的推动作用。目前，学界尚无该论题的专门研究成果。为此，笔者拟对其作初步探讨，以就教于学界前辈与同仁。
一、应天乡试的应试及其随从人数
在同一消费水平条件下，人口数量越多，消费需求量就越大，对经济的推动作用也就越明显。在未取得乡试资格者、应试者及其随从、考官、誊录与对读人员、匠作人夫等与应天乡试有关的人口中，应试者及其随从的数量最大，对南京经济的影响也最为显著，故笔者就以应试及其随从人数为切入点，研究应天乡试对南京旅店、娱乐、图书等行业的影响。
首先，应天乡试的应试人数。为弄清其应试规模，笔者对应天自洪武三年至万历三十一年共35科乡试的应试人数进行了统计，并列表显示如下：
由上表可知，洪武三年庚戌至万历三十一年癸卯共35科有应试人数记载的应天乡试，其应试人数总规模为112328余人，平均每科应试人数为3209余人。分阶段看，洪武至景泰时，应天乡试平均每科应试人数为1090余人；成化至正德时，平均每科应试人数达2626余人；嘉、隆时，平均每科应试人数激增为4210余人；万历时，平均每科应试人数更是高达4917余人。可见，随着时间推移，应天乡试应试人数呈不断上升趋势，万历三十一年还首次突破6000人大关，达到最高值。
其次，应试者的随从人数。每到应天乡试年，因士子往往会携带衣物、书箱等行李赴试，故需雇佣一定数量的仆从、挑夫、马夫等随从人员；但因士子家庭经济条件、路程远近等因素的影响，每位士子雇佣的随从人员又多寡不一，有只身一人赴试者，有雇一名随从赴试者，有数人共雇一名随从者，还有雇两名甚至更多随从赴试者。如南直华亭人唐祯，读书备考应天乡试时，“止以一仆自随，清苦如寒士，不数年而学成，以金山卫学生领成化癸卯（十九年，1483）乡荐。”又如南直松江府人陆楫，嘉靖十三年（1534）赴试南闱时，其父陆深在家书中对其嘱咐道：“往丹阳，上陆路，顾一女轿，多备一二夫，力抬之。”综上可知，应试者的随从人员也应是一个不小的规模，其对沿途及其南京经济的发展也有很大作用，但由于文献缺载，我们已无法弄清其具体数量。
通过以上研究，笔者得出平均每科应天乡试所带来的应试举子为3209余人，再加上应试者所雇随从，应天乡试产生的外来流动人口，数量惊人，规模庞大。这些人口以三年为循环周期，持续为南京带去大量的消费人口，为南京旅店、娱乐、图书等业的发展与繁荣创造了大量商机。
二、应天乡试下的旅店业
在乡试的影响下，南京出现了各种大大小小可供应考士子租赁的旅店，其中常见者主要有以下几种：
其一，河房。秦淮河房集住宿、交际、娱乐于一体，功能多样，吸引了绝大部分士子。正如明末清初人张岱所言：“秦淮河河房，便寓、便交际、便淫冶，房值甚贵而寓之者无虚日。”每到乡试年，南京河房主们纷纷对其经营的河房进行修整、装饰，以图吸引更多的客源，赚取更高的赁金。正如崇祯时人吴应箕所说：“过学官，则两岸河房鳞次相竞。其房遇科举年则益为涂饰，以取举子厚赁。”像这样经过涂饰的河房很多，最著名者有瓜州余家河房，此房“亭台宽敞”，“庭前有白木槿可观，后亦残废”；贡院南岸还有齐王孙河房，此房“垂柳成荫，最宜消夏”；此外，“又有新构者，其墙其峻”。《儒林外史》也载：“河对面一带河房，也有朱红的栏杆，也有绿油的窗隔，也有斑竹的帘子，里面都下着各处的秀才，在那里哼哼卿卿的念文章。”可见，乡试应考士子及其随从的数量不仅直接影响着河房客源的充足程度，更直接影响着河房的数量与质量。
