场以“科学道德”为主题的演讲中，吴院士一开始表示，“我作为一个建筑学人，自1946年执教于清华大学，至今已经68年，我只想将一些通过自己亲身经历所得到的体会跟同学们讨论。”他也确实在分享自己的各种经历、想法，十分坦诚。比如，他说，“在学生刚入学的时候，老师可以发挥比较大的作用，进行启蒙、指导与引领，若干年后，学生的学识能力不断发展，便不只是师生关系，而是学术事业上的战友、同道。以我自己的经历为例，有件事值得一提……”学术是不断动态发展的，即使是院士，也不见得是当下、当前领域的权威，“做人”则不同。我们的大学往往注重的是如何发展技能，“对外求生存”，却忽略掉了怎么“做人”，“对内能自处”。一个经历过风雨，有着非常丰富的人生阅历的教授去谈“人文教育”、“顿悟”这些主题，是极为合适和恰当的。
那么下面的听众呢？当日，台下坐的是首都多所高校近6000名新入学的研究生。显然学子们本身具备不错的知识水平和眼界。在“瞌睡事件”曝光后，一些当日的参与者也表示这只是个别现象。好几个亲历者都提到他们参加演讲是报名才去的，去了之后很兴奋，给予了吴院士热烈的掌声。换而言之，也没有强行指派一说。听众也是比较对路的。
然而空间却是有问题的。九十多岁的老人不可能中气十足地面对着六千多号人演讲。对于正值壮年的人来说都难度太大，何况是老人家。
吴院士好歹是对着有一定知识基础的新入学研究生在做演讲。无论形式如何死板，讲授者与听讲者还是适合的。然而，更多的情况是不对口，当下不少地方连给小学生科普都恨不得搞个院士讲座，才显得郑重其事。如开篇的图4，其实是上海的“科普校园行活动”，在台上讲的是院士，而台下听的则是中学生。看完媒体采访视频后，评论者怡然写道，“老科学家在大会堂侃侃而谈，一个个中学生在座位上昏昏欲睡，有些孩子似乎已然进入梦乡，呼呼大睡。记者当场采访了几个孩子，他们直言不讳：上了一天的课，再来听时间很长的科普报告，真有点犯困；这样的内容对我们来说有点难，听不懂；院士进校园做报告，令人感动，但我们现在学习压力大，分不出精力来听讲；每天先要应付功课，感兴趣的东西只好等到上了大学后再选择……”这样的情况并不鲜见。而事实上，大家都知道，好的科学家未必是个好的“科普者”。
这是高等教育“学术报告会”上的风气蔓延的结果。不少研究者在科学网上讨论过国内学术会议，一个普遍的感受是重的是名气而不是实质。结果是“院士很忙”。中科院的外籍院士、数学家丘成桐在前不久采访中如此说道，“中国学界的院士教授兼职过多现象已成公害。过多的兼职必然使院士教授分心，难以集中精力搞学术研究，结果一定导致中国学术水平整体下降。”
环境对人的影响是巨大的，当看到“无边落木萧萧下”的时候，人的情绪也很容易陷入悲伤；当进入肃穆的寺庙中时，人们也很难嬉皮笑脸，心中充满庄重。林语堂先生在谈论“理想的教育”时曾经写过，“一人的学问非从书上得来，乃从一种讲学好学的空气中得来，使一青年寝染于此种空气中三年之久，天天受此环境之薰陶，必可天然的顺序的快乐的于不觉中传染着好学的习气，就使未必即得如何鸿博的学力，也至少得一副鸿博的脸孔，至少跟他谈学问时不至于他每每来问你要讲义。”死板的、缺乏互动的报告大会又怎么能够制造出这种“讲学好学”的空气呢？几千人共聚一堂，吐纳呼吸，汇集了满屋子的二氧化碳还差不多。并且，也不能要求一位九十二高龄的老人去发展什么演讲技巧，不见得学者都能滔滔不绝地做感染人的演讲，古今中外，讲课乏味的大师也很多。
到底什么样的环境更为适合吴良镛先生这样的大师呢？无疑，还是在大学校园之内。看书授课是比较死板的，课外的闲谈、交流是更为灵活的，能够自由地碰撞后，生出裨益的火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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