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原载于《中国音乐学（季刊）》2018年第2期
内容提要
本文关注近十年来中文核心期刊的英文目录的翻译质量。首先，文章收集、整理近十年来重要中文音乐学术期刊英文目录，着重选取涉及中国音乐术语的英译标题414条。在此基础上，作者评析当下学报英文目录的翻译质量，对翻译问题进行分类与评析，并进一步探寻更为规范恰当的翻译策略，较为准确的翻译方式。此外，笔者对当下中文音乐文论英译工作的水平提升提出了几条发展策略，包括译前编辑，合作制度的建立，翻译人才培养，翻译批评环境的建立等等，寄希望在多方面协调努力下，提升音乐界翻译的水平，提升中国音乐学术的水平。
关键词
汉英翻译、音乐术语、直译、意译、语料库
一
前言：中文音乐期刊英译概述
1906年，中国留学生李叔同在日本创办了中国第一本音乐期刊《音乐小杂志》。百年光阴，转瞬即逝，当今中文音乐期刊已超百种。20世纪上半叶是中国期刊的早期阶段，此时的刊物都有着明确的办刊目的，受众对象也较为单一、明确。尤其是在抗日救亡的时代背景下，很多刊物要发挥唤醒国人，认清形势的目的。这一时期刊物完全无暇顾及国际化的发展，外语能力与国际视野都有待提升，因此在国际化尝试方面并未迈出步伐。新中国成立以来，音乐刊物得到了全面的发展，但由于多种原因共同作用，刊物的服务对象针对于中国国内的读者，缺乏国际化思维。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音乐学术界开始全面复苏，各类音乐刊物相继创刊、复刊。当今中文学术期刊为六千七百余种学术期刊，其中五千种学术期刊有英文目录或摘要。自1979年至1987年，中国多家音乐学院以及重要音乐组织（中国音乐家协会、人民音乐出版社等）发行了音乐学术刊物。与此同时，刊物的国际化观念也成为办刊人思考的内容。作为国际交流的需要，刊物目录、论文摘要的英译工作也同步展开，包括《中央音乐学院学报》（1980年）、《中国音乐》（1981年）、《音乐艺术》（上海音乐学院学报）（1982年）、《音乐研究》（1981年）、《中国音乐学》（1985年）、《黄钟》（武汉音乐学院学报，1987）、《人民音乐》（1982年）等刊物都在创刊或复刊号中加入了英文目录。【1】 时至今日，中文音乐学刊的英文目录已成常态，很多刊物也要求作者提供英文摘要（或编辑部组织人进行翻译）。
针对于不同刊物的办刊方针，英文目录内容和方式也有调整。《中国音乐》自2003年开始选译部分文章目录之外，国内其他核心刊物都翻译每期所有文章目录。《音乐艺术》自2000年开始，不仅翻译了每一篇文章的题目，而且绝大部分文章配有英文简介，在国内学报中最为详尽、规范，使得国外读者能够全面了解刊物内容。
国内多家学报编辑部也推出了英文版本，《中国音乐学》编辑部于1985年编辑出版了我国首本英语音乐学术刊物。《黄钟(武汉音乐学院学报)》编辑部于1991年出版一期英文版《黄钟》，其中包括7篇学术论文，还刊发了20篇论文摘要和部分音乐资讯。2012年起，《中国音乐》编辑部先后将《中国音乐》刊发的50多篇论文翻译成英文，连续刊印三期《英文论文选编集》。《音乐中国》学报(Journal of Music in China)是旅美中国音乐家周勤如博士1997年1月在美国加州注册的非盈利的独立研究机构“音乐中国学社”创办的大型学术刊物。刊物主要译介国内各音乐学报审稿发表的具有文献价值并适于向海外译介的文论。创刊号于1999年秋发行，共出版4卷7期后休刊。2014年，《音乐中国》与中国音乐学院合作，成立中国编辑部，于2015年5月成功复刊，成为国内音乐学术国际化的重要窗口。
时至今日，英文目录、英文摘要在中文音乐学术期刊中已经较为普遍，但就近十年的翻译质量而言，水平参差不齐。学刊之间也缺少沟通交流，因此对于很多基础术语的翻译而言，依旧呈现出良莠不齐，五花八门的情形。大量刊物的英文翻译如同“鸡肋”，虽是必须存在，但由于质量问题并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三十年来，音乐期刊翻译的水平并没有实质提升。在如今刊物“国际化”趋势引领下，期刊英文目录是重要的展示窗口，是刊物学术质量的直接体现。因此，我们必须以极高的学术规格予以对待，提升其科研属性，从微观的翻译理论到宏观的方针政策都进行全面思考与提升，为音乐学术期刊“走出去”奠定坚实的基础。
二
问题与翻译建议
本题以近十年重要音乐刊物的英文目录为研究对象。【2】 重点关注中文音乐术语的翻译质量，从问题入手，分析原因，并提出相应的翻译策略。文中所及内容并非是简单的纠错，而是通过抛砖引玉的方式使得更多的学者关注翻译问题，提高音乐学术翻译的水平。
1.内容理解错误：提升音乐术语学基础
翻译是在不同的语言形式中传递准确的信息，而在相异语境中传递专业学术信息（尤其是人文学科）本身就面临着巨大的困难。音乐学术翻译不仅是两种语言的转换操作，更需要翻译者深入理解音乐术语，充分知晓中西相异的音乐语境。在翻译过程中，译者须具备良好的音乐理论素养，尤其是对于中国传统音乐、古代音乐文化有较为全面、系统的了解，关注学术发展的动向，具备高水平的学术能力。纵观当下音乐刊物的英文翻译，很多问题属于内容理解错误，反映出翻译者的音乐学术能力欠佳。
（1）重要音乐术语
a.乐
