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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无记载:夏代早期空前绝后的一次大劫难
黄河夕照
公元前1900年前后,华夏民族遭遇了一次空前绝后的大灾难、大崩溃,其影响范围波及整个黄河中下游流域。尽管史书上没有只言片语的记载,但张莉博士通过考古学揭示出来的场景,让我们在4000年后的今天读来都还不寒而栗。
全国第二次文物普查聚落材料研究表明,公元前1900年前的龙山时代,整个黄河中下游地区聚落总数量有1669个,而到公元前 1800年后的二里头时代,整个黄河中下游地区聚落总数量骤降至180个,全部聚落面积总和也由原来的218.33平方公里锐减到47.05平方公里。换句话说,二里头时期黄河中下游聚落数量仅是龙山时期聚落数量的10.78% 左右,下降幅度达89.22%;其聚落总面积也缩小至龙山时期的21.45% 左右,下降幅度达 78.55%。
尽管第二次文物普查的聚落材料并非全覆盖式系统调查所得,相关数据必然有不够精准的地方,但考虑到以上大数据研究样本量巨大,以及前后两个时代聚落数量及面积差异之显著,即使有误差,也不妨碍我们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从龙山时代到二里头时代转折的节点上发生了大范围聚落总数量和面积的锐减。
聚落是人类赖以生存、工作和社会交往的基本保障,人类生活方式,如建筑方式、居住方式以及活动方式等,从龙山时代到二里头时代并没有出现太过显著的变化。“有鉴于此,以上两阶段聚落考古数据显示的鸿沟揭示出龙山时代到二里头时代黄河中下游地区出现了定居点的大幅度下降以及社会总人口的锐减,是夏代前后期之际社会断裂在空间物化载体上的直接反映。”
先说居于黄河下游的山东地区。鲁东南1440平方公里的范围内,发现有龙山文化遗址 536 处,面积最大的两城镇面积达300万平方米。
两城镇遗址一隅
不过,其中属于龙山文化晚期的遗址只有13处,而之后约在公元前1900~前1500年的岳石文化遗址只有19处,仅相当于此前龙山文化遗址数量的1/30,面积的最大遗址——西寺遗址也只有9万平方米。
鲁北有章丘城子崖和淄博桐林两座大型城址,其中桐林遗址的面积达 200 万平方米。城子崖遗址周边100平方公里的范围内,发现有龙山文化遗址14处,桐林遗址周边150平方公里的范围内,发现有龙山文化遗址51处,但这些遗址中的绝大多数属于龙山文化早期和中期,属于龙山文化晚期和岳石文化的遗址分别只有区区8处和5处。
鲁北小清河流域调查发现的6处龙山文化遗址都属于龙山早期,3处岳石文化遗址已经晚至商代早期。从以上情况看,只有城子崖周边岳石文化时期聚落的数量减少得没有那样剧烈,其他减少率普遍超过了50%,有的区域,譬如鲁东南甚至超过了93.5%。另外一点就是,在龙山时代之后,山东地区多处龙山时期的超大型聚落也消失殆尽,取而代之的二里头时代面积最大的聚落也不过10万平方米左右。由此可见,彼时整个山东地区人口数量及社会组织方式在龙山时代之后的崩溃程度何其巨大!
