待五百年后人论定

    做艺术，是一件既寂寞又清贫的事，没有足够的内心强大是坚持不下去的。这样的例子随便举就是一大把。荷兰画家梵高、中国清初的八大山人、石涛等，都是在穷困中留下了无数佳作的。欧洲印象派画家，也是当时一批落选主流画展、未被认可的艺术家们。不过，体制内的艺术家就春风得意的多了。这一点，等会再细说。

八大山人作品

石涛作品

吴湖帆

    我想重点说说海派画家吴湖帆，他有一方印“待五百年后人定”，西泠印社当时两位制印高人陈巨来和方介堪都给吴湖帆治过此印。三十年代以后，吴湖帆在一些得意之作上盖有此方印。

吴湖帆作品

吴湖帆1965年创作

    吴湖帆的家藏相当丰厚，这就使得他的起点就要远远高于大多数画家，加上他自小得力于名家的教导，所以他对自己的作品相当自信，这也合乎常理。可不幸的是，偏偏他所处的时代，是中国文化和思想界都开始发生巨大裂变的时期。假设他身处清代，那他的画风完全迎合了以“四王”为代表的主流标准，他一定会如鱼得水的。而晚清至民国，由于中国政治上的动荡，带来了文化思想上的新思考、新变革。陈独秀等人率先提出了美术革命，在思想上就做好了铺垫；包世臣、康有为等人倡导的碑学运动，又在实践上跟进了一步；吴昌硕、赵之谦、黄宾虹在绘画上，也有了新探索。接踵而至的各路英雄好汉从西方留学归来，在艺术界开启了各种探索。

王原祁作品

    这里就要提一个重要人物，那就是翻译家、艺术批评家傅雷，他以深厚的艺术修养，在理论上，对民国时期的一大批艺术家做了犀利的解析。他对黄宾虹的推崇、对吴湖帆的批评等，其实并非他个人的偏执，而是代表了那个时代的先进文艺思潮。也从一个侧面，反应了为什么民国时期能涌现出一大批艺术巨匠的原因。在这种大背景下，吴湖帆一方面自身有相当雄厚的传统艺术修养，他对四王的传承、对宋元的研习；一方面又恰逢新的艺术思潮的汹涌到来，使得他的自信遭遇了强大的对抗。这方印的诞生，既是吴湖帆对自己艺术道路的安抚，也是对新思潮的一种宣言。这里还要提到另一位大画家张大千，他也有一方类似的印，“五百年来第一人”，显然要比吴湖帆自信的多。从这两方印来看，两人的风格也一览无余：一个是书生式的含蓄自信，一个则是江湖式的霸气自信。

吴昌硕作品

黄宾虹作品

    时间到了49年以后，大陆整个文化艺术都在为主流意识形态服务，艺术的角色基本单一的变成了宣传。如果你翻开那个时代的艺术家的作品看看，不难发现，几乎无一漏网，时代的激流，摧枯拉朽，由不得你是否情愿。吴湖帆1965年创作的《庆祝我国原子弹爆炸成功》，深深打上了那个时代的烙印，也隐约能窥见艺术家在思想上已经找不到北了，那时，“待五百年后人论定”也懒得用了，准确来说，是不敢用了。令人惋惜的是，如果吴湖帆能活到今天，那么，他的画风又对上了这个时代的口味了。我猜想，以上海为中心的周边地区的市民、官商一定都好这一口的。海上当前流行的画风，就印证了我的推想。

    上面提到体制内和体制外的艺术家比较。当然，体制内的艺术家要养尊处优的多，这无论于古或今。艺术，总是要给当朝人或后人评述的，能赢得当朝人的亲睐，自然实惠的多。体制内艺术家当然占尽了当朝的优势，他们从平台到话语权，都占领了制高点。虽然，庸作频频，但也能出不朽作品，这就要看艺术家所处的时代是否真正重视和尊重艺术。如唐宋，就诞生了不少体制内的大文豪、大艺术家。即使元代异族统治，汉文化仍然影响主流价值观，所以才有杰出的元四家。

    总之，体制内和体制外的艺术家，各有各的苦。迎合主人也是一种苦，那是表面光鲜内心卑微的苦；而贫困、寂寞的苦，则随时会改变一个人的方向。

    西汉著名思想家扬子云著有《太玄》，有人问他，你这书大家都不懂，又有何用？杨子云说，不要紧，后世还会有杨子云，他会喜欢的。是的，至北宋，大史学家司马光就非常佩服杨子云的《太玄》。举这个例子，其实我是心虚的，因为我并没有读过《太玄》，但我信服司马光的眼力。说到这，就引出了另一个话题，那就是，怎么通过名人的眼光去拜读经典的问题。比如李熬不屑韩寒，韩寒质疑巴金、冰心，王朔质疑钱钟书，沪上某知名艺术家说黄宾虹不懂绘画等等，只能留到下一篇文章去说了。简言之，质疑名家当然可以，但别八卦，而应当成一扇新开的窗，用足够的知识和思考去重新审视经典，那才是营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