“乐”是多音多义字，念yue或le，意义差别极大，在翻译中尤其需要明确。论文《说“高祖乐楚声”》翻译为“Discussing the tunes of Chu（楚）in Gao Zu's（高祖）Music”。《汉书·礼乐志》载：“凡乐，乐其所生，礼不忘本。高祖乐楚声，故房中乐楚声也。”其中的“乐”不是“yue”而是“le”，意为喜欢，而非音乐，应为“On 'Gao Zu （高祖，emperor of Han Dynasty）was fond of Chu area’s（楚）music’”。
b.调
为多音多义字，能组成多种术语：调式、调性、曲调、民歌小调、调音等，词义多样。论文《<小慧集>之“小调谱”研究》题目翻译为“A study on the "Minor Score" in Xiao Hui Ji”，其中对于“小调”理解发生了歧义，《小慧集》之“小调谱”以工尺谱记谱形式记录的七首明清俗曲。其中“小调”并非小调式（minor mode），而是民歌体裁，应为“Xiaodiaopu（folk song score）”。论文《昆曲曲牌曲腔关系研究——以南曲商调曲牌为例》中“商调”翻译为“Shang Melody”不妥，应为“Shang Mode”。论文《鲁南五大调的生存现状与保护》翻译为“Ecological Status Quo and Preservation of the Five Major Tunes in South Shandon Province（Lunan wudadiao de shengcun xiangzhuang. yu baohu”其中五大调，并非是五种“大调式”，而是流行于山东南部的五种曲调，应为Wudadiao（five tunes in South Lu）。【3】 论文《唐代二十八调体系中的四调为双宫双羽结构》翻译为“The Structure of Four - tone in Tang' s 28 - key System: Double Gong & Double Yu”将“四调”翻译为“Four -tone”有误。作者在文中提到：“《乐府杂录》关于唐代二十八调体系中四调的记述,借用了语言学平、上、去、人四声音韵的概念—平声羽、上声角、去声宫、人声商,其含义是指四调,即羽调(式)、“角调”(式)、宫调(式)、商调(式)。” 因此应该译为“Four-mode”。【4】论文《河西宝卷的曲牌曲调特点》的标题中“曲牌曲调特点”翻译为“The Feature of Rhyme Sehemes Tonality”，误将“曲调”译为“Sehemes Tonality”，将“曲、调”分译，又搞错了“调”在此的含义。论文《明代弦索调的变异及其对剧唱的影响》中“弦索调”翻译为“xuansuoMelody”，将调理解为旋律型，勉强过关。
c.韵
“韵”是复杂难译的术语，如今大致有几种翻译方式，如“Tune, melody, rhyme, pitch”等，论文《湖北田歌旋律音调三声韵构成研究》题目翻译为“On the Tune of Three Tones in the Melody of Field Songs in Hubei”，其中三声韵翻译为“Tune of Three Tones”，将“韵”理解为曲调，但文章作者的定义为“汉字字音中的声、韵、调三要素的总称”，应为“rhyme，sound，tone”的综合。论文《感受中国乐器法中“韵”的传统魅力》，将“韵”译为“Tunes”，不妥，作者解释为“所谓'韵’、'韵味’和'韵律’，在诗歌中原来是指和谐的声音、含蓄的意味以及声韵和节律的各种组合，而在音乐中则可理解为声腔、音调和节奏因素在流动中所形成的综合印象。”由此可见，“韵”在此包含了多重意义，涵盖“rhyme，stlye，manner”的含义。论文《南音“腔韵”的艺术特征、表述形态及其价值观》中，将“腔韵”翻译为“Intonation”，其意为语言的抑扬顿挫，与术语意义相近。在杨均的论文《“均”、“韵”小考》中，作者文中解释“韵”为“好听的声音”（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现代汉语词典》的释义），因此翻译为“Pitch”不准确。此外，有些翻译将“韵”翻译为“Tunes”或“Melody”，等同与旋律或曲调，需要进一步明了文中的确切意义。由此可见，“韵”有多重释义，且时常多重含义叠加出现。面对如此术语，建议使用“Yun”，再加入解释性翻译。文章《当代道教经韵源流考:东晋南北朝产生的经韵》中“经韵”直接翻译为“Jing Yun”，缺少了解释部分。
d.腔
“腔”是中国音乐的核心术语，但翻译却五花八门。论文《“南北曲腔”中短小曲牌研究系列》英文标题为“Serial Studies of the Short Qupai (Typical Melodies) in the Southern and Northern Qu Melody Categories”，错误较为严重。首先“曲”直译为“Qu”并不完善，“腔调”翻译为“Melody”也不准确。“南北曲腔”作者解释为南北曲中的曲调类型，因此“腔调”可以翻译为“Type of Tune/melody”。论文《<腔词关系研究>读解》中“腔词关系”可翻译为“the relations between Melody and Word”。
