瘟疫与中国

FWD：

瘟疫与中国：改变华夏大历史的若干片段

当曹操踌躇满志地站在赤壁矶对岸的长江边时，当崇祯帝歇斯底里地指挥抵御李自成的大军时，当爱新觉罗·玄烨懵懵懂懂地被推上太和殿的宝座时，他们并不知道，在这个历史的转折点，一个微小到看不见的主角，正左右着他们面前的波澜壮阔、风起云涌，改变着他们乃至整个国家的命运....

    煌煌一部人类文明史，除了征战杀伐，权谋争斗，宗教艺术，文学科技之外，还有一个无法忽视的话题，那就是疾病。由于直接威胁到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它其实才是食色之外，人类最根本最重大的问题。回顾中华五千年沧桑，疾病，特别是其中的“佼佼者”--瘟疫，曾经无数次在有意无意之间，改变了中国历史的走向。

    瘟疫，是中国古人对流行性传染病的统称，包括因病毒、细菌、寄生虫和其它微生物引起的各种疾病。根据历代官方和民间的史料记载，从公元前7世纪至公元20世纪，中国大陆爆发的较大规模瘟疫竟达700多次，中国人对瘟疫的抗争也从未停止，中华文明的历史就在这种斗争中蜿蜒前行。

    早在上古时代，瘟疫就相伴于人类的左右。只不过当时人口稀少，各部族相对隔绝，疫病没有条件大范围地传播和流行。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文明的进步，瘟疫也开始深深影响到人们的日常生活。《黄帝内经》、《吕氏春秋》以及《史记》等著作都阐述了对瘟疫防治的认识。然而在《史记》成书后的300年，一场史无前例的大瘟疫降临了....

    东汉末年，外戚和宦官交替专权，黄巾大起义爆发，各地豪强纷起，群雄逐鹿天下，大凡中国人通过小说《三国演义》对这段历史都耳熟能详。然而在胜利者的辉煌功业背后，是生灵涂炭、白骨遍野。根据官方史料记载，东汉桓帝永寿三年(157年)时，全国的在册人口是5649万；而仅仅123年之后，三国归晋时的晋武帝太康元年(280年)，全国人口锐减至1616万左右。尽管这些不准确的数据没有包含逃亡、隐匿的人口，但是仍能反映当时人口损失的严重状况。除了连年的战争和灾荒，造成这一局面的另一重要原因就是瘟疫。三者相互作用，恶性循环，导演了汉末三国那一出出怵目惊心的惨剧。

    在广阔的中原大地上，在兵戈撞击与痛哭哀号声中，当时被通称为“伤寒”(不同于现代所说的伤寒病)的瘟疫不可抑制地蔓延开来，并在汉献帝建安九年至二十四年(204年--219年)达到了高峰。当年的亲历者曹丕沉痛地回忆道：“昔年疾疫，亲故多摧其灾，徐(干)、陈(琳)、应(玚)、刘(桢)一时俱逝，痛可言邪！”他提到的这四个人都位列“建安七子”，是当时著名的文学青年或文学中年，却都在建安二十二年的中原大瘟疫中染病而亡。上层文士尚且如此，下层百姓的状况可想而知。曹植在描述疠气流行时就说道：“家家有位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或阖门而殪，或覆族而丧。”

    对于这一幕幕惨痛的情景，曹丕和曹植的父亲有更为生动的描写。当看到曾经繁华的都城洛阳及其周边地区变成了一片废墟，曹操伤感不已，写下了千古名句：“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而对于他来说，瘟疫带来的痛苦只怕不比任何人少，甚至更多。

    建安十三年(208年)冬，曹操亲率大军，和孙刘联军对峙于赤壁，在巨大的优势下却惨败而归。在小说家极力渲染的反间计、连环计、借东风的背后，正是由于一股并不起眼也无法控制的势力偶然站在了孙刘联军一方，胜利的天平才最终倒向他们。这支力量就是老天爷派出的瘟疫大军。《三国志》有多处记载曰：“时曹公军众已有疾病，初一交战，公军败退，引次江北。”“(先主)与曹公战於赤壁，大破之，焚其舟船。先主与吴军水陆并进，追到南郡，时又疾疫，北军多死，曹公引归。”“(周)瑜、(程)普为左右督，各领万人，与(刘)备俱进，遇於赤壁，大破曹公军。公烧其馀船引退，士卒饥疫，死者大半。”从某种程度上说，曹操征服天下的雄心就是毁于这场威力巨大的瘟疫，小小的病菌就这样大大改变了历史进程。

    恐怖的瘟疫造就了“医圣”张仲景的横空出世。他为了拯救民间疾苦，“勤求古训，博采众方”，总结治疗疫病的经验，写成了《伤寒杂病论》，被尊为中国传统中医理论的奠基人之一。然而即便是在张仲景的家族中，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200多口人就有2/3死去了，其中大部分都死于伤寒。医圣对此除了悲痛，更多的也只有无奈。

