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0日，广州交响乐团的柴科夫斯基作品音乐会，是指挥家、广交音乐总监余隆今年赴美演出后归国的首场演出。余隆重返国际乐坛备受关注，归国后的这场演出也受到广州乐迷的热捧，有人在聆听演出后深受感动，直呼“神演”!而在余隆和广州交响乐团每次精彩演出的背后，我们总是能感受到二者精进勇猛的艺术态度，不断自我超越的艺术追求。
李乐为/摄
柴科夫斯基的《弦乐小夜曲》(作品48)，是同类曲目中最伟大、最为人熟悉的作品之一。余隆在音乐会的演出中，要求小提琴、中提琴声部站立演奏，这也许会令人想起某些巴洛克、早期古典主义作品在本真演奏的演出方式。然而，余隆的用心也许并不是要体现这种精致的、复古的趣味，而是寻求更有戏剧力量，更浪漫、更自由的演奏。
李乐为/摄
在这个曲目中，指挥家和乐团呈现出的是一部用大写的“R”表达的“浪漫主义”，它不是一个绝对安全、中间派、四平八稳的演奏，但它有最强烈的热情、幻想、激情。在第一乐章“小奏鸣曲形式”的演奏中，余隆从伟大的开篇中榨取出每一盎司的斯拉夫灵魂；在第二、三乐章中，他和乐队致力于发掘出柴科夫斯基为乐队写下的最深层的音色；第四乐章的演奏如星光般闪烁，广州交响乐团弦乐演奏的精湛技艺充分展现，他们对节奏把握稳定，技术上也把控自如。
当然，这也许和余隆采用站立演奏的方式有关。柴科夫斯基这首作品的线条和结构像莫扎特的作品一样干净、简约，但它的灵魂是俄罗斯的，它的精神是浪漫主义的。像广交在这场音乐会中以大型交响乐队的弦乐声部编制演出，比一般室内乐团更能体现作品的复杂与深刻;而“特殊的”站立式演奏，则为作品增添难得一见的戏剧性与自由的色彩。
余隆和广交在《第五交响曲》的精湛演绎，是让这场音乐会成为乐迷口中“神演”的最重要的原因之一。第一乐章是作曲家忧郁、不安、矛盾的灵魂剪影，但指挥家和乐队在紧张感上从未减弱，是真正的“有活力的快板”。在乐章中段的高潮中，尽管铜管和弦乐放纵地俯冲，在命运之力的漩涡中挣扎，但余隆的解读始终有一种理性的把持，有高度的逻辑感，他的演奏让音乐在最幽暗的深谷中始终保持发出高贵、明亮的光芒。这种演绎排除了过分主观的感情色彩，但又极其浪漫地表达出柴科夫斯基的困顿、悲剧和挣扎。乐章最后激越的演奏也是为了与第二乐章的“如歌的行板”形成鲜明对比。
第二乐章被认为是柴科夫斯基乃至整个浪漫主义交响文献中最伟大作品之一，余隆和乐队的演奏是一个总体控制的奇迹，它包含了所有的温柔和绝望，它蕴含直面命运的勇气和力量。指挥和乐队对这个乐章的演绎有一种挥之不去的宿命感，它对伟大的、高涨的旋律吟唱，仿佛都是为了提醒我们，命运很快就会再次敲门，世俗的欢乐都是短暂的。在这个乐章的演奏中，广交圆号首席黄一翀对于著名的第一主题的演绎为听者留下了极深的印象，他的音色低调克制，没有一点炫技的意思，但将作曲家期望表达的温暖与苍凉、沉思与回忆诠释得感人至深。
在经历如此深刻的演出之后，要过渡到著名的圆舞曲，对指挥和乐队来说，都是一种磨人的“换档”。余隆解决情绪过渡问题的手法是微妙而安静地让音乐渐渐渗透，小心翼翼地缓慢增加紧张感，直到乐队能重新建立起命运主题重复出现之前的热情。在这首圆舞曲里，没有冬日雪花的飞舞，没有山风穿过秋林的歌唱，有且仅有的是作家内心的独舞。
最后一个乐章是真正的大师手笔演绎，克制而低调，它拒绝任何自恋自伤的回忆与自大的虚言。作曲家在创作时一度担心乐章末段的高潮会暴露出“一些令人厌恶的东西，一些多余的和不真诚的情感”，但在余隆和广交的演绎中，聆听者似乎能触碰到作曲家灵魂中真实、不虚饰的情感。终乐章的胜利是如此来之不易，以至于在此之前所经历的痛苦与彷徨在此刻也一一再现。
丰子恺称柴科夫斯基是“俄罗斯音乐的得道高僧”。他之所以“得道”，大概是因为真，“不为音乐而音乐，不为技术而音乐，不为他人意志而音乐，不为自己的成败而音乐”。笔下只有真情实感，不虚饰，不伪善。广交和余隆的演绎之所以动人，之所以是“神演”，也是因为直抵人心的真诚。
文 | 翟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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