“腔”翻译为“Tune”也较为普遍，如论文《“拉魂腔”渊源及形成考辨》中“拉魂腔”翻译为“tunes of La Hun”。论文《润腔研究有新角度——写在董维松教授80大寿之际》中则翻译为“lubricating tune”。另外，翻译者有时也对tune进行修饰，如论文《论“腔音列”》中“腔音列”翻译为“Tune Series”。论文《两腔三调:荡里姚傩仪式音乐唱腔的原生分类概念及其文化内涵解析》中“唱腔”翻译为“Tune-pattern”。论文《论打锣腔系统》将腔翻译为“Singing Tune”。
“腔”也被翻译为“Tone”。论文《论“官腔——土腔”、“官戏——土戏”的转化》中官腔、土腔翻译为“Bureaucratic Tone”和“Localized Tone”。论文《窥一斑以见全豹——以“音腔”观点参比<二泉映月>于二胡及钢琴中的演绎》对“音腔”翻译为“Tone' s Process”，挖掘了术语中“音的过程”内容，但还不够完善。
论文《“以字行腔”和“以腔行字”之辨析》中将“腔”翻译为“Music for Voice”。论文《上党梆子:从多声腔到梆子腔探析》中“多声腔”翻译为“Multi-vocal Pattern”并不准确。论文《松阳高腔的甩腔研究》中将“高腔”直译为“High Vocal”为误译。论文《腔套布局试析》中“腔套”翻译为“Qiangtao(Chinese Trope Set)”括弧中的解释翻译错误。
有些英文标题漏译“腔”，如论文《从五声骨干看豫剧两大腔调的关系》英文标题为“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wo Branches of the Yuju(Henan Opera)Showed by Their Respective Five Core Notes in the Music”，其中漏译“腔调”。论文《傣族佛教巴利语经腔佛套曲的考察研究》英文标题“An investigation into a Buddhism cyclic-formed music of Dai nationality”中漏译“巴利语经腔”。
“腔”作为音乐术语，可直译为“Qiang”，如论文《重新评价京剧声腔、旋律结构与语言声调的关系》中将声腔翻译为“Sheng Qiang(声腔)”。论文《戏曲唱腔的腔式形态探微》中，“腔式”直译为“Qiang Shi (腔式)”。论文《论润腔》翻译为“Run Qiang”(润腔)。
（2）音乐常识
在翻译音乐术语之前，我们应该明确术语的内涵，某些翻译错误属于缺乏音乐常识。论文《燕乐二十八调“七宫”构成的乐学逻辑》的标题翻译为“On the logic constituted of twenty eight keys and seven-tones of Gong in Yan Yue”，其中将“七宫”翻译为“七音组成的宫音”，应为七种宫调位置“Seven Gongs(宫)”。
论文《论"游移"——中国民间音乐结构原则研究》的英文标题“About 'Wandering’-The First Study of Chinese Folk Structure Principles”，将音乐术语“游移”翻译为“Wandering”，并没有解释术语的意义。作者提及“游移”,多指演奏（唱）实践中因不同文化背景而出现的导致音阶、调式、音色乃至风格发生变化的按指或气息运用的不稳定移位操作，术语指一种技术，建议翻译为“unstable control ”。
论文《窥一斑以见全豹——以“音腔”观点参比<二泉映月>于二胡及钢琴中的演绎》翻译为“Compare the Performance of Erquan Yingyue by Erhu Lute and Piano from the Angle of a Tone's Process”，其中将二胡翻译为“Erhu Lute”，这反映出对Lute（琉特琴）缺乏认识。琉特琴是一种曲颈拨弦乐器，不能作为二胡的解释。
（3）基本常识
翻译者还需要具备全面的知识体系。论文《贾母的音乐审美思维》翻译为“The aesthetic thinking of music of Jia Baoyu' s mother”，想当然认为贾母是贾宝玉的母亲，而《红楼梦》中贾母应为贾宝玉的祖母（贾母姓史，乃金陵世勋史侯之女，故又称“史太君”，荣国公长子贾代善之妻。生贾赦、贾政、贾敏，贾政生贾宝玉——《红楼梦》）。应该翻译为“Jia Baoyu's grandmother”。
论文《东晋南北朝时期西域乐舞在北方地区的传播及其特点》中将西域翻译为“xiyu”，是明显的错误，应为“Western Regions”。西周the Western Zhou Dynasty ( C.11th century-771 B.C.) 而非“Xizhou”。另外将乾隆朝直译为“Qianlong Dynasty”也不妥，应为“Emperor Qianglong of Qing Dynasty”。
2.直译与意译的选择：提升翻译理论水平
直译与意译是翻译过程中最主要的策略。翻译可再现形式而放弃内容，或转移内容而放弃形式，或再现部分或全部形式兼顾部分内容的传达，三者分别对应术语全译的直译策略、意译策略及直译兼意策略。【5】 翻译针对两种或多种不同的语言系统，之间存在相似性与差异性，因此翻译应该兼用直译与意译。在术语翻译中，直译策略适用于不同语言系统具备一致性或类似性的内容，而意译则解决两种语言差异性的问题。翻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必须明确直译与意译的不同内容。如果将差异性内容通过直译译出，则会出现错误。
