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国务院在综合了各种因素的考量后，做出了拆除天安门城楼，并按照原型重建的计划。
经过一系列紧锣密鼓的调研，毛主席对此计划批示了八个大字：原样不动，尺寸不变。
即便一众领导人如此重视天安门的重建工作，但在后续的拆除过程中，意外还是发生了。
施工人员在拆解其中一块木质结构的过程时，意外听到了异样的闷响！
移开来一看，里面赫然放着一颗大炮弹，这可把在场的所有人吓了一大跳。
然而，意外不仅如此，在随后的拆除工作中，施工人员更是在天安门的砖瓦之中，找到了前朝工匠放下的，装着“镇楼之宝”的小木盒。
那么，木盒里都装着什么，炮弹又是因何而来，有关天安门都有哪些秘密？
下面就让我们一起走进这一段往事。
天安门最初修建于明朝永乐年间，严格来说，那时候应该称其为“承天门”。
明太祖朱元璋的四子朱棣通过靖难，推翻了自己的侄子朱允炆的统治，成为了新一任的皇帝，也就是我们大家熟知的永乐皇帝。
彼时，明朝的都城还设在金陵，也就是今天的南京，而朱棣上位后不久，便决定迁都至北京。
这主要出于两点考虑，一来在北京可以更好抵抗那时还未被完全驱除，屡屡犯我边境的蒙古人，利于作战；二来，北京是朱棣做王爷时的封地，对于此处他更加熟悉。
（注：明成祖朱棣）
迁都的事已议定，紧接着就需要修剪一座新的宫殿，而为了向世人说明自己的正统性，朱棣决定，北京的宫殿必须仿照南京的来设计，而其中的重要一环正是承天门。
这一项重任便交到了蒯祥的身上，关于这个人，民间有许多传说，因为他原本只是一个很普通的手艺人，却被委以了如此重任。
更重要的是，他可以完全领会朱棣的意图和心思，完成了出色的收集和施工，在承天门完工后，朱棣十分欣喜，蒯祥后来被他封为工部侍郎。
这原本应是四品的官阶，但蒯祥享受正二品的待遇，和一品的俸禄，由此可见朱棣对他的喜爱，世人也纷纷称其为“蒯鲁班”。
但承天门的命运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在修建完成三十多年后，就被一场大火所损坏，明英宗令人重建，蒯祥又再一次出山，承包了这项工程。但在明末的战乱中，承天门不幸再次遭遇损害。
清王朝建立后，顺治皇帝也令人对其进行了重建，并正式将名字从“承天门”改为了“天安门”，这便是我们大家都熟悉的这个名字的由来。
此时的天安门格局与我们今日所见已经几乎是一致的了，它由三部分组成，分别是城基、城台和城楼，下设五个拱形的门洞。
在房间的设计上也是别有一番深意，东西向设置9间，南北向设置5间，取“九五之尊”的含义，象征帝王的威严。
城楼上有整整60根巨柱，和无数的金砖，随处可见金龙的图案与绘图，大厅中的宫灯和辅灯也无不显示出耀眼的光芒。
而在天安门前就有着我们十分熟悉的几座小石桥，称为金水桥，在古时候只有皇帝才能够通过，所以还有一个别名，便是“御路桥”。
在明、清两代，天安门（或称承天门）都是皇家举行重大典礼时会使用的场地，比如开春时候祈求来年风调雨顺的祭祀，又或者出征仪式上的誓师大会，还有皇帝的大婚等等。
可以说，天安门从诞生之日起，就象征着国家的最高权威，也是整个中华文明标志性的建筑之一。
但多年来的地震和战乱也给天安门带来了不小的损害，清朝末年，国内战火纷飞，皇家也没有多余的精力和财力去进行维修与重建。
在建国之后，城门主体下沉已经十分严重，虽然国家进行了多次的加固，但是效果始终不是十分理想，1966年，河北邢台发生了严重的地震，天安门又受到了一次变形，程度更加深。
所以在1969年，国务院在综合了各种因素的考量之后，做出了拆除天安门城楼，并按照原地址，原规格，原建筑形式的方式进行重建。
但一个现实的问题摆在我们眼前，即时间问题，历史上无论是建造还是修缮天安门都要花费数年甚至数十年的时间。
但作为新中国北京城中地标性的建筑，重建的过程必须是秘密进行的，所以我们没有那么多时间可以去浪费。
而当时的中国经济状况遭遇困境，技术上也不是十分成熟，于是便有人提出了可以聘请外国的专家和技术团队来进行设计与施工。
但是周总理不同意这个方案，他认为我们不能崇洋媚外。天安门作为中华文明的重要象征与图腾，理应由我们自己来承担这个责任。
中央对于重建天安门计划十分重视，各个有关部门都派出了团队进行考察与评估，还成立了“天安门城楼重建领导小组”。
经过紧密的磋商与研究，最终做出了决定，由北京第五建筑工程公司来承担这一项任务，务必在规定的时间内保质保量地完成，交出一份满意的答卷。
施工部队中的大部分成员都是思想先进、技术精湛的党员或者团员，他们纪律性强，行动力高，迅速完成了分工与编队，这一年的国庆节之后，工程便紧锣密鼓般的开始了。
当他们来到天安门这一座巨型的建筑面前时，望着眼前这个长宽高分别为66米，37米，32米的庞然大物时，第一个挑战很快就到来了——拆除。
