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疯癫与文明”中的音乐——论音乐与音乐作品

CHCMusic ▍2022

“疯癫与文明”中的音乐——

论音乐与音乐作品

福柯在《疯癫与文明》中，揭示了西方文化中关于疯癫的经验是如何随着时代变化而变化的，以及疯癫是如何被理性所定义、排除和控制的。他认为，疯癫并非自然现象，而是一种文明产物，是理性的历史被隐藏的另一面。那么，我们能否从福柯的视角来审视音乐作品和音乐的关系呢？我们能否发现音乐作品和音乐之间存在着类似于理性和疯癫之间的对立和张力呢？

在西方文化中，音乐作品往往被视为理性的产物，而音乐则往往被视为非理性的现象。音乐作品是指由旋律、节奏、和声、音色、形式等元素组成的具有固定形式和结构的声音艺术作品，它们可以被写成谱子或者录制成录音制品。音乐作品可以被分析、解释、评价、比较等，它们具有一定的逻辑性和规范性。而音乐则是指通过声音艺术表达情感和思想的艺术形式，它包括了所有类型和形式的声音艺术活动，不仅仅局限于固定的作品形式。音乐涉及到演奏者或歌唱者与听众之间的互动关系，以及场域、语境、社会功能等方面，它们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和多样性。

长期以来，在学术音乐界将音乐作品视为“音乐本体”，并通过对音乐作品的本体分析对音乐进行分析。这无疑强调了音乐作品的重要性，同时从具有固定形态的作品入手是较为明晰的切入角度。但同时仅针对音乐作品的分析也忽略了音乐中许多要义。比如即兴音乐中的交互关系，其音乐形态每次都不一样。再比如音乐在传播过程中的社会功能、音乐聆听模式、场域、语境等方面实际上在音乐活动中都传递着大量的信息，甚至这些非音乐本体的信息在整个音乐活动中占据百分之九十以上。

其中“音乐作品”的部分往往对应的是理性的层面，可以被剥离成音高组织、配器、音色应用、结构等方面量化处理，而不能被很好地量化处理的部分如“语境”“聆听模式”等方面则被视为非理性的。非理性并不完全等同于感性，这是理性与感性二元对立下的视角，但实际上非理性这一概念涵盖了众多的内容。而从启蒙运动至今，理性对于非理性处于一种极端的压迫状态，这种状态也能从音乐研究中很好地反映出来。

疯癫与文明

Into Time

音乐

音乐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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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作品是音乐的一种表现形式，它们反映了音乐家的创造力、技巧、情感和思想，也反映了不同文化和历史的背景和影响。因此，我们可以说，音乐作品能够代表一定程度上的音乐，它们是音乐的具体化和物化。

然而，我们也不能忽视音乐作品与音乐之间存在的差异和局限。首先，音乐作品并不能涵盖所有类型和形式的音乐。有些音乐是即兴创作或演奏的，没有固定的形式或结构，也没有被记录或传播。例如，即兴爵士、民间歌谣、口头传诵等等。这些音乐往往依赖于演奏者或歌唱者与听众之间的互动关系，每次演奏或歌唱都可能不一样。这些音乐虽然没有固定的作品形式，但也是真正的音乐，也有其价值和意义。

其次，音乐作品并不能完全反映或传达所有层面和维度的音乐。有些层面或维度只有在实际的演奏或聆听过程中才能体验到。例如，演奏者或歌唱者在演奏或歌唱时所表现出来的情感、技巧、风格等等；听众在聆听时所产生的情感共鸣、心理联想、审美判断等等；以及演奏者或歌唱者与听众之间的沟通和交流等等。这些层面或维度是音乐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音乐的魅力所在，但它们并不能被完全固定或保存在音乐作品中，而是需要在每一次的音乐活动中重新创造和体验。