再说黄河中游的晋南地区。晋南包括临汾盆地和运城盆地,据近年全覆盖式系统调查,龙山时期的晋南地区是当时人口最为稠密的区域,以面积达到280万平方米的陶寺城址为核心,周围分布着方城、县底、南柴、周家庄等大型聚落遗址,其中最大的周家庄遗址达到了495.4 万平方米。
有关专家估计崇山北麓的陶寺遗址墓葬总数在 1万座以上。墓地中最复杂的一组,互相叠压竟涉及185座墓葬,为历代墓葬之分布所罕见。从墓地规模估算,陶寺居民人口,远远超过当时其他地区龙山遗址。如果以崇山南麓所发现的西周时期2万座墓葬的曲村遗址为参照的话,龙山时期陶寺人口的规模大致相当于这座西周都邑的一半。
陶寺遗址观象台复原场景
而在公元前1900年陶寺文化消亡后,临汾盆地的聚落遗址几乎消失殆尽,作为最大聚落面积的东下冯遗址也只不过30万平方米左右,而且还处在运城盆地。“计算整个晋南地区的聚落总面积,可知其从龙山中晚期近2000万平方米骤降至二里头时代早期不足300万平方米,收缩幅度高达85%左右,是龙山时代向二里头时代转折节点人口急剧衰落和社会崩溃的又一力证。”
大河之南的中原地区在这场大劫难中也未能幸免。河南境内豫北地区以安阳为中心800平方公里的系统调查,发现龙山文化28处和下七垣文化8处。下七垣文化是指商汤灭夏以前商部落为主体人群创造的考古学文化。相比龙山时代,下七垣文化遗址的数量减少了近70%还多。
豫南缺乏系统调查的数据,但根据南阳盆地南召、镇平、内乡、南阳、邓州和新野史前遗址复查资料可知,这里发现龙山文化遗址30处,但二里头文化时期堆积的遗址仅2处。
颍河中上游地区的情况稍好一点,调查发现仰韶晚期至龙山早期11 处、龙山晚期26处和二里头文化遗址21处,其中龙山文化有50万平方米的王城岗和100万平方米的瓦店等大型城址和遗址,但到二里头文化时期这些大型聚落都蜕变为中小型遗址。
这些在龙山文化时期人口和聚落最为繁华兴盛的地区,在二里头时期却普遍衰落为人烟稀少的荒芜景象,而且有迹象表明,这种衰落始自公元前1900年前后的新砦期,即龙山文化末期。彼时,在整个中原大地,最大的遗址是二里头一期和新砦,面积也不过100万平方米而已。
另外,根据相关调查统计,目前已知所有龙山时代洛阳盆地的聚落数据超过50%的比例在龙山时代后被废弃。
纵观整个黄河流域,只有位居上中游交界地带的石峁文化覆盖的黄土高原及其周边地区和上游以齐家文化覆盖的甘青地区,成为这次灾变中的异数,没有受到太大影响。
石峁遗址一隅
这主要表现在,这两处区域的聚落数量都没有在公元前1900年之后出现断崖式下降的现象,也没有证据表明有人口大规模缩减的情况。像以石峁遗址为中心的黄土高原及其周边地区,不但没有衰落于公元前1900年前后,其势力反而进一步加强,并南下扩张至晋南盆地和整个中原地区,而石峁古城直到公元前1800年前后才因二里头大都邑的崛起和同时期其所处环境趋于干冷恶化而不得不被废弃。像流经内蒙古西部阿拉善高原的额济纳河沿岸及其附近,始于公元前2000多年前的冶金聚落,其生产活动不仅未在公元前1900年前后终止,反而蓬蓬勃勃地延续发展了数百年。
从考古学观察,这场大劫难的爆发和黄河决堤引发大洪水有密切的关系。
黄河上游青海循化境内有个全长约23公里的积石峡,是为甘肃和青海两省的分界线。积石峡峡谷两岸高耸入云、峭壁耸立,谷中黄河由西向东奔腾而下,声震如雷。历代封建王朝都曾在此屯兵驻守,是为明清两代河州卫所辖24关中第一关,有“积石锁钥”之称。
积石峡
吴庆龙领导的中美联合研究小组在美国《科学》杂志发表《公元前1920年的洪水爆发为中国传说中的大洪水和夏朝的存在提供依据》一文认为,公元前1920年左右,位于黄河上游的积石峡及其附近,曾由于一场强烈地震引发山体滑坡,形成一个巨大的堰塞湖。由于上游系盆地地形缘故,该堰塞湖完全堵塞黄河长达6~9个月之久。
当湖水漫过坝顶后,坝体溃决,大约110亿~160亿立方米的湖水倾泻而下,形成流量巨大的溃决洪水。该洪水流量的峰值每秒竟达到36万~48万立方米。这一流量值相当于积石峡段黄河现今流量 500倍还多。而历史记载的黄河最大的一次洪水,即发生于1843年的洪水最大流量也不过每秒3.6万方,仅相当于公元前1920年这次大洪水流量的10%~13.3%。这一溃决洪水向黄河中下游地区咆哮着推进了2000公里以上,并很可能在中下游平原造成了黄河天然堤坝大规模溃决,从而引发了黄河多年的泛滥。