（1）直译（Literal translation）
直译是译语再现原语术语形式且被读者所接受的术语全译策略。鉴于术语形式及内容的特殊性，术语全译可只再现形式而放弃内容，不以意义再现为基础是术语直译的特殊性所在。术语形式主要体现为口头形式与书面形式，直译往往需要对翻译对象进行风格，之后对于不同单元进行翻译。【6】 如此容易造成翻译过度碎片化，相互关联性差，造成阅读的不便。当然，直译也有自身优势，直译适用于简单的句子，其能够保留更多原文的内容，尤其是比喻、形象和民族、地方色彩等，其更直接的展现原文的风格特点，避免翻译者的误读和过度解释，有利于有一定翻译基础和音乐学术能力的读者。术语直译包括再现原语术语的语音及书写形式两个方面，即音译和形译，二者结合为音形合译。
a.中外对应术语
中外有对应词的术语，包括世界普遍流传的乐器以及跨地区的乐种等，都可选用直译的方式。世界范围使用的乐器，如“鼓”译为“Drum”，“钟”译为“Bell”。另外，有些乐器是跨界流传，因此较早形成了约定俗成的称呼，如艾捷克(aijak)、都它尔(dutar)、热瓦普(rawap)、萨它尔(satar)、“达卜”（Daff）。【7】 有些乐器虽然较为独特，但已经逐渐被世界所熟悉，因此形成了约定俗成的称呼，又如日本尺八，翻译为“Shakuhachi”，磬对应“Stone Chime”，萨满翻译为“Shamanistic”而不是用汉语拼音“Sa Man”。中国“维吾尔族木卡姆”，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人类口头及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翻译为“Uyghur Muqam”。“长调”在联合问教科文组织中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条目的“长调”翻译“Mongolian Urtiin Duu - Traditional Folk Long Song”。【8】 呼麦翻译为“Hoomii”。另外，中国古代的一些体裁，应在直译的基础上加入解释性内容，如杂剧不应翻译为“Poetic Drama”，而是“Zaju”
某些中国乐器名称翻译也随着国际知名度的提升，由意译转变为直译，如古琴现今已经翻译为Qin，而非“seven-stringed zither”，二胡直译为Erhu，而非Chinese fiddle/two stringed fiddle。曾侯乙墓编钟作为现存人类古代最为重要的大型乐器组，其名享誉世界，英国音乐百科词典《新格鲁夫音乐与音乐家词典》（The New Grove Dictionary of Music and Musicians）的翻译为“Set bell（bianzhong）from the tomb of the Marquis Yi of Zeng”。【9】 但是对于西方并不熟悉的乐器，我们还是建议通过直译加意译的双重翻译方式，如洞箫Dongxiao(Vertical Bamboo Flute)，埙Xun (Ocarinas)，如此方式不仅可以了解这个乐器的读法，也能够了解乐器基本性质，符合国际翻译要求。
b.对应词不对等
某些术语虽然有英文对应词，但意义并不直接对等，如果简单直译，也会造成理解的问题。樊祖荫教授曾撰文谈中国“多声部民歌”的英译“Polyphony Folk Song”。如此翻译对于中国人而言似乎问题不大，但是外国学者却会误解，原因在于“Polyphony”在西方音乐学术语境中多指专业音乐创作中的复调音乐。【10】中国术语中“调”也需要明确是调式（Mode）、调性（Tonality、Key）、曲调（Tune）还是音调（Tone）。律学存在于东西文化之中，但根据所述问题的不同，翻译有多种形式“Temperamentology，Study of Temperament，Tone System， Tuning Systems Oriental Music Theory”。【11】 类似存在中西意义不对等的术语还包括歌舞团（Troupe）、套曲（Cyclic-formed Music），以及速度术语“快板”与意大利语“Allegro”等等。
c.粗暴直译而误
翻译时往往会遇到“假朋友”，即表面非常熟悉的词语。然而这些词语往往可能包含深层含义。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照字面直译，就会闹出笑话或使译文读者不知所云。这时就要将深层隐含的意思表达出来，即打破原文的语言形式，用译文的习惯表达形式把原文的蕴意再现出来，这就是意译。但是如果偏离了原文的内容与风格而随意发挥，捕风捉影地进行编纂和杜撰，那就成了胡译、滥译。【12】
音乐术语必须清楚明确术语在中外文语境中的内容。各类学刊的目录翻译中，“粗暴直译”而导致的错误最为普遍。论文标题“礼乐·雅乐·鼓吹乐之辨析”中将雅乐翻译为“Elegent Music”（优雅、高贵的音乐），为典型直译错误；论文《中国雅乐在朝鲜半岛的传承与变迁》中雅乐翻译为“Chinese Ceremonial Classic Music”，应翻译为“Yayue”（雅乐，court music for ceremonies）。
