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前面几期内容，我们比较详细地介绍了桑德尔的新书《精英的傲慢》，今天我们来简单总结一下这本书的主要内容。
在书里面，哲学家桑德尔从道德伦理的视角，深入剖析了今天社会中普遍存在的优绩至上的思维。
前面我们介绍了优绩至上是一种社会评价机制和社会资源分配原则，在优绩制原则下，优秀的人就应该得到更多奖励。
它的核心理念是：成功是凭借自己的努力和奋斗可以获得的东西，优绩制也是“美国梦”的核心主张：只要努力，就能成功。
01
优绩制的问题出现在哪些方面？
但是优绩制忽视了，但更重要的是，优绩制的问题在于，它按照“优绩的原则”划分成了赢家和输家，成功者和失败者，并且赋予了成功者和赢家以道德上正当性和合理性。
但是优绩制忽视了人与人之间起点的不平等，包括天赋、才能和家庭背景等等都是随机的运气，“运气”在道德上是一个任意的因素，所以，依赖于运气获得的“优绩”和“成功”，并没有道德上的正当性，也谈不上所谓公平。
所以，桑德尔呼吁，让成功者保持谦卑，意识到运气在自己成功者的重要作用，这样可以让成功者保持谦卑，这种谦卑的精神才是一个理想社会需要的公民美德。
桑德尔在《精英的傲慢》一书中，从政治、教育和工作三个方面，剖析了优绩制思维的危害。
他指出，优绩制是一种预设的评价机制和分配原则，这种原则来自于用“优绩”的方式划分出了成功者和失败者，赢家和输家，聪明的和愚蠢的。
02
优绩制导致了精英政治
在政治领域，优绩制导致了精英政治，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政坛，其实都是少数精英大学校友的俱乐部，极少数脱离于普通人生活的精英阶层，统治着绝大部分普通民众。
他们把高学历、成绩好，智商高，这些“优绩”指标，等同于道德上的正当，国家治理上正确和好，他们忽视了政治治理中最重要的实践智慧和公民美德。
同时，优绩制也导致了西方社会精英阶层和普通民众的撕裂和对抗，把普通劳动者不断推向民粹主义。
其实不管在东方还是西方，古代的哲学家都非常推崇德行在国家治理中的首要地位，哲学家亚里士多德认为，一个理想的社会就是公正的社会，公正主要是对于职位和荣誉的分配，而不是收入和财富的分配。
亚里士多德认为，与治国相关的优点，不是财富或者高贵的出身，而是公民美德和对公共利益进行理性思考的卓越的实践智慧。
而我国古代的儒家思想中，孔子也提出了著名的“为政以德”的思想和理念，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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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绩至上把教育设计成了分类机器
在教育领域，桑德尔指出，大学文凭，尤其是名牌大学的文凭成为了精英资格的门槛。
对名牌大学的追捧，让无数家庭卷入了这场无休止的争夺，但最终精英阶层依然闹闹地控制了自己的领地。
美国顶尖大学中，绝大部分都是富裕家庭的孩子，寒门出贵子的情况越来越少。在常春藤盟校中，来自1%的富裕家庭的学生，超过了来自底层50%家庭的学生数量。
更重要的是，优绩至上把教育设计成了分类机器，年轻人不断接受分类、筛选和排名，教育逐渐被异化，分类和争先取代了教育中的教与学，尤其是名牌大学的教育功能正在衰减，而资格认证功能正在不断膨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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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绩制导致工作两极分化严重
在工作领域，在优绩至上原则下，工作职位、收入水平和教育水平高度相关，导致了两级分化越来越严重，美国精英阶层和普通阶层贫富差距不断扩大，最终瓦解了中产阶级，美国最富有的1%人口的收入在国民总收入中的占比20%。20世纪50年代，美国企业高管的平均工资是普通工人的20倍，而现在达到了360倍。
比贫富差距更严重的是，优绩制预设了一种成功伦理，把人区分为成功者和失败者，优绩制的社会激励成功者，并赋予了他们道德上的优越感。
成功人士和精英阶层沉醉在自己的成功中，而诋毁失败者都是咎由自取，他们忘记了有助于他们成功的时机和好远；而失败者除了失去了有尊严的工作，还严重缺乏社会认可和尊重，同时产生了对成功者的怨恨，和陷入了深深的自我怀疑。
桑德尔最后说，优绩至上的信念是，人们应该得到市场赋予他们才能的任何财富，这导致了团结成为了几乎不可能。
发现自己身处珍视我们才会的社会，是我们的幸运，而不是我们应得的。对我们命运的偶然性的强烈感觉可以激发某种谦卑。
这种谦卑是我们从残酷的成功伦理中回归的开始，这种谦卑超越了优绩的暴政，为我们走向少一些敌意、多一些包容的公共生活指明了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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