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与批评家不是同行中的朋友,更不是一个单位中的一对情人。他们是被文学捆绑在一起的一对冤家夫妻,过不得,散不得;和不得,也离不得。
有的时候,他们和睦共处,相敬如宾,如同走在旅途中结识的同道驴友,彼此因为同道,也才友好;因为友好,所以同道。朝着一个方向,为了一个目标,手拉手的样子,很像一对兄弟,或者一对姐妹。这景象让外人看来,仿佛狼狈。但他们自己明白,正因着兄弟姐妹般那丝丝股股的文缘情分,即便狼狈,也不会为奸。那样不仅别人会嘲弄他们,他们自己,也瞧不起自己。
当然,有的时候,虽是同道,同一方向,可从人多的大道上走到了小道,到了寂静,到了狭窄,到了只有几人或者只有二人,那就不知道要发生什么事情。
有的时候,他们打闹,头破血流,反目成仇,那架势完全如必须离婚的一对夫妻,不到法庭上无以解决问题。可是,从法庭上下来,虽还彼此攻击谩骂,但却没有了当时准备上法庭那一阶段的火燥和气盛,没有了那时咄咄逼人的指责和谣捏。而且,经过了这一番折腾,都还变得理性,变得容让。
因为理性和容让,就说他们会成为模范夫妻,却是决然的没有可能。毕竟,在这个家庭里,矛盾是他们相互认识的镜子,裂痕是把他们捆在一起的绳子。因为矛盾和裂痕的存在,他们才更愿意去探究对方;因为探究,也才能发现对方伟大的不凡和可笑的不齿。
作家议论批评家,都是挂在嘴上,而且还多在批评家不在场的饭桌上;批评家议论作家,不仅挂在嘴上,还多公开在笔下的纸上。
批评家读作家的书是公开的;作家读批评家的书却是偷偷的。
批评家有时根本没看作家的书,可他硬说看过了;作家有时明明看了批评家的书,可他偏偏说没看。
批评家似乎应该是作家的敌人,可许多时候他们成了朋友;作家许多时候应该是批评家的学生,可他们的样子总和老师一样。
我们常说,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可对于作家和批评家,进了一家门,也不一定就是一家人。
好的批评家,是那些能够告诉作家如何才能写出好作品的人;好的作家,是那些永远也不知道如何才能写出好作品的人。
好的批评家写出的文章和小说一样好看;坏的作家写出的小说和批评文章一样难懂。
优秀的批评家,应该是那些能做灯塔的人,总能给作家指明写作的道路;优秀的作家,应该是才华丰富的阴谋家,总能给批评家设置陷阱。
作家一对文学负责,作家就成了文学史的主人,你让批评家怎么写文学史,他就怎么写文学史;作家不对文学负责,批评家的牛大了,他成了文学史的主人,想怎么写文学史就怎么写文学史;可惜作家总是甘愿把这个主人的位置让出去。
作家说我根本不在乎文学史,批评家说这个作家是弱智;作家说我是为了文学史而写作,批评家说这个作家有精神病。
作家人人都想写一部《红楼梦》,批评家人人都想写一部文学史。
作家看到畅销书时一边骂着自己撞上了一堆屎,一边感叹那怎么不是我写的;批评家看到畅销书时骂着说,看作家堕落得和屎一样,一边感叹当作家还是比当批评家要好些。
作家以写作为生,终于比批评家写的字多;批评家以读书为生,终于比作家看的书多。
作家比批评家挣的稿酬多,批评家比作家挣的道理多。
作家人人都骂中国的文学奖,可去领奖时,个个都是满面红光;批评家也骂文学奖,可当评委时,不是满面红光,而是红光满面。
作家为批评家没有评论自己而犯愁;批评家为创造一个概念词汇而犯愁。
诗人一朗诵诗歌作家就发笑;作家一朗诵小说批评家就发笑;批评家一朗诵自己的论文,他的学生不发笑,只是打哈欠。
批评家批评中国没有一个大作家,作家总觉得自己的作品批评家们压根没看懂。
批评家说:“天下没有我看不懂的小说。”作家说:“天下没有我能看懂的论文。 ”
批评家爱把闲扯淡的小说说成是飘逸,把写花花草草的小说说成是诗意;作为一种回报,作家就把批评家那些连他自己也不甚明了的论文说成是深奥,把无逻辑的理论堆砌说成是渊博。
作家以为写作时多用了方言就具备了民族性;批评家以为写作时用多了西方的概念就具备了世界性。
……
作家和批评家同门而入,被捆绑在一个家庭是一种错误,但目前似乎只能是这个样子。二十年前,我走在河南古都开封通往龙亭的大街上,碰到一个七十多岁的老人,他公然在大庭广众之下打他也已近七十岁的老伴,我和几个路人同时都去拉架,都劝那位老人,彼此要白头偕老,相濡以沫。可把那个老人拉开时,他的老伴却从地上坐起来,对我说你拉他干啥呢,我们这样打了一辈子,打打我他就好受了,打打我我也好受了,不打不闹还叫日子嘛。
(《我的现实 我的主义:阎连科文学对话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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