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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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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西方音乐文化随着自身文化优势扩展传布到全球各大洲。用文化人类学家或音乐民族学家的视角看，各大洲出现了西方音乐的文化移入、文化适应现象，如各大洲的现代作曲家，西方音乐技术结构在各种文化中的运用、适应，基督教音乐本士化等等。西方音乐在各种文化中“入侵”，一方面打破了原来封闭状态的音乐文化，在这些文化内部产生新的音乐形式，或者说音乐的文化融合产生了史无前例的全球性音乐文化交流；另一方面西方音乐文化的“异体”在其他音乐文化内部也出现了矛盾与冲突，其明显地表现在一些简单化的价值认识上，如“孰高级、孰低级”、“科学与非科学”、“复音体制与单音体制”、“标准化与非标准化”、“工业文化与农业文化”等等。当发展中出现以矛盾冲突的一方去战胜另一方，以一方为标准去衡量、替代或同化另一方时，本土音乐文化便显出危机，也迫使许多文化在这种新形势下开始考虑本土音乐文化的前途和命运。
今天，人们越来越意识到本土音乐文化的前途和命运不是仅仅靠西方音乐文化的移入或融合就能解决。追求自我文化的完整性，认识自己的文化历史，加上对全球各种文化并存的共识加深，西方也表示出对世界各种传统音乐文化的极大关切。现在对中国音乐的发展方面存在着不同的意见或看法，如有的人认为传统音乐是动态的，不能按照博物馆式的保存方式发展；有的人认为传统音乐不能按照西方音乐体制去改造，否则会失去自身传统的特质；也有的人认为当代中国音乐的紧迫问题是创造出声震国际乐坛的、伟大的现代中国音乐。实际上，谁也不能保证今天的音乐不会成为过去而进入博物馆，谁也不能保证传统会一成不变。问题的关键在于回答如何“变”或如何“现代化”才是最合理的或应该的。事实上也没人能确立和预定合理的“变”或“现代化”的标准模式，中国音乐文化的多元性和复杂性包含着不同民族、地区和类型的音乐，还有融合音乐、外来音乐等等，都注定无法确立标准统一的模式。所以，不如放弃那种打造一定之规的执念，从客观现实出发，已经保存的加以保存，开始融合的继续融合，更新的做到自我迭代，不用一种文化效度去替代衡量另一种文化效度，不用一种价值标准去替代或衡量另一种价值标准，使各种音乐在文化中共生共存、正常交流。如果衡量一种乐器成功与否依旧主要是看它是否能与管弦乐队配合和运用，并按照标准键与标准管弦乐队音响技术结构去评判的话。这样的“共生共存”将永远都是天方夜谭。因为它无疑破坏了民间乐器及乐曲原本拥有的音调体系和风格韵味，也脱离了它原有音乐文化的意味。所以，建立综合音乐观不仅仅是音乐理论面对文化事业发展应尽的义务，也该是所有文化机构、宣传媒介（如国家新闻、电台、报纸、编辑记者等）该达成的共识。
今天看来，西方音乐体系也是一个封闭价值体系，只属于世界音乐的一部分（不是全部）,其理论（包括技术结构四大件）也是在自身文化内部建立的，不是世界音乐的总体理论。所以，西方音乐只有放到世界音乐文化中才能获得开放性。对西方音乐的“批判”，实际上也参与和构建着不同文化角度世界音乐文化的总体对话，进行不同音乐文化之间的相互检验，也是在新的历史背景下重构自己音乐文化传统的重要途径。运用中国音乐和东方音乐文化的经验和规律去批判或检验西方音乐也应看作中国人和东方人观察研究西方音乐、音乐史、音乐美学、音乐理论的一个重要角度和立足点。对西方传统音乐和文化的批判也是当代西方思想的重要部分。西方学者在“批判”自身时也转变了对其他文化的态度。斯宾格勒认为：“我们自己的欧洲历史完全是托勒密式把一切都视为围绕欧洲自身进行，但它开始把自身看作是围绕太阳运行的行星之一时，它便意识到中国是另一个社会……中国完全有权利按自己的方式界定自己的文化，勿须借用欧洲的价值体系。如果中国人不能像其他社会一样更新并重新确定自己文化的规范，中国人就会成为'飘忽不定’'没有精神’失却自身文明的一群人。”
