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音乐演绎“长城精神”

文 | 周杏

长城、长江、黄河是中华民族的重要象征，是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标志。“长城精神”是中华民族精神生生不息的根脉，它凝聚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和众志成城、坚韧不屈的爱国情怀。近年来，以长城文化为符号的艺术创作不断涌现，其中，民族音乐会《长城》的创作集结了郭文景、张千一、郝维亚、王丹红四位当代作曲家，以长城为主题，通过音乐的艺术形式从功能、社会、文化、民族等维度推进对长城文化内涵的深度挖掘与现代阐释，自首演后多次在国内上演。

11月18日，作为国家艺术基金大型舞台剧和作品创作资助项目，《长城》在国家大剧院音乐厅再次奏响。本场音乐会由中央民族乐团首席指挥刘沙执棒，中央民族乐团副团长、胡琴演奏家唐峰，马头琴演奏家全胜，女高音歌唱家龚爽与乐队演奏家共同演绎“长城精神”。

本场音乐会较之首演在曲目安排上有所变化，音乐会包括四部新创和两部经典，四部新创分别为王丹红的民族管弦乐《长城万里》，张千一的民族管弦乐《长城内外》，郭文景的器乐协奏曲《血肉长城》与郝维亚的女高音、马头琴、混声合唱与民族管弦乐《长城颂》中的精彩乐章。刘文金的二胡协奏曲《长城随想》与其改编的民族管弦乐《我的祖国》两部经典作品作为上下半场的大轴曲目，构成了整场音乐会。

四部新创展现了当代作曲家对长城精神与长城文化符号的当代解读。开场曲民族管弦乐《长城万里》在音乐结构上兼具序曲功能，王丹红将长城精神幻化成百折不挠、坚韧不拔的战争精神。她笔下的《长城万里》金戈铁马、锣鼓喧天。作曲家在音色设计上用拉弦乐器的滑奏模仿硝烟弥漫风声四起的战时环境，用唢呐群来模仿古代战场的号角声，用鼓的声音来表达鼙鼓雷鸣，用笛群来模仿战马奔腾的形象。这部作品将长城文化所蕴含的勇悍豪侠的英雄形象与捐躯报国的满腔热忱表达得惟妙惟肖。

张千一的《长城内外》千姿百态、绚丽多姿，作曲家将长城内外不同地域的民歌音调，如河北“放风筝”、东北“正对花”、内蒙古“淡蓝色的云”等民歌素材通过逆行、倒影、增值减值以及提取骨干音的手法串联在一起，并配以不同的表情色彩，勾勒出一幅北方疆域长城内外多元文化碰撞、交融的壮美民族画卷。张千一在创作中运用大量的多调式、调性并置、全音阶等手法丰富音响。整部作品将传统与现代、可行性与专业性拿捏得恰到好处，同时又不失张式的个人风格。

郭文景的《血肉长城》用田汉《义勇军进行曲》中“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为文本指向，颠覆性地将“长城”幻化为民族凝聚力的象征，可谓是对长城精神的现代解读。本场音乐会上演的是这部作品的第二乐章“众志成城”，首段采用劳动号子一领众和的形式写成。号子主题由原曲中“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主题改写而成，原曲这个部分旋律是建立在两个大三和弦的基础上，在改写中作曲家采用小三和弦与大三和弦交替来增加色彩对比。以8小节为单位采用固定主题变奏的方式展开，每次叠以不同的乐器组合加厚音响，由此形成一个巨大的渐强。再现部分的合唱完整地将原曲调“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用轻盈的歌声表现出来，让人深刻地感受到人声的巨大魅力与力量。

郝维亚《长城颂》作为这组新创作品的最后一首兼具尾声功能。这部作品由“黎明”“夜雨”“骄阳”三个乐章组成，音乐从混沌初开的短小主题开始最后如骄阳似火般迸发出巨大的力量。本场选取第二乐章为女高音、马头琴、混声合唱与民族乐队而作的“夜雨”，马头琴的加入有明显的地域文化指向，但作曲家并没有赋予它过多的蒙古族音乐语言，在拓宽民族乐器的艺术边际上做出了很好的尝试。他对声乐写作的驾轻就熟在这个乐章可见一斑，女高音歌唱家龚爽的演绎亦是可圈可点。

本场音乐会另一大亮点是完整演绎了刘文金的二胡协奏曲《长城随想》，这部作品自1982年首演至今正好40周年。四个乐章分别为“关山行”“烽火操”“忠魂祭”和“遥望篇”，史诗性地描绘了时代更迭富于长城特有气质。

胡琴演奏家唐峰在“忠魂祭”中的华彩段一人堪比一个乐队，观众叫好声不绝于耳。指挥家刘沙的处理在整体乐队的气势与韵味的把握上都十分讲究，在协奏曲的合作与乐队对比张力的调动上尤为精到。

中央民族乐团以“长城”为主，创排系列作品演绎不同维度的“长城精神”，以民族乐器展现中华气魄，以民族音乐振奋中国精神，以民族文化挺起中华脊梁。

卢旭 米多/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