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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各门现代学科研究中，都存在这个强烈倾向——用自然法则来研究现象，即使最深奥的学科也明显倾向于从自然科学中获得的研究方式。同样，如果美学并不满足于自身虚假的存在，就应该了解每一门独特的艺术是如何通过精细的纤维，或多结的根茎与“自然秩序”相联系。当前，音乐与自然之间的联系揭示了音乐美学中最有意味的真相，而对于如何对待音乐美学中最复杂的课题，如何解决最有争议的问题，都有赖于人们对这种联系的正确把握。
艺术，首先被看作是被动的，不是主动的。它与周围的自然环境存在着双重联系：首先，艺术需要利用自然界原始材料进行创作；其次，艺术接受自然界中各种形式的美，并进行加工。这两个情形中，大自然都像是施主，为艺术提供最重要、最根本的必需品。现在要做的就是站在音乐美学立场，将这些资源快速地回顾一遍，探讨自然作为一个理性又不均衡的恩赐者，究竟赋予了音乐多少份额。
大自然为音乐提供了什么？除了粗糙的原材料，其他什么都没有。要人们自己设法从中找到了乐音。山间的矿石、林中的木材、动物的毛皮内脏等等，全部都是原材料，可正是利用这些原材料，人们制造出了各种乐音。因此从一开始，大自然提供的材料仅仅是可以用于制造乐音的素材，或者说是可以度量的乐音。这是所有音乐得以形成的首要根本的条件，将这些不同的乐音结合起来可以形成“旋律”与“和声”——音乐的两大要素。大自然并没有为我们提供任何现成的旋律与和声，两者都是人类思维的创造。
所谓旋律，即可度量的乐音进行系统有序的排列，这并不存在于自然界，甚至连最初级的形态也没有。在大自然未经修饰的声音现象中，没有可以感知和理解的比例关系，甚至都不能纳入音阶。而旋律是音乐有机体最初的力量，是赋予它的生命血液、原生细胞，与音乐作品主旨和发展有着紧密的结合。
大自然中亦找不到音乐意义上的和声，即多个乐音同时弹奏。尽管大自然本身可以看作是各种现象的“宏伟和声”。可有谁能在自然界中听到过三和弦、六和弦或者七和弦吗？和声与旋律一样，都是人类自身的成就，只是和声的出现要比旋律晚了许多。希腊人不了解和声，他们唱歌时要么用八度音程，要么同声齐唱。在12世纪，不协和音（当时也包括三度和六度音程）的应用逐渐开始流行；直到15世纪转调仍只限于八度音程，在当前和声体系中应用的所有音程都是一个一个逐渐发现的，任何一点微小进步都要花费一个多世纪。无论是古代最有艺术修养的民族，还是中世纪早期最有学问的作曲家，都做不到今天最偏远山区的牧羊女们所能到做的——“三度音程合唱”。和声的出现不仅仅意味着新的星辰带来新的希望，它让音乐艺术第一次从黑暗中走了出来。如奈格利（Hans Georg Nageli 1773-1836 瑞士音乐教师、作曲家）所讲：“所谓真正的音乐，直至此刻才诞生。”
自然界既没有旋律，也没有和声；但在自然中存在着对音乐的第三个要素——节奏。节奏早于人类，因而也不可能是人创造的。马匹的奔跑、画眉的鸣叫…这些声音中总会有周期性重现运动，形成连续的击打节拍。在大自然中，很多声音都有节奏，其中两拍节奏（比如起伏和涨落）作为最基本原则，总是很容易发现。但自然界的节奏与人类音乐的节奏有明显不同：在音乐中，没有孤立存在的节奏，它总跟旋律与和声相联系，用节奏秩序来表现旋律与和声；大自然中的节奏跟旋律与和声都没有关系，只能通过空气振动为人所感知，且不能从数量上进行测定。
节奏是大自然拥有的唯一音乐元素，是人类首先意识到的音乐元素，也是婴儿和野蛮人在心理上很快就能熟悉的音乐元素。南太平洋岛屿上的居民用木棍和金属片打着嘎嘎作响的节奏伴着令人胆怯的嚎叫，他们是在表演着大自然的音乐（也可以说根本不是音乐）。一个蒂罗尔（阿尔卑斯山区）的农民，尽管缺少艺术修养，但他所唱的歌却属于艺术音乐。当然，农民会想象着是大自然促使他唱歌，但是要让大自然本身做到这一点还需要几个世纪的时间，让人自己播下的艺术种子发芽成长、开花结果。
已经考察了构成音乐基础的三个要素，并得出以下结论：人类并不是从自然环境中学到音乐的。至于音乐如何发展为今天的体系，以什么方式，什么样的顺序发展而来，是音乐史的研究课题。在这里只需承认这些事实，并且强调这些结论：从旋律与和声、到音程与音阶、再到依据半音位置区分的大调和小调，最后还有平均律（如果没有平均律，就不可能有欧洲或西方的音乐），这一切都是人类思维逐步取得的成就。大自然仅仅赋予了人类歌唱的器官和歌唱爱好，还有在最简单乐音关系基础上逐渐发展成音乐体系的能力。正是这个最简单的乐音关系（三和弦、和声进行）构成了未来的音乐发展坚不可摧的基石。
需要避免这样的错误，认为今天的音乐体系是大自然内在固有的产物。尽管如今科技已经发展到看似不费力就能操纵运用这种“音乐关系”，从而仿佛这种能力与生俱来一样；但这并不能证明音乐规律是自然规律。其实，这是音乐文化被广泛传播的结果。所以韩特（《音乐美学》，卷一，第50页）说得很对。他曾评论道：“如今摇篮里的婴儿也比过去的成年野蛮人唱得好。”如果用“人为”这个词来形容我们的音乐体系，绝不能将其意义过于精细化，并把它理解为一种主观的、符合传统习俗的安排，它是指逐渐发展的事物，与天然的以完整形式存在的事物不同。
霍普特曼忽视了这个区别，他觉得“人为音乐体系”这个概念“完全没有意义，因为音乐家们没有能力发明音程和音乐体系，就像语言学家不能创造单词和语言结构一样。”与音乐一样，语言也是一个人为产物，因为两者都不是自然界天然存在的事物，都是逐渐形成，需要经过特殊学习才能掌握的。语言不是由语言学家构建，而是各个民族根据自己习性特点逐渐形成的，为了不断完善语言，对语言的修订也从未停止。同样，“音乐语言学家们”也不曾奠定音乐的“基石”，一代又一代才华横溢的音乐人在无意中获得的成就，虽具有理性上的连贯一致，却并没有内在的必然，“音乐语言学家们”也只是将这些成就固定下来，并加以证实。由此可以预测，随着时间的推移，音乐体系也将因新的形式而丰富，并经历更多变化。在现有范围内，音乐仍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因此音乐体系的本质变化，看似在遥远的未来才可能会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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