蒙古语诵经音乐“Motet Singing in Mongolian”，将经文直接翻译为“Motet”，其专指西方中世纪基督会中兴起的体裁“经文歌”，应改为“Buddhist scriptures”或“Buddhist Chanting”。论文《南音“过支联唱”初探》英文标题“An Initial Study of “Guo Zhi Lian Chang”in the Southern Music”，其中“南音”翻译为“Southern Music”明显为直译产生错误。论文《原生与再生——豫中笙管乐班的传承与变迁研究》中“笙管乐”翻译为“Shawm Bells”不妥。论文《音乐文化内应机制—以上海南汇丝竹乐清音的百年传承与变迁为分析》中将“丝竹乐”翻译为“Silk and Bamboo Music”为直译而误。“乐悬制度”翻译为“Instrumental Suspension System”，“音列”翻译为“Note row”。
中国音乐术语存在大量的俗称、比喻，直译肯定只能描述词语表面意思，而非语境中使用的本意，由此出现错误。论文《鲁西南鼓吹乐曲牌<开门>及其调名溯源》中曲牌名《开门》翻译为“Kaimen(Gate opening)”，为明显的直译错误。此外，板眼是无法直译为“board and eye”而应为Banyan(meter) ，“死曲活唱”非为“dead song or live sing”应为“Vanations from Fixed Tune”。
d.拼音直译
有学者建议选择汉语拼音（加音调符号）的方式翻译中国音乐术语，如侯乙编钟(zēnghóuyǐbiānzhōng) 古琴(gǔqín)、工尺谱(gōngchěpǔ)、减字谱（jiǎnzìpǔ）、《乐记》（yuèjì）、《声无哀乐论》（shēngwúāilèlùn)等。【13】 其提出依据为很多乐种、乐器等采用音译，例如日本的歌舞伎称为“kabuki”，尺八为“shakulachi”，印尼（爪哇）的乐队为“Gamelan”等。参考日本、东南亚音乐术语的翻译，音译是可以选择的，但是否使用汉语拼音的音调，而且音译的数量范围，则需要进一步讨论。另外，拼音直译时应该注意几个问题，首先要明确多音字的读音，另外也要明确一些独特读音与古音的问题。如论文《"同均三宫"假说的学科能量》中重要学术名词“均”应该读“Yun”而非“Jun”，其他注意的方面如五声之一的“角”（Jue），中国传统乐谱“工尺谱”（Gongche Notation）。
（2）意译(liberal translation)
术语意译策略是传达原语术语的内容而不拘泥于语法形式的全译策略。术语意译能够很好地传达原语术语的基本内涵，保证双语术语的内容极似，是术语全译的主要策略。它可具体化为七种意译方法：对译、增译、减译、转译、换译、分译、合译。每一译法还可细化为具体的全译技巧。【14】 每一个语言都有自己独特的部分，这也是意译存在的基础。意译虽然照顾了目标读者的阅读习惯，但也容易过度解释产生误读等。
意译属于解释性翻译，需要翻译者对于翻译对象有着全面深入的把握，从英文读者的角度出发，对术语、著述进行解释性翻译。论文《五行说和早期的律学》中“五行”翻译为：Metal. Wood. Water. Fire and Earth: Five Universal Elements) 。大量术语不能根据字面意思直译，需要理解术语核心意义，如论文《论“官腔——土腔”、“官戏——土戏”的转化》中，“官戏”翻译为“Bureaucratic Theatre” ，“土戏”翻译为 “Localized Theatre”，为意义解释。穿号子翻译为“Chuan Haozi(Two interacting Texts in One Tune)”在音译之后还加入了解释性的文字。文章《释“缠头”》中，将“缠头”翻译为“Chantou”(Present Actors with Brocade)，拼音标注读音，括弧中进行意译。刘晓静的论文《蒲松龄俚曲中的【耍孩儿】》中 “蒲松龄俚曲”中将俚曲翻译为“Vulgar Tune”，应补充音译内容，显示其音乐术语的特征。
中国音乐作品的标题大多意蕴深厚，翻译应尽量选择意译。如今关于曲名的翻译五花八门，且还存在大量的音译，在“春江花月夜”的翻译中体现尤甚。【15】 我们力求在“信、达”的基础上，追求“雅”的境界。如《寒鸦戏水》译“Jackdaw Paddling in the Water”、《平沙落雁》译“Wild-goose Landing on the Sands”、《出水莲》译“Lotus Emerging out of Water”、《蕉窗夜雨》译“Rain dropping at Night on the Plantain”、《林冲夜奔》译成 “Linchong Fleeing to Liangshan at Night”。 【16】