秦淮河房数量究竟有多少，现已不得而知。崇祯时人吴应箕在其《留都见闻录》中仅记载了南门桥南岸住家，翔鸾坊蔡弁，武定桥北岸王氏、梅氏，文德桥徐府，瓜州余家，贡院南岸齐王孙，青溪黄公祠，金陵栅口五柳居，桃叶渡山东王户部，淮清桥南岸总督书办，钓鱼巷内监王孙，近水关丁郎中、黄户部，大中桥南和伯等10余处较著名的河房。其中，关于淮清桥南岸河房，《儒林外史》载道，“当下走过淮清桥，迟衡山路熟，找着房牙子，一路看了几处河房，多不中意，一直看到东水关。这年是乡试年，河房最贵，这房子每月要八两银子的租钱。”每月赁金高达八两，对于一般寒士，自然很难承受。为了减少租赁费用，大多寒士会选择合租，如万历四十年（1612）六月，叶绍袁赴南都乡试时，“季若往句曲就遗才试，亦至都下，共居河房”。
其二，普通房舍。乡试年份，由于赴试南京的举子及其随从人员极多，城中有经济头脑者往往会把自家幽静的书室租予举子，以图取利。如《欢喜冤家》第二十回载道，万历十九年（1591）乡试，金陵王谓家“厅堂高敞，房屋深广，后有花园极精。书室每科租与乡试举子，常收厚利”。比起城中其他地区的房舍，贡院附近的房舍则异常紧俏。《欢喜冤家》第十回载道，扬州府仪真县秀才许玄，“搭船到南京应试”，“初一日到了南京，径往贡院前来寻下处。家家歇满，再无寻处”。
其三，寺庙、道观等处。如江阴人张畏岩，“积学工文，有声艺林，（万历）甲午应天乡试，寓一寺中”。天启元年（1621）辛酉，吴江人叶绍袁赴试南闱，“寓朝天宫，武进陶嘉仲（嘉祉）寓白道士家，居相近也，遂成相知”。天启四年（1624）甲子，叶绍袁再赴应天乡试，“七月下瀚，同季若抵南都，寓朝天宫白道士家”。天启四年，武进人庄恒赴试南闱时，“同吕海日寓天界寺，仍未售”。崇祯六年（1633）癸酉，武进人郑珏赴应天乡试，其父郑鄤“偕之行，寓神乐观”。南直一位秀才赴试南京时，亦“赁僧房读书”。士子们选择寺庙道观作为自己的寓所，主要原因应有三：首先，此类寓所坏境优雅，不易受外界打扰，士子们可以专心备考。其次，河房、旅舍等傍近贡院的寓所供不应求，士子们不得不在寺庙、道观等处落脚。再次，此类寓所远离市区，所以比起考场附近旅舍，其赁金相对较低。
三、应天乡试下的娱乐业
历经长途奔走而顺利抵京的乡试举子，除了有食宿需求外，还有精神需求。为此，相当一部分士子借机纵酒狎妓，征歌选曲。正如崇祯时人吴应箕说：“南京故都会也，每年秋试，则十四郡科举士及诸藩省隶国学者咸在焉。衣冠阗骈，震耀衢术。豪举者挟资来，举酒呼徒，征歌选妓，岁有之矣。”兹举数例，以见其概。如闽县人林景清，成化十五年（1479）冬，“以乡贡北上，不第，归过金陵”，与秦淮名妓邵三相狎，“饮于瑶华之馆”；后景清又“以邵三为介”，拜访另一名妓杨玉香，双方“一见交欢”。又如《三刻拍案惊奇》载道，弘治年间某科乡试后，陆容的乡试同年“有在新院耍，也有旧院耍，也有挟了妓女在桃叶渡、燕子矶游船的，也有乘了轿在雨花台、牛首山各处观玩的”。此处虽是小说中的情节，但其描述的乡试中式者到南京各处妓院消遣与娱乐的现象应大致符合当时实际。又如太仓监生张氏，“嘉靖壬子（三十一年，1552），至南都应试，与院妓情好甚䁥，张约倘得中式，当为赎身，妓亦愿从良，盟誓颇坚”。以上例子可知，无论是应试者，还是中式者或落第者，都因试前之压、试后之喜或郁，产生出强大的消费需求和欲望，为数量众多的青楼、灯船带去了充足的客源，为南京娼妓、歌妓等娱乐业的发展与繁荣创造出巨大商机。