拆除天安门城楼并不像平时我们见到的拆迁那样简单粗暴，反而像一场要求极其严格的“巨型外科手术”。
而施工队中的工作人员们，此时就要扮演拟定手术方案的“医学专家”们。
第一道程序便是需要一个“大棚”，将整个城楼遮挡起来，近几年网上有许多称此举单纯是为了保密。但事实并不是这样。
据当年参与过工程的人员后来的回忆，修建“大棚”除了起到防止围观的保密作用外，还有两个重要原因，一是避免工程进行过程中发生扬尘，二是可以在冬季施工时起到保暖作用。
而从搭建起这个棚子，到完成拆除，也不像有的媒体报道的那样仅用了夸张的“7天”时间，而是花费了一个月有余。
在这个巨大的框架中，还需要许多配套的设施，比如上下水、电气、照明等等。
（注：姚来泉）
完成前期的准备工作后，拆除工作准备进入正轨，但在此之前，还需要对各项数据进行准确的测量，在木工连连长姚来泉的带领下，精确的数据送到了毛主席的眼前。
而毛主席在看完相关的汇报后，批示了八个大字“原样不动，尺寸不变。”
而在拆除过程中，意外发生了，整个城楼除了底座采用砖混结构外，其余的绝大部分都是木质结构，但在拆解其中一块时，姚来泉却听到了异样的闷响。
移开来一看，里面赫然放着一颗大炮弹，这可把在场的几位工人吓坏了，他们一下子不知所措了，急忙向组织上汇报这一情况。
（注：城楼上的弹洞照片）
组织了解后，也十分重视，马上派出了专家到现场进行勘测，很快，结果就出来了，令大家都没有想到的是，这个炮弹居然是当年八国联军侵华时所遗留下来的。
知道了这一情况，在场的人们一下子变得有些沉默不语，他们又想起了那一段屈辱的历史，而此时他们身处新的世界，新的中国，心中的责任感一下子就变得更重了。
他们暗暗下定决心，要尽善尽美地完成手上这项仿佛有千斤之重的任务，让新中国以一个全新的、强大的形象出现在群众们的眼前，出现在世界大舞台上。
这个小插曲很快就过去，拆除工作依然有条不紊地进行着，在所有电源都切断后，姚来泉带领着两个手下来到了最高的脊瓦处。
上级命令他找到最中间的那一块，虽然他不知道此举为何，但还是坚定地执行了这个任务。
很快，三个人合力数清并找到了目标的瓦块，做出了标注。
紧接着，由领导、专家和警方人员组成的一个团队就来了，指着中间那块黄色的琉璃瓦，令姚来泉把它弄开。
这一块脊瓦的重量并不小，姚师傅和几个人用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把它撬开，这时，里面露出了一个小小的木盒，长宽大约都在30厘米左右。
（注：发掘出的木盒）
拂去上面的尘土，可以看见盒的外壳上雕刻着二龙戏珠的图案，姚来泉用手轻轻敲击着木盒，由于年代已经久远，木制也已经酥松，轻易的就打开了。
盒中显露出一个颜色暗沉的“小疙瘩”，但在场的人大多有着专业知识，这是一块实实在在的金元宝，只不过被岁月的“灰尘”所掩盖了。
姚来泉又将手伸到了盒子中，这一次他摸出来一块石头，颜色呈红色，看起来像一块宝石。
现场有一位古建专家姓郭，刚看到这块石头就兴奋不已。
他用手指一捻，掉下来一些粉末，呈现出朱红色，“这可是百年真朱砂啊。”他激动地说道。
颜色是绘画艺术中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如今的颜料都是采用工业方法制成的，但是在古时候名家们都是从这张天然的矿石中提取的颜料。
所以有一个说法是，名家们的画之所以难模仿其实并不在于技巧，而在于调色，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调色方式，想要做到一模一样地复制，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
除了这两块宝物，盒中还有许多据说是可以用来辟邪或者象征吉祥之物，而这个盒子连同其中的物件也都被国家所保存。
如今，在重新建造的天安门城楼上，原来放这一块小木盒的地方放置着一块汉白玉石，石头上还雕刻着1970年1月-3月重建。
这一块小小的石头，正是那一代人为了这项伟大的工程而奋斗，所留下来的最好见证。
在完成了拆除之后，重建工作来到了真正最重要的部分，也是整个工程的重头戏——还原原本的结构。
前文我们曾经提到，整个天安门城楼几乎都是由木制结构来完成的，在这种中国传统木制结构中，如何去制作大木构件就成了一个很重要的课题。
需要事先按权衡尺度、模数制度、榫卯结构这样的工序来将这些部件制作出来，而这些规格和标准，团队采用了古建木工匠师所掌握的技艺。
据粗略的计算，整个天安门城楼有132根柱子，梁则有112根，还有各式各样的檩160余根，枋180余根，斗拱138攒等等，需要大量的木构件。
（注：重建中的天安门）