意译也应该遵守一定规范，本文参考《音乐中国》的翻译规范，在这一类术语中，采取“三块瓦”方式作注，即“拼音/汉字/英译”以便沟通、理解和回溯。这种方式主要用在行文中首次出现的音乐术语或关键词语和注释、参考文目中。行文中随后如何处理，要根据具体情况判断使用拼音或英译。论文《乐籍制度研究的意义》中乐籍制度直接翻译为“Ancient Musicians Register System”。作为专业术语，翻译缺少了音译与汉语标注，应该补充“Yueji Zhidu/乐籍制度”。对于术语而言，意译需要音译的相结合，如《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现代性危机——以高州木偶戏和采茶戏为例》中“木偶戏”和“采茶戏”翻译为“Gaozhou Puppet Show”and“the Tea-Picking Opera”缺少音译内容，同类型错误也出现在论文《松阳高腔的甩腔研究》中将“高腔”翻译为“High Vocal”，解释有偏颇。论文《相和大曲结构形态考释》中“相和大曲”翻译为“Xianghe Great Suite”（“大”应翻译为Grand），虽然意在解释，但还是应该尊重其作为术语的特点，补“Xianghe Daqu”
对于音乐作品内容的翻译，尤其是歌曲歌词的翻译，涉及了翻译韵文的要求，进一步体现出翻译者的综合素质，如周艳鲜对于广西壮族嘹歌的翻译，不仅要忠实歌词的原意，讲究内容真实，也要注意格律音韵的准确，即形式美。【17】 我们应该注意韵文的不可译性主要体现在它是特定语言韵律的组合艺术，脱离了这种特定形式上的组合，就失去其产生艺术性的基础。所以，外国人一般不用翻译的歌词演唱，只做理解上的参考，已经约定俗成，采取拼音配歌和附加英文意译的格式，但要求英译尽量具有韵文的可朗读性和格调上“神似”。
此外，某些术语我们还需要严格遵循国家的法定译法与世界的通用标准。其中“新中国”译为“P.R.China”，不能为“New China”。另外，“西域”非“xiyu”，而为“Western Regions”；西周不能为“Xizhou”，应为“the Western Zhou Dynasty”(C.11th century-771 B.C.)；乾隆非“Qianlong Dynasty”，应为”Emperor Qianlong of Qing Dynasty”。“西藏”的翻译应该遵守国家的相关正式文件的翻译，不应该翻译所谓的国际惯例“Tibetan”而应是“Zang，ZA”。【18】
3.术语翻译不统一
如今的术语翻译“各自为战”，因人而异，无法形成统一翻译规范。因此在同一期刊中针对相同术语也出现过翻译不统一的情况，如《论润腔》（《中国音乐》2004年第4期）中“润腔”翻译为“Run Qiang”(润腔)，而在同刊《润腔研究有新角度——写在董维松教授80大寿之际》（《中国音乐》2011年第1期）中则翻译为“lubricating tune”。同一刊物中术语翻译的差异暴露出刊物缺乏术语语料库，学报编辑部间缺乏沟通的现象。
术语翻译不统一的情况，也体现出国内对于某些音乐术语的研究及翻译并没有形成统一的建议。“曲牌”的翻译就是一例，有“Qupai(Tune Types)”，“Qupai (Typical Melodies)”“Qupai(Labelled Tune)”，“Labelled Melody”(Qupai)”，“Qu Pai”，“Qu Pai (曲牌)”“Tune”，“Rhyme Sehemes”，诸翻译中对于“曲牌”的意义理解不同，意译、直译的翻译选择有所差异。“曲牌”作为最重要的中国音乐术语，出现如此之多的翻译偏差，其折射出音乐术语学教育的严重不足。由此可见，翻译中的问题很多都是学术问题的延伸。
4.漏译
英文目录也会漏译的情况，主要针对于较为复杂的术语，如此方式必然造成文章信息的丢失。这是错误的翻译思维，有时也是无奈之举。论文《乌拉鼓语——吉林满族关氏与汉军常氏萨满祭祀仪式音乐考察》翻译为“The language of Wu La Gu(乌拉鼓)”。论文《尸说——兼论巴东“撒叶儿嚯”第五拍是重拍》中的英文标题翻译为“On Shi”。论文《音乐的遗传基因——关于传统音乐的“五态、四径、三线”》英文标题为“The 'Genetic’Factor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usic”。以上翻译都略去副标题，造成了文章标题内容丢失，影响读者对于文章内容的预判。
三
发展对策
“西学仍在东渐，中学也应西传，”而且这一项工程“任重而道远”。从英文目录中暴露出的问题，显现了音乐文论外译所面临多样的困窘。提高学术文论的翻译水平需要解决复杂多样的具体问题，不能只从翻译本身着手，更应该重视音乐学术领域的全面提高。
1.学术规范问题延伸到翻译之中
规范是学术研究的基本规格，如今中文重要音乐刊物都有完整的规范性文件（也有学报借鉴美国的学术规范文件，如MLA，《芝加哥手册》等）。但在期刊国际化的现状而言，依然存在很多部分不够规范，某些问题还强调的过于笼统。提升学术规范应从刊物着手，对投稿作者提高并且细化“规范要求”，尤其要重视译前编辑。“译前编辑”（pre-editing），指在文论翻译之前的编辑内容，根据中文音乐学术汉英翻译的现状，最可行的方式应采取音乐学人才与翻译人才合作。音乐专业人士负责译前编辑（pre-editing），这是翻译重要的环节，也是音乐学术编辑不可替代的重要职责。译前编辑需要解决规范与遗漏问题，也要对所有的音乐术语提出翻译建议。根据课题本人在《音乐中国》编辑部的实际工作经验而言，译前编辑内容涉及：补充、文本校审两个部分。在要求引文、注释、参考文献的学术规范之外，对于题目、摘要、引文、正文、小结、文体风格、语言规范、图谱规格、音响音像质量等方面都应该全面强调。【19】 在国际化的学术论文中，摘要一般位于目录之中，使得读者在目录阅读中就能够了解到论文的论题。如今能够运用数据库的功能进行全文的词语检索，如此方式已经不再需要关键词的搜索功能。论文本身的关键词应该都包含在摘要中，直接通过数据库搜索。由此可见，通过英文翻译的工作，我们要用国际化办刊的要求，提升中文学术刊物的质量。