首先，南京娼妓业。南京娼妓业繁华之地应属秦淮地区。如崇祯九年（1636）乡试，嘉兴人姚瀚，就在秦淮，用十二楼船“招集四方应试知名之土百有余人，每船邀名妓四人侑酒，梨园一部，灯火笙歌，为一时之盛事。”水上两岸人家，更是“悬桩拓梁为河房、水阁，雕栏画槛，南北掩映。夏水初阔，苏、常游山船百十只，至中流，箫鼓士女阗骈，阁上舟中者彼此更相觑为景。盖酒家烟月之趣，商女花树之词，良不减昔时所咏”。《金陵览古》也载，两岸“楼台分峙，亭榭椮差，每夏、秋时，士女竞集，画帘锦幙，麝馥兰薰，火树银花，光夺桂魄。吴船载酒，鼓吹喧呼，或爱深绿水，或长歌阳春”。秋季正值乡试大典举行之时，士子消费对娼妓业的促进作用可见一斑。
秦淮两岸青楼中，最著名者莫过于旧院。旧院即富乐院，“与贡院遥对，仅隔一河”，每逢“秋风桂子之年，四方应试者毕集，结驷连骑，选色征歌”，“或邀旬日之欢，或订百年之约”。乡试应试举子强烈的消费需求，使旧院周围出现并兴起了数量众多的私营妓家。据《板桥杂记》载，“妓家各分门户，争妍献媚，斗胜夸奇。凌晨则卯饮淫淫，兰汤滟滟，衣香一室；停午乃兰花茉莉，沉水甲煎，馨闻数里；入夜而擫笛搊筝，梨园搬演，声彻九霄。李、卞为首，沙、顾次之，郑、顿、崔、马，又其次也”。到了明中后期，此处还出现了“盒子会”。期间，“色业俱优”的院妓，“或二十三十姓结为手帕姊妹，每上节以春檠巧具，殽核相赛”，“凡得奇品为胜，输者罚酒酌胜者，中有所私，亦来挟金助会，厌厌夜饮，弥月而止”。
与旧院一样，秦淮两岸的河房亦是考生们喜爱的狎妓之所。如《续板桥杂记》载，“贡院与学宫毗连，院墙外为街，街以南皆河房。每值宾兴之岁，多士云集，豪华者挟重赀，择丽妹侨寓焉。寒素之士，时亦挈伴闲游，寻莲访藕，好风引梦，仙路迷人，求其独清、独醒，殆什无二三也”。在乡试及其所带来的外来人口的作用下，秦淮河房“画船箫鼓，去去来来，周折其间。河房之外，家有露台，朱栏绮疏，竹帘纱幔。夏月浴罢，露台杂坐，两岸水楼中，茉莉风起动儿女香甚。女客团扇轻纨，缓鬓倾髻，软媚著人”。清人余怀也说：“两岸河房，雕栏画槛，绮窗丝障，十里珠帘。客称既醉，主曰未晞。游楫往来，指目曰：某名姬在某河房，以得魁首者为胜”。
其次，南京歌妓业。秦淮灯船歌妓业作为南京娱乐业的一道亮丽风景，被时人誉为“金陵一奇”。关于灯船卖唱的盛况，《板桥杂记》载道，“秦淮灯船之盛，天下所无”，一到薄暮，水中“灯船毕集，火龙蜿蜒，光耀天地，扬槌击鼓，蹋顿波心。自聚宝门水关至通济门水关，喧阗达旦。桃叶渡口，争渡者喧声不绝”；而舟中更是“鏾钹星饶，宴歌弦管，腾腾如沸。士女凭栏轰笑，声光凌乱，耳目不能自主。”推动灯船歌妓业兴盛的重要原因应是数量众多的应试举子的热情光顾。正如万历时人锺惺在《秦淮灯船序》所说：“小舫可四五十只，周以雕槛，覆以翠幙，每舫载二十许人，人习皷吹，皆少年场中人也。”