    东汉末年的大瘟疫除了对当时的政治、战争、医学影响巨大外，还对魏晋时代的思想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在世界末日般的天灾人祸面前，人们充满了人生苦短、朝不保夕的慨叹，诗歌以哀叹伤感为主要题材，哲学盛行虚无和放达的思想，士族文人崇尚清谈与玄学，给人以心理慰藉的道教和佛教迅速兴起。这都反映了人类在大瘟疫面前的无助和无能为力。

    此后的历朝历代依旧难以摆脱瘟疫的侵袭。唐末黄巢起义军攻入岭南(今广东)后，本打算以此为基地长久占据，怎奈何“是岁(879年)自春及夏，其众大疫，死者十三四。众劝请北归，以图大利。”黄巢不得已率大军北返，却所向披靡，并一度攻占了京城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尽管黄巢最终败死于泰山狼虎谷，但瘟疫在逼迫他取得空前胜利的同时，也已经改变了唐末的争霸局面，五代十国的格局初见雏形。

    宋金对峙的1232年的大瘟疫又是一场浩劫。当时的金国南有南宋，北面被蒙古压得喘不过气。到此年五月，“汴京(今开封)大疫，凡五十日，诸门出死者九十余万人，贫不能葬者不在是数，”死亡率相当惊人。短短两年后，金国就亡于蒙古。

    光阴荏苒，历史的车轮转眼行进到了明末清初。据《明史》记载，明代从1408年至1643年，共发生大瘟疫19次，尤以明末崇祯年间为甚。与东汉末年相似，明末万历、天启和崇祯三朝进入了一个小冰河期，自然灾害频繁。特别是气候变冷使降雨区普遍南移，导致北方多年的旱灾和蝗灾，先秦晋，再河洛，后齐鲁；加上官吏腐败昏庸，朝廷政策失当，终于逼反了李自成、张献忠。而此时的瘟疫也站到了起义军一方，给岌岌可危的朱氏集团大厦踹上了致命的一脚。

    崇祯十四年(1641年)，“疫气流行，山东、浙省、南北两直，感者尤多。至五六月益甚，或至阖门传染。”十六年(1643年)，京师北京从二月至七月瘟疫大流行，“死亡枕藉，十室九空，甚至户丁尽绝，无人收敛者。”据估计，北京城当时的人口在80万至100万，这场大疫就夺走了20万人的生命。而在此期间，明军在山海关外的松山大败于清军，关内的李自成、张献忠则数次死里逃生，愈战愈强。十七年(1644年)三月，就在李自成逼近北京城时，城内却又流行瘟疫，上下一片混乱，染病的明军“鸠形鹄面，充数而已”，丧失了最后的抵抗意志和能力。据现代学者考证，当时明朝连年爆发的瘟疫，很可能就是曾经差点摧毁了拜占庭帝国和中世纪欧洲的鼠疫。当北京内城失陷，刚烈的崇祯帝自缢于煤山时，他是否知道，连小小的害鼠也与他为敌，真是时耶命耶？

    最终击败李自成、取代明朝的清王朝也不能避免瘟疫的打击。据《清史稿·灾异志》记载，有清一代共发生瘟疫300多次，甚至连皇帝的生死、皇位的继承也受到瘟疫的影响。

    作为一种恐怖的传染病，天花的历史和人类一样久远。中国晋代道士葛洪在其医书《肘后备急方》中记载道：“以(东汉)建武中于南阳击虏所得，乃呼为虏疮。”这是中国关于天花的最早记载。尽管早在大约宋代，中国人就发明了人痘接种术，然而和古代中国的很多发明创造一样，它并没有得到有效的推广和发展。直到清代，天花仍然是恐怖的杀手，顺治和同治两位皇帝都没能逃脱它的魔爪。而顺治帝驾崩后，年幼的爱新觉罗·玄烨之所以能够从诸位皇子中脱颖而出，即位成为后来著名的康熙大帝，除了各方政治势力的斗争和权衡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康熙已经出过天花，获得了对天花的终生免疫力。当满脸痘痕的康熙一手开创他的盛世时，不知道有没有感谢过夺走他父亲、给他带来病痛、却通过他改变了中国历史的天花病毒。

    面对瘟疫，古代中国人很重视各种预防和治疗手段，包括顺应时令、改善环境、注重预防、隔离病人、妥善处理尸体、政府义诊施药、普及医学知识、注意饮食卫生和个人清洁等等，并取得了一定效果。然而在大自然的暴虐面前，人类始终是被动和渺小的。于是，就在一次次的瘟疫大爆发中，看不见的小角色却在不经意间，深远地影响了我们的大生活，我们的大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