在堰塞湖下游的黄河两岸至下游25公里处的属于齐家文化的喇家遗址中,他们发现由于地震形成的黄土裂隙中,只存在典型的洪水沉积物,而没有季节性雨水带来的更加细密的沉积物。他们据此判断,喇家遗址的房屋是在一场大地震中毁坏后一年内,又遭到了大洪水的袭击。这也暗示着这场地震很可能正是造成积石峡滑坡崩溃的元凶。
吴庆龙研究团队指出,1967年时,一个体积仅为6.4亿立方米的溃决洪水曾沿长江向下游传播了1000公里以上。类同比较,体积达到110亿~160亿立方米的这场史前溃决洪水向下游传播2000公里以上,应该是轻而易举的事情。
公元前1920年极端洪水溃决示意图
通过对从溃堤上下游的沉积物中找到的炭化木样本进行碳十四元素加速器质谱测定(AMS),结果显示,下游的溃堤沉积物与上游的堰塞湖沉积物年代十分相近,这暗示,黄河中、下游所遭遇的洪灾很可能是同一场洪水造成的。同时,通过给喇家遗址内崩塌房屋中的若干孩童遗骨进行碳十四断代检测,研究者非常精确地将洪水发生的时间窗口缩小到了公元前1922±28年——考虑到现在考古学测年技术还不能达到很精确的水平,不管这次灾难事件是发生在公元前1900年,还是发生在公元前1920年,都只是个概数,二者并无本质的区别,所以,为了便于表达和记忆,本书统一采用公元前1900年这个整数年份作为这次大劫难发生的时间。
由于强烈地震引发积石峡山体滑坡形成堰塞湖,再进而造成洪灾,可能是这次黄河中下游流域居民遭遇大劫难的主要原因,但不是唯一原因。事实上,同是居于黄河中游流域的晋南和河南中原地区,在这次大劫难中,所遭受到的创伤损失也有巨大的差别。如上所述,晋南地区聚落遗址数量、面积和人口减少之大,远远超过河南中原地区。按晋南所处的黄土高原地理位置和河南广大地区所在的海拔较低的平原来说,河南中原地区所遭受洪灾的影响要远远大于晋南地区才合情合理,但事实却恰恰相反。这说明,这次大劫难除洪灾之外,另有原因。
从史书记载看,夏建立以来,南方苗蛮集团已经被彻底荡平,而夷夏之间的纠纷上升为夏朝外交上的主要矛盾,双方在黄河中下流域曾多次爆发战争,譬如古本《竹书纪年》就记载:“(后相)元年,征淮夷、畎夷。二年,征风夷及黄夷”,甚至还出现了“后羿代夏”这样重大的历史事件。另外,在夏向外扩张过程中,用武力压制打击异族,迫使他们屈服,也是夏朝这个时期的主题。
从考古发掘情况看,山东龙山文化、河南龙山文化晚期和二里头文化早期等诸多遗址,都发掘出了为数不少的石镞、石刀等武器,而用人殉为大型建筑奠基更是这个区域、这个时期一个普遍的现象,如石峁、王城岗、瓦店等遗址都是这种情况,这表明彼时战争频繁,而战争就意味着大规模地死人。
公元前1900年的洪水爆发是继公元前2100左右年“大禹治水”洪涝灾害后又一重大洪灾事件,其直接后果就是给夏人重新整合黄河中下游地区“邦国林立”的各支政治势力创造了良机,从而催生了“国上之国”二里头王朝的诞生。(完)
——摘自李琳之:《元中国时代:公元前2300~前1800年华夏大地场景》(商务印书馆,年20209月),因阅读流畅需要,删去了注释部分。
作者简介
李琳之,历史学者,出版有《中华祖脉》《家国往事》《祖先,祖先》《元中国时代》《前中国时代》等十余部著作。其中,《元中国时代》入选“百道2020原创好书榜年榜·人文类”;《前中国时代》入选商务印书馆“21年20历史好书60种”榜单。
《晚夏殷商八百年》自2022年6月由研究出版社出版后两个多月的时间内,先后入选了长安街读书会2022年6月第5期好书、百道网2022年7月好书、中国出版集团2022年第4期好书,以及中国社会科学网“社科好书”、今日头条好书等推荐榜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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