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勒在他指挥事业处于高峰时期，成为维也纳文化、艺术界的名人。他与易卜生有所往来，晚年的勃拉姆斯对他的指挥称赞不已，柴可夫斯基的《尤金．奥湼金》在1892年在德国由马勒指挥进行首演，获得了作曲家的喝彩。就连茨威格在《昨日的世界》回忆中写道人们能见到他为荣。这时，在维也纳文化艺术圈内的一位会演奏钢琴、写诗和作曲的大美女阿尔玛闯入了他的生活。尽管他们年龄悬殊近二十岁，但阿尔玛愿意嫁给这位著名的指挥家并居然答应了大男子主义者马勒提出要她放弃作曲的要求。他明确地告诉她，一个家庭不可能同时有两个作曲家，从现在起你只有一个职业：使我幸福！阿尔玛嫁给马勒后，将马勒带入维也纳的现当代文化艺术圈子，她是那个时代艺术的风向标，因为有了她，马勒才得以成功地跻身新文化运动的先锋行列。
世纪交替之际的维也纳在文字、艺术、音乐、科技等诸多领域群星璀璨、犹如划过黑暗的一道光芒，照亮了西方在二次世界大战前的文明。弗洛伊德正是在维也纳创建了精神分析学派。以石里克、鲁道夫．卡尔纳普等欧洲大陆优秀的物理学家、数学家和逻辑学家开宗立派，形成了维也纳学派。阿尔玛在维也纳的艺术圈中，是一位非常受欢迎的交际花。与她交往的朋友中，有分离派画家克里姆特、现代派画家奥．科柯施卡、宫廷剧院院长布克哈德，建筑学家约瑟夫 · 奥尔布利特、音乐家策姆林斯基、钢琴家与 ·夏布里治维奇、作曲家汉斯·普菲茨纳和鲍家斯、 现代主义建筑学派包豪斯的创始人之一瓦尔特 ．格罗庇鸟斯（她的第二任丈夫）。他们形成了一道炫目的文化艺术景观，而他们之间的意乱情迷在《风中新娘》这部电影中有所表现。要理解马勒的音乐，就必须了解维也纳在那一时期的文学、诗歌与艺术。
马勒给妻子阿尔玛的书信集
伯恩斯坦认为：马勒与施特劳斯、西贝柳斯和勋伯格一起唱出了19 世纪浪漫主义最后的挽歌。世纪之交，在维也纳涌现出的这几位音乐大师各有千秋：理查 ·施特劳斯奇异的天赋使他走上了一条个性并不突出，而注重精湛技巧的道路，西贝柳斯和勋伯格找到了各自迥然不同却极具个性化的表现手法，进入了20 世纪后，马勒横跨新旧两个世纪，他的命运就是总结、集成巴赫至瓦格纳以来德奥音乐神奇的宝藏。马勒是瓦格纳歌剧最理想的诠释者，他对贝多芬、莫扎特作品的指挥得很有特色，至今还为人津津乐道。
皮埃尔·布列兹将音乐史定义为连续的统一体，巴赫一海顿一贝多芬一瓦格纳，然后借由马勒进入当代，这种说法似乎成立，又有些站不住脚。马勒的音乐使古典与现代音乐有一定的联系，他与现代音乐不同之处在于他的音乐并不显得那样抽象玄奥。他保留了西方音乐的调性。他的音乐具有的抒情、伤感的旋律听起来十分优美。但他的大多数作品与传统相偏离，甚至是直接的对立。
西蒙·拉特曾做过有意义的尝试，在演出马勒第三交响曲之前先演奏另外两位作曲家勃拉姆斯和沃尔夫的作品。经过对比，马勒的问题更加凸显。仿佛音乐之流平稳地过渡到勃拉姆斯后，马勒却将原有的东西撕得粉碎，只为了探索未被看见、被人遗忘的事物。显然，马勒音乐并非布列兹所说的那样，具有与浪漫主义音乐一脉相承的 “直线”。
马勒的作品直接或间接地表现和反映了他所处的时代。马勒的音乐不像法国大革命时期贝多芬等浪漫主义时期的音乐那样，充满了乐观主义精神，一往无前地去追求理想。他是处在“礼崩乐坏”的时代，社会剧烈的变动，他犹太人的身份和个人生活的不幸，都使他带有一种惶恐不安，焦虑与不安全感。为马勒写过传记的英国⾳乐家德⾥克·库克曾在评价马勒时说：“在马勒⼼⾥，他⼏乎不能肯定什么地⽅能使他放⼼和感到安全，在这个不安的社会中，他将是⼀个流浪者。”