所以前期的准备工作是早就开始了，光是制作这些构件，就用去了大约一年的时间，由一百多个技艺精湛的木匠采取半手工的方式来完成。
而这一任务除了承包的单位和工人外，并没有进行公布，所以在后来很多媒体的报道中，都没有这些准备工作的相关信息与资料。
而制作的木料几乎也都是从国外进口来的名贵品种，颜色大部分是黄色或者粉红色的。
为了这一项艰巨的任务，木工师傅们付出了大量的心血，日夜都在工地中坚守，一刻也不敢放松，有的人甚至很久都没有回过家，连孙子出生这种事情都没有来得及看一眼。
（注：重建中的天安门）
真正做到了牺牲小我的利益，成就大我的利益。
拆除工作完成后，木件逐批地运到了，组装工作马上就要开始，承担这一任务的五建公司主要有两大优势。
一是他们有大型的机器设备，还有着不错的技术水平；第二是公司中负责这些任务的工人许多有着古建筑的相关经验，在还原这一古迹上更加得心应手。
南面和西面由一个56人组成的团队来完成，而北面和东面的工程更加复杂，足足整合了一个160人的团队来负责。
虽然五建公司已经是当时最符合条件的团队，但是做起事来依然不容易，在这个过程中，也时常会出现问题。
（注：重建中的天安门）
但在老师傅郭书考和孙永林的带领下，大家集思广益，排除万难，终于还是完成了组装的工作，新“天安门”的框架和主体终于都完成了。
整个工程来到了尾声，团队要进行最后两项收尾工作，其一便是给天安门增添色彩。经过反复研究，加工了12斤的黄金，制成金箔。
工人师傅们小心翼翼地用竹夹夹起一块块金箔，覆盖在还未完全干涸的油漆上，再用毛笔轻轻的触碰，抚平。
而最后一道工序，则是给予整座城楼以灵魂——挂国徽。
周恩来总理对这项工作十分重视，亲自过问 他说,天安门是马列主义的大讲台, 资本主义国家要看我们的国徽,如果挂不正,人家会笑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连国徽都挂不正。
于是这项光荣而又艰巨的任务，又落到了德高望重的姚来泉师傅身上。
接到命令后，姚师傅丝毫不敢怠慢，调来了两个大滑轮慢慢地把国徽吊起，预定的位置是整个北京城的中轴线，不能有一丝一毫的偏离。
中轴线上站着一位同志，用从德国进口的高级经纬仪进行定位，以求让国徽上像发丝一样细的中线和整个北京城的中轴线对齐。
经过三个多小时的调整，国徽终于如期地被挂在了应有的位置上，至此，重建天安门城楼的工作终于宣告圆满结束。
在这之后还有一个小小的趣闻，许多人传言，重建后的天安门城楼长高了“87厘米”这种说法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信的。
虽然在原则上，必须按照原来的规格和数据来修建，但修建完的建筑都会随着时间发生沉降的现象，主要是由于构件弯曲而引起的。
所以老的天安门在建完数百年中，必然有发生下沉的现象，那么如果要按照原来的结构和方式进行还原，那就不可避免的会发生“长高的现象”。
至于具体的数值是不是“87厘米”，就无从考证了，但无论如何，精益求精的精神总是可贵的。
1970年3月，周恩来总理成为了第一个登上新“天安门”城楼的国家领导人，他听取了工作人员们对于整个工程进展过程的汇报，又从西马道中走过，最后离开了城门。
新“天安门”就这样重新矗立在北京城的正中央，供南来北往的人们敬仰与观赏。
“我爱北京天安门，天安门上太阳升。”这是一首人们耳熟能详的歌曲，也曾经陪伴过一代又一代人的成长。
它是历史的象征，见证了王朝的兴衰和残酷的战乱；它是文化的象征，闪耀着中华传统文化的光辉，又融合了现代的艺术、思想；它是精神的象征，寄托着炎黄子孙对祖国，对党和对社会主义的向往与热爱。
重建工作已经过去五十年有余，很多当年参与工程的人们都已经离开了人世，但建造过程中的场景仿佛就在昨日一般。
姚来泉的家中至今还保存着一个巨大的镜框，里面便是天安门的彩色照片，而在照片的下方写着一行烫金的手书。
“精心设计，精心施工，在建设过程中，一定会有不少错误，失败，随时注意改正。毛泽东二月四日。”
天安门是历史的象征，承载着中华民族的繁衍生息；天安门是文化的象征，闪耀着灿烂传统文化的光辉；天安门更是国家与民族精神的象征，寄托着人民严谨求实、艰苦奋斗的美好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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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师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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