完成译前编辑之后，文章交由翻译者进行翻译。翻译者只进行翻译工作，可以邀请英语母语专业以及翻译专业人士进行。翻译者已经获得了文中术语的翻译建议，只针对于普通字词进行翻译，大大降低了术语翻译中错误率。翻译的成品在出版之前，还需要由英语母语的音乐专业人士进行校读（proofread）。学术翻译需要集合各方优势，在音乐专业编辑进行译前编辑的基础上，在交由翻译专业人士进行翻译，是当前最为合理的翻译流程。
2.学术研究不到位影响翻译的准确性
音乐术语的解释还存在很多问题。中国古代的音乐文论纷繁复杂，都密切关联着中国独特的思维方式和文化习惯。针对古代文论进行翻译，受到古文研究整体水平的制约，中国古代文献从文言文到白话文就要经历一次翻译，这就很可能损失或者误解很多内容。而且中国古代文论中很多内容，包括乐谱、调式理论，律学等多方面至今依然存在争议，选择何种学说进行翻译都会面临尴尬境地。另外，翻译所涉及的中国音乐的术语也将是难题之一。中国地大物博，民间音乐种类繁多，相互影响，因此音乐术语涵盖了历史源流、地域区别、方言影响、文化习俗等方面的合理作用，展现出纷繁复杂的局面。【20】 很多术语在历史留存过程中意义发生了变化，如“拍”、“板”等概念；不同地域所使用同一术语却代表各异的意义内涵；很多概念很可能联系着当地人的生活习俗。由此可见，音乐术语的翻译问题必须建立在术语学研究的成果之上，这对于传统音乐理论、音乐历史研究提出了更为迫切的要求。当前形势迫使音乐术语语料库呼之欲出。语料库（Corpus）是以电子计算机为载体承载语言知识的基础资源，是经科学取样和加工的大规模电子文本库。中文音乐术语语料库的建设是将中文音乐各学科的研究成果与信息技术相结合，可以对以往音乐术语规范的基础上，对翻译的工作进行有效的指导，提高整体的翻译水平。【21】语料库亦可以通过网络数据库形式推向国际互联网（条件成熟课逐步推进收费模式）。另外，语料库也能够发挥其作为网络数据库的优势，支持复杂多样的检索要求，使得音乐学术翻译跨入数字化时代。由此可见，全面提升翻译质量音乐学术术语语料库的建设日益迫切。建设语料库首先要充分吸收中国音乐术语学研究的成果，以国内重要权威的音乐术语词典作为基本框架。2011年10月22－23日，中央音乐学院召开的“中国音乐文献外译研讨会暨《中国音乐词典》（英文版）专家咨询会，针对于2005年启动的《中国音乐词典》（英文版）进行了阶段性的工作总结。【22】笔者认为，《中国音乐词典》（英文版）非常适合作为“中文音乐术语平行语料库”的框架资源库。如果这批基础资源能够得到数据化处理，并且进入到不断更新、扩充的信息化操作阶段，中国音乐学界拥有自己完善的语料库系统并非是不可想象。这一系列工作也将为中文音乐文论外译工作提供基础的保障，肯定会全面提升翻译的水平。总之，建立在词典基础之上，语料库的功能可以更大的发挥。语料库的使用反过来也能够利用其更新方便快捷的方式，不断完善音乐词典中词条的内容，提高中国术语学研究的水准。
学刊国际化首先需要明确读者群体来自于全世界，通过国际化的表达方式传递论文完整信息是尤为重要的。刊物内容需要符合英语世界的学术表达习惯。由于中西文化差异，对于某些事物、行为、思想的表达存在明显的不同。翻译在保证中国人认可的情况下，尽可能的表达出西方人能够理解的内容。这一要求需要论文作者、编辑人员、翻译者都应该了解国际学术论文的基本行文规范，在保留学术论文交流功能基础之上，体现作者的风格。
3.翻译人才培养
从如今的形式来看，中文外译必将是今后翻译专业发展的重点部分。【23】 英语学习者与翻译者巨大的数量反差也暴露出我们对于翻译工作的误区，以为学习外语就能够从事翻译，以为能够通过考试就能够从事翻译，以为能够进行听力口语交流，就能够从事翻译工作。我们应该清醒的认识到，翻译人才的培养是一套系统工程，要在翻译理论、翻译实践以及翻译对象方面全面的教育和培训。
尽管在翻译能力的构成方面研究者的观点不尽一致，但在对几个基本能力的认定方面还是有很大的相通之处。几乎所有的学者都非常强调语言能力、文化能力、知识能力、转换能力、发现和解决问题的能力。【24】 针对于当今音乐生态，翻译人才主要服务于社会需求、学科需求两个基本方面，这也形成了不同方式的翻译培养方式。在音乐学术翻译中，我们也可以针对于所涉及的内容和对翻译者的要求不同，进一步细化为音乐史学翻译、传统音乐翻译、乐律学翻译、乐器学翻译等。针对于不同地域的音乐，我们也可以分新疆音乐翻译、潮汕音乐翻译、云南音乐翻译等。【25】另外我们也要具备长远眼光，翻译人才培养不只局限于中英翻译，应不断加入中德、中法翻译等方向。不断细化翻译内容是学科发展深入的体现，也能够更有效的解决翻译中存在的问题。语言永远是灵活的、发展的、变化的。中国音乐学术文论涉及人类学、民族学、文化学、地缘学、环境学、历史学、语言学、音响学等高文化和子学科、交叉学科的新内容，其词语常常具有文本转换的棘手疑难，必须由音乐、翻译“双通学者型”人才集思广益，边实践边研究，经过一个过程达到彼岸。总之，建立良好的翻译学术激励机制，完善的研究生培养制度，形成翻译人才梯队以及学术界对翻译工作的观念转变，都是中国培养翻译人才必须具备的基础条件。
