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这个我们平日里最习以为常的活动如今也成了教学法，
听起来是件很奇怪的事情，可是，结合现实就不觉得奇怪了。
我们的课堂，是以讲授为主的，老师跟学生之间几乎没有任何对话。
西方国家的课堂，对话可以随时展开，你不用举手，老师讲到什么地方
你突然来了灵感就可以打断老师。说出自己的看法。
我们看孔子的教学，柏拉图的教学，都是与学生在对话中完成的。
可惜孔子没有把教学法总结成理论，这个工作倒由巴西一位教育家完成了。
此人是保罗·弗雷勒，系统阐述了对话这种教学法。
弗雷勒首先概括了讲授式课堂的缺陷：
1.教师总是教；学生总是被教。
2.教师总是无所不知；学生一无所知。
3.教师总是在思考；学生不用去思考。
4.教师总是讲授；学生总是顺从听讲。
5.教师总是执行纪律；学生只有遵守。
6.教师有权选择并制定规定；学生则遵守规定。
7.教师有主导作用；学生围着教师转。
8.教师有权选择教学内容：学生（从未被征求过意见）则要适应这些教学内容。
9.教师利用自身的威望成为知识的权威，反对学生独立思考；学生只能听从教师。
10.教师是教学过程的主体；学生是教学过程的客体。
弗雷勒有个标新立异的说法，认为这种方法是把孩子的脑袋当成了银行帐户，
老师则是存款人。老师在银行账户里存的钱越多，孩子独立思考的能力越差。
我的看法，还是垃圾桶的比喻更形象一些。
弗雷勒提出的具体方案乏善可陈，这里就不详细介绍了，
下面谈谈老易自己的一些想法。
我觉得对话法是特别适合家庭教育的一种教学方法。
顾名思义，对话是两个人的事情，而家庭里，家长与孩子
拥有大量这种两人之间相处的机会。
此外，对话几乎不会增加孩子的负担，不会损害他的视力，
也不会扭曲他的脊柱，反而会锻炼孩子的口头表达能力，
语言组织能力，高明的对话，还会启发孩子思考。
许多成功者在回忆家长的教育时，很多时候都提到与家长之间的对话，
比如下面这个于丹的例子：
在我刚刚接触《论语》的时候，父亲教育我就有了一套自己的方法。他让我和整个社会接触，和有修养的人接触，在接触中陶冶我的心灵。他经常带着我去和一些学者见面谈话，让我从小感受这些文人的学识素养。很多时候，父亲带着我和一群叔叔在一起，问我：“三人行必有吾师，你数一数，这里有你多少个老师啊？”我经常会数出２．７个、３．４个等带小数点的老师来。一开始，父亲和那些叔叔们都很奇怪，我怎么会数出带有小数点的人数来呢？“因为这个叔叔刚刚吐痰了啊。”我会这么说。这样，那个刚刚吐了痰的叔叔就很惭愧。他们就说起“君子慎独”这个概念——在人多的场合要注意自己的言行，在一个人的时候也要注意自己的言行。这些都给年幼的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可以说，是这些小节让我体会到“君子”应该时时刻刻严格要求自己，不因为没有人看见或者以为别人看不见就降低自己做人的标准。
父亲认为，阅世和读书一样重要，眼界决定世界。于是，父亲经常带着我到大自然中历练，让我感受事物的具体形象。不等到我真正站在开满花朵的杏树下，父亲不会告诉我“红杏枝头春意闹”这句诗；非要等到我亲眼看到麦田，父亲才会和我说什么叫“麦浪滚滚”。我对自己接受的这种家庭教育非常自豪，开放宽松，有利于我的成长，虽然父亲要求我背古文名篇，但也是能记住多少就是多少，从不强求。因为在父亲看来，一个人的悟性比记性更重要。
还有大物理学家费曼的例子：
我家有一套《大英百科全书》，父亲常让我坐在他的膝上，给我读里边的章节。有一次读到恐龙，书里说，“恐龙的身高有25英尺，头有6英尺宽。”随后父亲对我说，“呀，让我想一下这是什么意思。也就是说，要是恐龙站在门前的院子里，那么它的身高足以使它的脑袋凑着咱们这两层楼的窗户，可它的脑袋却伸不进窗户，因为它比窗户还宽呢!”我想像居然有这么这么大的动物，而且居然由于无人知晓的原因而灭绝了，觉得兴奋极了，新奇极了。我从父亲那儿学会了“翻译”——任何东西，我都要琢磨出它们究竟在讲什么，实际意义是什么。