POIESIS

音乐作品并不能适应所有的场合和语境。音乐作品是在特定的时间和空间中创作出来的，它们往往与当时的社会、文化、政治等因素有着密切的联系。因此，音乐作品在不同的场合和语境中可能会有不同的效果和意义。例如，一首宗教音乐，在教堂里演奏或聆听可能会产生一种神圣和庄严的感觉，但在酒吧里演奏或聆听可能会显得不合时宜或不恰当。同样，一首民族音乐，在本民族的文化背景下可能会引起共鸣和认同，但在其他民族的文化背景下可能会引起误解或冲突。因此，音乐作品并不能适用于所有的场合和语境，而需要根据具体的情况进行选择和调整。

音乐作品能代表音乐，但也不能代表音乐。音乐作品是音乐的一种表现形式，它们反映了音乐家的创造力、技巧、情感和思想，也反映了不同文化和历史的背景和影响。然而，音乐作品也有其局限性，它们并不能涵盖所有类型和形式的音乐，也不能完全反映或传达所有层面和维度的音乐，也不能适应所有的场合和语境。因此，我们需要在欣赏和评价音乐作品时，既要尊重和理解音乐作品本身的价值和意义，也要注意其与音乐本体之间的差异和联系，以及其与实际演奏或聆听过程中的互动关系。

回溯“疯癫”的世界

音乐作品和音乐之间存在着一种类似于理性和疯癫之间的对立和张力。在西方文化中，理性被赋予了至高无上的地位，而疯癫则被排斥在理性之外，被看做是危险和罪恶的。同样，在西方文化中，音乐作品也被赋予了较高的地位，而音乐则被忽视或贬低在音乐作品之下，被看做是次要或无足轻重的。在学术音乐界，对于音乐作品的本体分析占据了主导地位，而对于音乐中许多要义的探讨则被边缘化或忽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说，音乐作品代表了理性对于非理性的压迫。

我们可以发现，在西方文化中，随着时代的变化，对于疯癫的经验也发生了变化，而这些变化也反映在对于音乐作品和音乐的态度上。福柯把疯癫的经验分为四个时期：前文艺复兴时期、文艺复兴时期、巴洛克时期和现代社会。我们可以尝试将这四个时期与音乐作品和音乐的关系对应起来，看看是否有一些启发。

在前文艺复兴时期，疯癫尚不存在，存在的是麻风病人。麻风病人被从正常人中区分开来，被关在麻风病院里。在这个时期，音乐作品也尚不存在，存在的是宗教音乐。宗教音乐是教会的一部分，是神圣的声音，是与神沟通的媒介。在这个时期，音乐作品和音乐之间没有明显的对立和张力，而是相互融合的。宗教音乐不仅仅是声音艺术作品，也是信仰和礼仪的表达。宗教音乐不仅仅是为了美学享受，也是为了灵性提升。宗教音乐不仅仅是为了理性分析，也是为了情感共鸣。在这个时期，音乐作品和音乐之间没有明显的界限和差异，而是相互渗透和统一的。

在文艺复兴时期，疯癫和文艺复兴一起诞生了。疯人被从正常人中区分开来，出现驱逐疯人的愚人船。疯癫被认为是艺术创造的对象，是与人类的弱点和梦幻联系在一起的一种现象。在这个时期，音乐作品也开始诞生了。音乐家开始创作具有个性和风格的声音艺术作品，表达他们的情感和思想。音乐作品被认为是美学享受的对象，是与人类的审美和理想联系在一起的一种现象。在这个时期，音乐作品和音乐之间也没有明显的对立和张力，而是相互促进的。音乐作品不仅仅是声音艺术作品，也是文化和历史的反映。音乐作品不仅仅是为了美学享受，也是为了知识和真理的探索。音乐作品不仅仅是为了理性分析，也是为了情感表达。在这个时期，音乐作品和音乐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和互动，而且都具有浪漫和神秘的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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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wer--Knowledge  

在巴洛克时期，禁闭取代了航行。疯人船消失了，出现了疯人院。疯癫被排除出思想，理性主义占据了绝对的主导地位。疯人成了非理性的象征和人的兽性化身。在这个时期，音乐作品也开始发展壮大了。音乐家开始遵循严格的规则和形式来创作声音艺术作品，展示他们的技巧和智慧。音乐作品被认为是逻辑推理的对象，是与人类的理性和秩序联系在一起的一种现象。在这个时期，音乐作品和音乐之间开始出现了对立和张力，前者压制了后者。音乐作品不仅仅是声音艺术作品，也是权力和规范的体现。音乐作品不仅仅是为了美学享受，也是为了社会和道德的教化。音乐作品不仅仅是为了理性分析，也是为了理性控制。在这个时期，音乐作品和音乐之间有着明显的界限和差异，而且都受到理性的束缚和压抑。