解决翻译人才培养问题，我们也应该从观念与体制进行改进。当今的学术评价体制应有所调整，这不仅体现在职称评定中译著所占的分量，也体现在译著的稿费以及科研立项的审批方面。多方面的限制和狭隘学术观念的作祟使得翻译工作无法得到更为全面的学术认可，这也就限制了翻译者的热情，必然降低翻译的质量，使得翻译这支正在逐渐壮大的队伍有可能顷刻间分崩离析。纵观人类发展历程，翻译的重要意义已不用再赘述。我们能够清晰的看到，翻译不只是转述，翻译本身也是学术。优秀学者应从自身做起，主动思考成果国际化的翻译问题，音乐专业研究生（非翻译专业）也应该进行普遍的翻译基础训练。
4.翻译批评
翻译批评是翻译体系中重要的部分，是翻译理论和翻译实践之间的纽带。翻译批评是针对于翻译工作的“再研究”，因此翻译批评是翻译成品的晴雨表，其显示出翻译的现状。根据翻译批评的对象，我们可以将其划分为：
（1）针对具体语词的微观批评（语言转换问题，深入了解中西方文字在语言思维、生活习惯方面的巨大差别）
（2）针对翻译理论操作的中观批评（翻译批评则关注翻译作品的语言风格将翻译标准从准确提升到雅致）
（3）针对翻译学科发展的宏观批评（对于翻译人才培养，对于翻译学的建立）。【26】
相比于文学等其他学科的批评翻译现状，音乐的“翻译批评”并没有引起学术界的广泛重视，偶有翻译批评文章，但还没有形成学术气氛。翻译批评对象仅是对于外译中的引进内容，对于外译工作鲜有涉及。音乐学术期刊出现英文目录之后，有学者对翻译的质量提出过批评。莫德昌在20世纪90年代，写过一系列音乐外译的论文，关注了中文音乐内容外译的工作。【27】其关注的主体是具体的翻译内容，其要求翻译者对于西方音乐文化深入了解，并举例说明了很多翻译的问题，并未涉及翻译理论与原则问题。近十年来，汤亚汀的《音乐文献外译:语言学对策三议——兼及对<中国音乐词典>（英文版）的建议》；美国学者文盛伯的《中国音乐术语及语境的英译问题》；[英]钟思第的《术语与思维——中国音乐文献翻译问题》；潘文国的《中籍外译,此其时也——关于中译外问题的宏观思考》等文章，针对中文音乐术语翻译具体内容以及学科发展提出了建议。这批翻译批评文章中主要针对于微观的翻译内容，还并没有发展到翻译理论层面，也没有对中外翻译的学科发展提出建议。可以说，现阶段翻译批评还处于初级阶段，翻译者大多处于“各自为战”的状态，翻译成果对于习惯以中文进行学术交流的音乐学界而言，也无法引起大家的广泛关注。中国音乐学界中的翻译虽然较为普遍，但水平提高缓慢。音乐文论翻译人才主要集中于外译中的引进推介，对外翻译长期处于起始阶段。如此导致的人才匮乏使得的翻译成品数量有限，翻译批评环境并不成熟，还不能对译品提出评价和建议，尤其是对读者选择译本起指导作用的批评文章是非常少的。
四
余论
人类的翻译工作千年不息，进入21世纪之后，伴随着科技手段的带来的快捷生活，当下世界真正呈现出“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唐]王勃《送杜少府之任蜀州》）的景象。纵观千年的音乐钩沉，思索当下的使命和责任，翻译带来的并非只是自我精神的愉悦和满足，而是学术发展、文化复兴的百年大计。面对如今世界经济和文化的全球化潮流，网络高科技的不断深入，身处世界民族之林的中华文明也应该更多的走出去，与世界人民分享自我的智慧。将承载着中华文明智慧的文明典籍翻译出去，也是让世界人民分享东方智慧的必然途径。在音乐学术国际化的道路探索过程中，我们不可避免的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我们需要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从微观的术语翻译，到宏观的翻译学科建设、翻译人才的培养，音乐中外翻译在前行中不断反思。我们需要清醒得认识到，翻译不只是自我文化的展示和宣传，而是学界站在全人类的历史文化平台之上，对本国文化的进一步思考，进一步促进世界音乐文化的发展。总之，翻译带给我们更为广阔的视野，促发所有音乐学者进行鞭辟着里的思索，这也将解开由于视野狭小所带来的困惑，真正提升中国音乐学术的水平。
作者简介
康啸：音乐学博士，中国音乐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西方音乐学会理事。代表论著包括专著《瓦格纳歌剧<帕西法尔>研究》，论文集《无终之旋律》，中译本《古典音乐精粹》《钢琴的艺术》，论文《论<帕西法尔>中无终旋律的生成》《神圣与邪恶的对峙——瓦格纳歌剧<帕西法尔>中的母动机》《萧友梅和他的和声学》《瓦格纳未完成歌剧研究导论》《民族管弦乐曲<春江花月夜>的改编历史与特色》《音乐与混沌分形理论》《蒙特威尔第<第八卷牧歌>与“激动风格”》等70余篇。主持、参与完成国家社科等多项科研课题。2014年-2018年，担任美国英文学术刊物Journal of Music in China《音乐中国》编辑部主任。曾担任《星海音乐学院学报》、《乐府新声》（沈阳音乐学院学报）英文翻译。在中国音乐学院、清华大学教授西方音乐史、管乐艺术史、弦乐艺术史、西方声乐发展史、交响乐鉴赏、歌剧鉴赏、中国歌剧分析与鉴赏、瓦格纳歌剧研究等课程。
本期图文编辑：陈光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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