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及浪漫主义时期大部分作曲家的收入来源大都是供职宫廷的资助，而巴赫及之前的作曲家通常供职于教会，有薪水。虽然当代的作曲家收入来源更多，讲座、出任评委等都能赚钱，但出名前大多不太宽裕。委约作品、乐谱版权租用等是大多数作曲家的收入来源。事实上，当今作曲家收入的现状并不乐观。而对于青年作曲家来说，走向社会后一定会面临很长一段时间的沉寂，更别说自己的作品能有专业院团演奏音乐会了。为了维持生计，青年作曲家们不得不接一些低价的配器工作。运气好的能得到委约作品，但不是没有报酬，就是报酬很低。
到19世纪为止，作曲家基本上是依附于贵族或教会来维持生活，特别是在古典音乐逐步脱离宗教进入世俗社会以后，作曲家几乎无例外地是在王侯的宫廷里任职，为统治者的娱乐活动服务。他们的社会地位不高，从他们流传下来的私人信件里常常能读到对微薄收入的抱怨。
莫扎特可算是摆脱对宫廷的依附而成为自由职业者的第一人。可是我们都知道，他的早逝跟贫困有很大关系，尽管传记作者经常把他和他的妻子描述为不善理财的人。不管怎么说，在古典音乐史上，绝大部分职业作曲家的经济拮据似乎都是与生俱来的。只有极少数的作曲家由于幸运和个人超强的自我经营能力，甚至自己当老板，才能够跳出贫困的魔咒，进入富裕阶层。
亨德尔（1685—1759）
亨德尔到意大利学了三年多的歌剧于1710年春回到德国。6月，年仅25岁的亨德尔签约汉诺威宫廷乐队总监职位，起薪一年1000塔勒，相当于今天的五万欧元，并许可随时带薪留职短期外出。这显露了亨德尔善于经营自己的能力。留职外出的条件为他跳槽提供了方便。果然，任职不到半年他就跑到伦敦试水去了。
亨德尔到伦敦不久即以歌剧《里纳尔多》一炮打响，深得安妮女王的青睐。女王特恩赐他每年200英镑的终生俸禄待遇。要知道英镑到今天为止都是很贵的币种，据换算，一英镑在1700年左右大致相当于今天的1000欧元！也就是年薪20万欧元！可惜一年后女王驾崩。按照当时的英国王位继承法，竟然轮到德国汉诺威选帝侯来坐庄，这就是1714年即位的乔治一世。新国王上台之前，亨德尔已定居伦敦两年多。新国王在安妮女王给予的薪酬基础上继续给他加薪，把以前在德国的工资数翻了一番变成2000塔勒加上去。这样一算，亨德尔的年薪就变成了30万欧元。而且据说亨德尔还可以给公主们授钢琴课再获每年1000塔勒的收入。亨德尔不到30岁就已经坐稳终生荣华富贵的位子了。
亨德尔后来干脆下海变成了音乐企业家。1719年，他创立了股份制的皇家歌剧学院，挂牌发行“歌剧股”股票。尽管商海沉浮大起大落，一辈子独身的他在逝世时个人资产总额据估算达到两万英镑以上（不包括他所收藏的价值不菲的名贵画作等文物），相当于今天的2000万欧元都不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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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全文请见《国家大剧院》杂志11月刊 P30
· 郭文景 我赶上了一个幸运的时代 ·
在现代严肃音乐（Serious Music）界，郭文景这三个字，不管用怎样的语言形容都已是多余。他是众多作曲家们神往的巅峰，每年收到的作品委约不计其数，早已无需为生计而委曲求全。
1978年恢复高考后，此前自学作曲的郭文景是第一批考入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的幸运儿之一。他所在的班级是一个传奇，同班的同学包括谭盾、瞿小松、叶小纲等同样蜚声国际的作曲家，那时他们还不知道，他们这批从文革废墟中走出来的人，日后将改写中国作曲的历史。五年后，78级作曲班毕业之际，他们正好赶上中国因为改革开放而经济飞速崛起的黄金时代。说起这段早年经历，郭文景反复用到的是幸运一词。
“我和我班上那些现在很有名的同学，我们是非常幸运的，赶上了一个非常好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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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全文请见《国家大剧院》杂志11月刊 P20
白超是西安音乐学院作曲系的新老师，去年，他在德国汉诺威音乐学院拿到博士学位，现在正带着作曲主科以及一些配器、和声的课程。
一周中的四天，他都要把心思放在讲课备课上面。不过只要一有空闲，白超都会抓紧时间作曲，创作出一首能代表自己艺术水准的曲子是他现下最想做的事情。只可惜，时间已经远没有当学生的时候充裕了。