日本是彻底接受西方文化洗礼的国家，其音乐走过现代化的行程之后，有些心得也是值得借鉴，佐藤庆子写道：在日本人一直专心学习、模仿、转述西洋音乐期间，日本固有的音乐传统被认为是近代以前的陈旧保守事物，阻碍西欧式现代化的事物，从而被撇开，被挤到历史潮流的角落里去。但当日本采纳西洋音乐时，西洋音乐已暴露其合理性的矛盾，开始踏上崩溃之路。对这情况，当时究竟有没有人注意到呢？今日，当我们自己肯定在音乐技巧水平上总算已能与西欧平分秋色时，西洋音乐那巨大的步子却正在走向终点。虽是似是而非的历史现象，但其讽刺性也真够尖锐的了。西欧文明对于日本人来说，一直都是令人目眩的大镜子。我们总是在那里照镜子，看映出自己的模样，不断地验证，竭力要获得能经得起那锐利目光的一双眼睛。但我们所追求的模特儿已得病，西欧这面镜子产生的深刻裂缝已露出在不同文化的种种镜子的漫反射中……我们面临的现实是：必须用独立思考的思想和自己创造的音乐来迈向未来大地。这是真正意义上的起跑线。”
对中国音乐的重新认定或界定，一方面需要立足自身本土音乐文化特质，一方面也需要从现代世界意义层面来理解它所存在的价值。失去前者就无文化个性可言，失去后者就无法改变旧有的理论框架，进行现代意义转化。所以，应该怎么办？
其一，借西方现代科学、哲学、艺术、音乐等观念理论对中国音乐进行重新认定。20世纪，中西方艺术美学、哲学思维形态出现“互转”现象。西方音乐在逻辑“理性”思考几千年后，也转向“现象”、“直觉”、“潜意识”领域。约翰.凯奇的偶然音乐标志着西洋音乐的逻辑性历史观已面临寿终正寝。西方也面临重新界定“什么是音乐”的问题。因此，可以考虑假借现代艺术、美学、哲学以及现代音乐理论观念等等对中国音乐进行现代意义的阐释与认定。重新认定的结果不同于西方反理性主义音乐的理论框架模型。它既出自“活”的深厚文化传统音乐行为方式，又构成现代意义层面的理解和价值。即以现代科学、哲学、艺术、美学和心理学等与中国古代传统音乐文化进行交流和沟通，打破时间隔离，形成新的价值体系。
其二，音乐民族学或音乐人类学研究应对中国音乐进行重新认定。从理论上讲，早期比较音乐学在绝对音高（包括绝对时间）研究基础上建立的世界音乐标准理论框架深刻地影响了我们的音乐。音乐的“民族特征”主要体现在音阶、调式、旋律方面，与民族的音乐行为方式（如打谱、演奏演唱方式、创作审美方式等）民族自身的艺术、哲学文化整体机制都无关。当问到中国音乐特征时，印象中就只剩下五声音阶、调式旋律、单个音的“神韵”和提供给专业音乐创作的“民间音乐”素材了。中国（东方）音乐行为方式纳入西方音乐历史体系中被解释为前工业时期音乐。今天，人们注意到音乐民族学和文化人类学的研究摒弃了西方单一文化价值观念，梅里亚姆对音乐重新定义为：“声音、概念、行为”，从田野工作、实地调查、描写，从各种文化内部建立不同音乐文化行为的价值观念。音乐民族学的美学研究也提出“各种文化的美学原理必须从自身内部建立”，要求脱离西方创作、表演、美学的思想和原理。由此看来，在重新认定中国音乐文化中，脱离那种先入为主的西方音乐学院传统式音乐分析研究，音乐民族学和音乐人类学是个新的参照角度。
其三，从西方音乐发展现状中重新认定中国音乐发展所具的“潜力”。西方音乐艺术各种流派，如浪漫派、印象派、新古典派、表现派、新浪漫派、先锋派、后先锋派等已为中国音乐发展提供参照。今天，是否应该考虑西方下一步将怎样前行，将为我们提供何种参照？西方音乐发展的危机是什么？不进行这种研究，随时会陷入盲目或“迷惘”。总在研究和沿用他人过去的音乐文化和概念自然会造成的“时间差”，形成心理“落后”。音乐是人后天习得的产物，依照和利用文化人类学“文化潜势”法则（即后来者居上法则）,我们可以随时学习了解西方音乐的优点和优势，避开它的危机，发挥自身音乐文化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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