在现代社会，精神病院代替了疯人院。疯人被收治入院，被以医生为中心的医疗人员监视和审判。疯癫被看做是一种精神病，需要治疗和康复。在这个时期，音乐作品也达到了顶峰。音乐家开始突破传统的规则和形式来创作声音艺术作品，表现他们的创新和反叛。音乐作品被认为是解构批判的对象，是与人类的变革和解放联系在一起的一种现象。在这个时期，音乐作品和音乐之间达到了最大的对立和张力，后者反抗了前者。音乐作品不仅仅是声音艺术作品，也是文化和历史的挑战。音乐作品不仅仅是为了美学享受，也是为了个人和集体的表达。音乐作品不仅仅是为了理性分析，也是为了非理性释放。在这个时期，音乐作品和音乐之间有着激烈的冲突和对抗，而且都具有革命和解放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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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在现代是如何反抗“音乐作品”的，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分析：

音乐语言的创新和突破。许多现代音乐家不满足于传统的调性、和声、节奏、旋律等音乐元素，而是寻求新的音乐表达方式，如无调性、十二音、微分音、噪音、电子音、偶然音等。这些新的音乐语言打破了“音乐作品”的固定形式和结构，增加了音乐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也增加了音乐的不确定性和难解性。这些新的音乐语言往往与传统的美学标准和审美观念相冲突，引起了听众的不适和反感。

音乐主题的拓展和变化。许多现代音乐家不再局限于传统的音乐主题，如爱情、自然、宗教等，而是探索新的音乐主题，如政治、社会、文化、哲学等。这些新的音乐主题反映了现代社会的变化和问题，也表达了音乐家对于现实世界的看法和态度。这些新的音乐主题往往与传统的道德标准和价值观念相冲突，引起了听众的惊讶和质疑。值得强调的是，上述两部分的尝试在后期实践过程中无疑强化了音乐作品的地位。

音乐功能的转变和消解。许多现代音乐家不再认同传统的音乐功能，如娱乐、教育、启迪等，而是强调音乐本身的意义和价值，或者赋予音乐新的功能，如实验、探索、挑战等。这些转变或消解了“音乐作品”的固定目标和效果，增加了音乐的自由度和开放性，也增加了音乐的随意性和无用性。这些转变或消解往往与传统的功能主义和实用主义相冲突，引起了听众的困惑和失望，也引发了音乐家和评论家之间的对立和反思。

音乐形式的变革。传统的音乐形式，如交响曲、协奏曲、奏鸣曲、歌剧等，往往是为了在音乐会上演奏而创作的，遵循着一定的规则和结构，强调音乐的完整性和逻辑性。而现代音乐家则不再局限于这些固定的音乐形式，而是寻求新的音乐形式音乐不再仅限于音乐会场域中进行，而是更多进入到公共空间、开放空间中，在流变中不断塑造自身结构。其中不乏一些声音装置、观念音乐、冥想音乐等。在现代社会中，音乐形式的变化是通过创新、拓展、转变或消解“音乐作品”的规则、结构、逻辑等方面来反抗传统的。这种变化既体现了现代音乐家对于新音乐形式的探索和实践，也体现了现代音乐家对于音乐本质和可能性的认识和拓展。

在福柯《疯癫与文明》中有着隐含着关于音乐作品和音乐之间关系变化的线索。我们可以从福柯的视角来审视音乐作品和音乐的关系，发现它们之间存在着类似于理性和疯癫之间的对立和张力。这种对立和张力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从相互融合到相互促进，再到相互压制，最后到相互反抗。我们可以从中看出西方文化中对于理性和非理性的态度和价值观的变迁，以及对于声音艺术的认识和评价的演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