然而，作为一位具有哲学思维和宗教情感与民族意识的音乐家，马勒在他的音乐中继承了两希文化（古希腊与希伯来）传统，在他的交响乐中可以发现古希腊戏剧中的悲剧意识，宿命与悲天悯人的情怀。他在音乐中表现古希腊神话中被视为创造力、音乐、诗歌与性爱的象征，半人半羊的潘。他从拉丁文赞美诗原始文本吸取创作的灵感，获得像狂风骤降，舌吐火焰，心醉神迷的体验。他在著名的第八交响曲中以德国文化精神的象征，歌德所创作的《浮士德》“永恒的女性，引导我们飞升”的诗句表达了对“世界的创造者”厄洛斯的赞美。
马勒与伯恩斯坦
马勒的音乐还源于帕尔曼所说的犹太民族的灵魂克里兹莫。古希伯来语克里兹莫字面上由“乐器”与“歌”拼组而成。克里兹莫起源自东欧，融汇波兰、罗马尼亚与乌克兰的风格，但通常在热闹齐鸣之中，转折隐隐的深邃悲伤，乃是犹太民间音乐的主要类型，东欧犹太人通常在传统的婚礼和社交场合中会演奏此类喜庆音乐。
马勒音乐的特点是具有双重性和多重性。这是理解马勒音乐关键所在。对应马勒音乐二重性的是他本人的二重性。马勒不仅是一位指挥家、作曲家，还是一位思想家。马勒的二重性或多重性具体表现在身为他作为犹太人却皈依天主教、他谋生的手段是指挥，但利用业余时间的作曲却是他的最爱、他坚信社会进步却对过去怀念不已、他身居大都市，却倾心田园生活。他的作品都是在风景如画的山间和湖边创作而成。
马勒音乐的另一个特点是音乐的反讽。“反讽”是一种“字面与内在表意相对立的修辞手法”，即表面上似乎在说一件事，但其实表达了另一个意思。在马勒出现之前，音乐只是对简单情感的汇编，满足于直接、明了的情绪抒发：快乐、悲伤、爱、恨、激昂、阴郁、美、丑，诸如此类的初级划分。马勒则在第一交响曲中尝试让两种相反的意义平行并列：孩童的葬礼突然被放肆的狂欢曲打断，原本悲伤的哀悼急转入精神错乱的癫狂，音乐失去了应有的悲剧气氛，变得荒谬怪诞。
运用同样的二元对立，作曲家可以抵制嘲弄政权，在钳制中找到自由的出口。作为马勒音乐继承者，俄罗斯伟大作曲家肖斯塔科维奇的作品也体现了这种特色。表面上看来，肖斯塔科维奇是一个唯唯诺诺的胆小鬼，然而在音乐创作中却胆大妄为，他大量运用马勒式的反讽手法，在第十一交响曲中响起的激昂的 颂歌〞中穿插进马勒的《复活》交响曲片段，对集权极尽讥讽嘲笑之能事。
马勒音乐兼具崇高与世俗性。他音乐的魅力在于既有阳春白雪，又有下里巴人。他的音乐混合了高雅和低俗、崇高与平庸。他音乐中的复杂、多样，神秘性一直使人着迷。令人惊讶的是他的音乐既可作为国家遇重大悲剧性事件时抚慰人心的精神良药，又可运用在当代科幻、魔幻的作品中。他的作品不但常被用作国殇时的哀乐，同时也进入大众流行乐的领域。在约翰。肯尼迪遇刺案事发后一周，伦纳德·伯恩斯坦指挥了马勒的第二交响曲以示哀悼；2011年9．11〞恐怖袭击后，大量美国乐团及广播电台轮番演奏、播放马勒的作品。美国音乐评论家称：“马勒的歌曲、交响曲预言般地哀悼了那场世纪之灾的罹难者。”与此同时，马勒的音乐还为大众娱乐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好莱坞的作曲大师们在马勒身上找到声响共鸣，他的音乐尤适用于史诗类电影。约翰 ·威廉姆斯采用马勒音乐为《星球大战》所作的配乐风靡全球。就连哈．波特骑上飞天扫帚直入云霄的瞬间，身后响起的也是马赫的《复活》交响曲。
马勒的音乐表现了人类的想象是至高、不可超越的力量。马勒第三交响曲对生命与世间万物发出了天问：
草地上的鲜花告诉我什么
森林中的动物告诉我什么
人类会告诉我什么
天使会告诉我什么
爱会告诉我什么
马勒将音乐视作道德规范的仲裁者，人类勇气的测试仪。正如与他同时代犹太复国之父、空想家西奥多·赫茨尔所说：“只要你想，它就不是一个童话。” 这也许是马勒音乐所具有的魅力和魔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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