那时我父亲常在周末带我去卡次基山，在漫步丛林的时候，我爸说：“看见那鸟儿了么?那是只斯氏鸣禽。”(我那时就猜想其实他并不知道这鸟的学名。)他接着说，“在意大利，人们把它叫做'查图拉波替达’，葡萄牙人叫它'彭达皮达’，中国人叫它'春兰鹈’，日本人叫它'卡塔诺。特克达’。现在你仅仅是知道了世界不同地区的人怎么称呼这只鸟，可是最终还是一点也不懂得它。我们还是来仔细瞧它在做什么吧一那才是真正重要的。”(我于是很早就学会了“知道一个东西的名字”和“真正懂得一个东西”的区别。)
他又接着说，“瞧，那鸟儿是在啄它的羽毛，它为什么要这样做呢?”我说，“大概是它飞翔的时候弄乱了羽毛，所以要啄着羽毛再梳理整齐吧。”他说，“如果是那样，那么在刚飞完时，它
们应该很勤快地啄，而过了一会儿后，就该缓下来了——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明白。”
他说，“那让我们来观察一下，它们是不是在刚飞完时啄的次数多得多。”不难发现，鸟儿们在刚飞完和过了一会儿之后啄的次数差不多。
我说，“得啦，我想不出来。你说道理在哪儿?”“因为有虱子在做怪，”他说，“虱子在吃羽毛上的蛋白质。虱子的腿上又分泌蜡，蜡又有螨来吃，螨吃了不消化，就拉出来粘粘的像糖一样的东西，细菌于是又在这上头生长。”最后他说，“你看，只要哪儿有食物，哪儿就会有某种生物以之为生。”现在，我知道鸟腿上未必有虱子，虱子腿上也未必有螨。他的故事在细节上未必对，但是在原则上是正确的。
又有一次，我长大了一点，他摘了一片树叶。我们注意到树叶上有一个C形的坏死的地方，从中线开始，蔓延向边缘。“瞧这枯黄的C形，”他说，“在中线开始比较细，在边缘时比较粗。这是一只蝇，在这儿下了卵，卵变成了像毛毛虫似的蛆，蛆以吃树叶为生。
于是，它每吃一点就在后边留下了坏死的组织。它边吃边长大，吃的也就越多，这条坏死的线也就越宽。直到蛆变成了蛹，又变成了黄眼睛、绿翅膀的蝇，从树叶上飞走了，它又会到另广片树叶上去产卵。”同上一例一样，我现在知道他说的细节未必对—没准儿那不是蝇而是甲壳虫，但是他指出的那个概念却是生命现象中极有趣的一面：生殖繁衍是最终的目的。
不管过程多么复杂，主题却是重复一遍又一遍。
我父亲培养了我留意观察的习惯。一天，我在玩马车玩具。在马车的车斗里有一个小球。当我拉动马车的时候，我注意到了小球的运动方式。我找到父亲，说，“爸，当我拉动马车的时候，小球往后走；而我把它停住的时候，小球往前滚。这是为什么?”“因为运动的物质总是趋于保持运动。静止的东西总是趋于保持静止，除非你去推它。这种趋势就是惯性。但是，还没有人知道为什么是这样。”你瞧，这是很深入的理解，他并不只是给我一个名词。他接着说，“如果从边上看，小车的后板擦着小球，摩擦开始的时候，小球相对于地面来说其实还是往前挪了一点，而不是向后走。”我跑回去把球又放在车上，从边上观察。
果然，父亲没错。我父亲就是这样教育我的。他用许多这样的实例来进行兴趣盎然的讨论，没有任何压力。它在一生中一直激励我，使我对所有的科学领域着迷，我只是碰巧在物理学中建树多一些罢了。
我们知道课堂是以灌输为主的，如果家长回到家里接着灌，效果可想而知。
有人会觉得这种对话法需要很高的思想水平，这说法有一定道理，所以家长们加强学习还是很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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