乡试大大刺激了南京娱乐业的兴盛与繁荣，同时，南京娱乐业的发展又使应试举子们有了更多释放压力，排解失落与不满情绪之地，使应天乡试的得以长期稳定开展，最终促进了社会的繁荣与稳定。
四、应天乡试下的图书业
乡试在促进南京城房舍租赁、娱乐业发展的同时，也推动了城内图书业的发展。具体表现为以下两方面：
首先，南京书坊或书肆不断出现和增多，在利益的驱使下，他们纷纷刊印和推销时文制艺。据张秀民先生考证和统计，南京书坊有93家之多，张献忠先生在此基础上，又考证出几十家，共计“150家左右”。为迎合士子消费需求，这些书坊或书林纷纷刊印和推销专门阐述解题技巧和命题趋势的时文制艺，赚取高额利润。如周曰校万卷楼书坊，该坊于万历年间刻有《新刻举业卮言》、《新刊举业利用六子拔奇》、《新刻沈相国续选百家举业奇珍》等举业用书。又如李潮聚奎堂书坊，该坊于万历年间刻有《新镌十六翰林拟纂酉戌科场急出题旨棘围丹纂》。再如三山书林、余氏自新斋、叶贵近山堂、张少吾书林、周崑冈书林、唐氏富春堂、唐振吾广庆堂、周竹潭嘉宾堂等南京书坊或书林也刊印了大量的举业用书。
南京书坊或书林为求时文的易售和速售，最常用的技巧便是利用书名或款识广告，作宣传和推销。如嘉靖四十四年金陵南冈郭良材刻本《金陵新刊古今名儒论学选粹前集》二卷《后集》三卷，其款识为“壬戌进士湛泉赵睿精选，己酉文魁一山赵世卿批点，南冈郭良材繍梓，东浙野樵王林仿录”。又如万历十九年金陵魏卿刻本《新刻三状元评选名公四美士林必读第一宝》四卷，其款识为“状元养淳朱国祚、抑所唐文献、从吾焦竑仝选，金陵对廷魏卿梓行。”再如万历二十八年余氏自新斋刊本《鼎镌金陵三元合选评注史记狐白》，其题款为“会元霍林汤宾伊精选、状元兰隅朱之蕃详注、解元兰谷龚三益摭评”。上述时文纷纷用“新刊”“新刻”“鼎镌”“新镌”等字样作书名，其目的无疑是增加时文新鲜感，实现“速售”。正如清人永瑢所说：“盖坊贾以原刻习见，改新名，以求速售。”而用“进士”“文魁”“状元”“会元”“解元”等字样作题款，则是为增强时文权威性和吸引力，扩大销路。另，严重的翻刻现象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时文出版业的盛况。如金陵书林张少吾出版的《新刻乙丑科华会元四书主意金玉髓》，其扉页就刊有“新刻会元华芳候先生四书主意金玉髓，房师杨太史订正，翻刻者千里必究”的版权警示语。
除利用书名或款识广告外，书坊还利用封面广告，进行销售宣传。如三山街蔡益所书坊“十三经、廿一史、九流三教、诸子百家、腐烂时文、新奇小说，上下充箱盈架，高低列肆连楼”。为推销经过“严批妙选，精刻善印”的时文，该坊常在其门口廊柱上张贴封面广告，借以招揽生意。如在一部名为《复社文开》的时文封面上，左边印有“壬午（崇祯十五年，1642）、癸未（崇祯十六年，1643）房墨合刊”；右边印有“陈定生（陈贞慧）、吴次尾（吴应箕）两先生新选”。陈贞慧、吴应箕既为复社核心成员，也是时文编选名家，经过名家编选，举子们自然争先抢购。蔡益所与复社成员交往，固然可以扩大时文选本的影响力，达到宣传效果，但也因此得罪了官府。在坊官将蔡益所捉拿到案后，官员对其讯问道：“你刻什么《复社文开》，犯法不小。”蔡益所答道：“这是乡、会房墨，每年科场要选一部的。”从其回答中，我们可清楚地知道当时房墨选本销售的火热状态。