回头看，白超从最开始走进西安音乐学院，走上作曲这一条路，留学德国，再回到母校教书，已经整整10年了。白超去德国读博士也不是一开始就有的打算，人生的事大多走着走着，不知不觉就顺理成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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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全文请见《国家大剧院》杂志11月刊 P22
自2012年起，高翔就很少再接委约的作品了，他把更多的中心放在了室内乐团以及自己的音乐梦想。然而，这也面临着不小的经济压力，他也成为了一位零收入的音乐造梦者。为何是零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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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全文请见《国家大剧院》杂志11月刊 P23
马懋玄说：“即使是一分钱不给，我也愿意做。一开始不要计较自己的得失，让更多的人认识你，以后才会有更多的机会。”
经过这些与社会的接触，马懋玄知道自己走向社会后一定会面临很长一段时间的沉寂，不过这并没有影响他对作曲这一职业的看法，在他心中，作曲始终是一项崇高的事业。
“它是在创造美，虽然很累，但是很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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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全文请见《国家大剧院》杂志11月刊 P24
写歌剧、写交响乐，接受来自正规机构的委约，很少有青年作曲家能够单依靠这些养活自己。2005年，杜薇刚从中央音乐学院毕业，为了生计她也暂时搁置了交响乐的创作，转而为电影电视剧配乐，为舞蹈音乐配乐，在新版《红楼梦》、电影《唐山大地震》片尾的职员表里，我们都能看到她的名字。靠着这些散活，生活也算得上衣食无忧，但杜薇心里难免有些失落。
身为前辈，陈其钢深知青年作曲家的生活处境之难，初出茅庐的无名小卒的作品很难获得演奏机会，除非自己掏腰包，然而，一场管弦音乐演出可能要耗费20万以上的成本，这不是一般人能承受的价格。陈其钢因此萌生了一个想法：创建一个公益平台，让作曲系学生能够得到自己的作品被专业乐团演奏。然而这一设想投入巨大、没有收益，一直无法实施，直到2010年，陈其钢与国家大剧院院长陈平二人一拍即合，此后便诞生改变杜薇人生历程的青年作曲家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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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全文请见《国家大剧院》杂志11月刊 P25
对于香港作曲家来说，香港已通过立法，今年5月1日开始最低工资调升为每小时32.5元（港币，下同），这仿佛是则讽刺新闻。而这一法例，香港的作曲家应该并无包括在内，事实证明，一直以来，香港作曲家的创作劳动所得酬金，除了少数幸运儿，大都远远低于最低工资，但从未有人会诉诸法庭，也未有人因此而触犯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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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全文请见《国家大剧院》杂志11月刊 P27
作曲家的职业定位就像文学家一样，是近代才逐渐确立的。就像荷马、莎士比亚、曹操、苏轼在世时根本没有意识到自己是文学家一样，卡契尼、蒙特威尔第、吕利、姜夔等等也对作曲家这个称谓没有概念，尽管他们一直在作曲，但他们作曲家的身份是到近代才被追认的。那个时候乐师这一职业所包含的技能包括了作曲，但不仅仅是作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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