其次，南京集会的文社也常在乡试期间选刻时文。如崇祯三年（1630）乡试后，国门广业社成员集会于南京，“裒诸聚者之文而刻之”，“并其文而广之”，名曰《国门广业》。此书与《国表》、《南彦》等图书“俱纸贵国门”。
余论
以上分别从旅店、娱乐、图书三个方面，论述了明代应天乡试的经济影响；然而，笔者认为仍有必要做出以下两点补充说明：
其一，乡试带来的外来人口在推动南京旅店、娱乐、图书业发展的同时，也带动了交通运输和城内酒馆、茶社等业的发展，故乡试应试人口经济影响的范围比较广阔。如南直松江府人陆楫，嘉靖十三年（1534）赴试南闱，其父陆深在家书中对其嘱咐道：“往丹阳，上陆路，顾一女轿，多备一二夫，力抬之。行李盘用，江行载入城，顾一阔头船，甚为方便，不可于此等处惜费。”从其叙述中，我们可知，乡试应试者及其随从人员极大刺激了当时马、驴、车、轿、船等水陆交通运输业的发展。此外，乡试应试人口还推动了城内酒馆、茶社等业的发展。如崇祯十二年（1639）乡试，国门广业社借机集会于南京，其成员“无日不连舆接席，酒酣耳热。”又如明代后期人称：“京师（南京）为五方所聚要，皆贸易迁徙之民及在监游学之士而已。”再如明末人施沛提及南京中城时说：“凡勋戚、乡绅、士夫、青衿及名流墨士胥居其中，盖文物渊薮，且良工巨商百货业集。”可见，除了乡试带来的外来人口外，商贾等其他流动人口也对南京城市经济的发展有重要作用。
其二，乡试及其运行也促进着南京社会经济的发展。如南京贡院的修建就带动了相关行业的发展。景泰五年（1454），南京改造试院，约建席舍“三千”余间。嘉靖四十五年（1566），时任操江佥都御史的盛汝谦，修拓南京试院，改变以前号舍的“芦苇”结构，“甃以砖”。万历五年，明廷修缮应天贡院，御史陈王道做出预算，扩建号舍“四千四百”余间，“所费不过二万余金”。可见，无论是乡试贡院的建造，还是其周期性的修缮，皆会消耗大量的芦席、木石料、砖瓦，对南京芦席编造、木石料开采、砖瓦烧造等业发展有较大的推动作用。此外，应天乡试相关考务品购置、筵宴、试录刊刻等工作，也会消耗大量办公和饮馔器物，这也对南京造纸、印刷、家禽饲养、酿酒等业有重要的拉动作用。
总之，乡试及其带来的流动人口极大地促进了南京经济的发展、兴盛与繁荣；而南京旅店、娱乐、图书、酒馆、茶社、交通运输等业的发展，又反过来提升了南京容纳与服务外来人口的能力，为士子的备考提供了物质保障；同时，南京木石料开采、砖瓦烧造以及造纸、印刷、家禽饲养、酿酒等业的发展，也反过来提升了应天乡试的服务能力，为南京贡院的周期性修缮和考务、筵宴、试录刊刻等工作的顺利运转，打下了坚实基础。二者相互依存，相互作用，是一种互利共生的关系。
【注】文章原载于《江苏社会科学》2017年第3期。
责编：李毅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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