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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与科研的三种冲突

不少学者会认为,学术研究最主要的障碍来自教学。对一些人而言,教学与学术研究之间的冲突只存在于职业生涯的某些时刻;而对另外一些人而言,这种冲突要更为永久、持续,最明显且直接的体现则是计划用于写作的时间与教学日程表有着直接的冲突。教学的角色在近些年已经改变:学者们除了被要求要将一定的时间投入教学活动之外,还被要求必须胜任教学,而胜任一词所指通常并不简单。除了首先要能够满足高等教育教与学的需求之外,学者还要面对其他对持续的专业发展有益的活动。而所有这些都要占用越来越多的时间,因而有可能给学术研究的时间造成压力。教学与研究之间的冲突可能越来越成为写作的障碍。

为此,针对这一现象,罗伊娜·默里和萨拉·穆尔所著的《学术写作手册——一种新方法》中,该书作者便通过访谈一些学者对这种冲突进行了深入研究。他们研究的目的是想要知道,教学与研究之间冲突是以什么样的形式体现的,它又与其他因素和问题有着怎样的互动关系,以及是否能够进一步地界定它。这样,我便能了解藏于院校的价值观与个人的价值观之间冲突背后的那些要素或者关键因素。在不同的院校,院校的价值观与个人的价值观之间的差异可能各不相同,这种差距在教学与研究的关系上体现得可能尤为明显。

通过访谈,该书作者发现在两者之间做出平衡非常复杂,接受过访谈的学者认为,管理教学与研究之间的矛盾,不只是简单的时间管理技巧的问题。还有一小部分学者在与他们的讨论中没有提及教学与研究之间的矛盾冲突,他们倾向于讨论现在正在进行的项目。这表明,他们一直有规律地写作,并以某些方式解决了教学与研究的冲突问题。还有稍多的一小部分人也提到了教学与研究的冲突问题,不过,他们并不认为这种冲突构成了研究或者写作的障碍。他们认为,这种冲突对别人是问题,对他们则不是。大部分学者在没有提示的情况下,都提到了这种冲突,并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三种类型。

一、“陶醉”于教学

对一些学者而言,教学与研究之间的冲突表现为两种活动带来的不同层次的满足感。对有些学者而言,研究有时不是优选项,因为教学有更多的互动感,也让人感到更有回报。学者可能更有自信进行教学,而更少有自信做研究或者写出学术期刊能接受的具有一定水准的文章。教学经常能够提供给人非常及时的反馈,至于研究,你可能整月或者整年都无法知道它们是否能被接受。

接受该书作者访谈的人都认为教学与研究之间的冲突是现在存在于自己学科中的一个问题,它会影响到诸如每“小时”的工作该如何认定之类的事情。学者们有时可能会争论不同层次的教学相对难度如何,或者将教学中“难度”的层次同“每小时坐下来写作和思考”的难度进行对比。在有些情况下,人们会觉得某些活动比另外一些更有价值:这甚至可能涉及课程,人们会认为教某些课比教其他课程更高级。这可能造成学科内部学者之间的分裂——“人们必须选择一边”。但是,许多学者都认为这是他们工作生活的一个特点,而并不只是存在于教学与研究之中——“其他事情上这种分级别的现象也会存在”。

对教学与研究的相对价值的认定也会影响到那些承担这些工作的学者对它们的看法与对自己的看法。自我认知和价值观是学者动机的决定性因素,而这会影响到他们决定是否花时间在研究上或者花多少时间在研究上。大部分学者可能认为在这种文化中找到处理方法是个人的责任——“在提起的同时也必须放下”。这表明,他们确实是在“选择”该如何在不同的职责上分配时间,以及该如何分配给研究更多时间。面对这种“选择”时的犹豫不定可以理解为是不愿做研究的表现或者是人们对教学和研究的深意缺乏理解的表现。但是,即便是那些有着丰富的研究和学术经验,或者是对这两样事务有着自己见解的学者,也仍然会经历这些问题。

二、困于教学

写作与研究的时间通常来说还是有的,但问题是它常常被挤占。研究被许多学者视为一项“有风险”的活动,因为学系在进行工作量分配时一般不会直接给研究分配时间。例如,有一个系已经同意了分配一定的时间给学系里的“写作小组”活动,但是这从来就没有付诸实践。这种负面的工作环境极具破坏力,容易让学者们丧失动力。假如他们觉得自已所在的系的文化是——“每个人都在忙自己的事情”——那么我们基本可以认定 他们需要获得支持或认可。当下面的情况出现时,有些学者就会失去左右自己工作能力:“我被我的工作淹没了,特别是教学的一面。”这些学者并没有将这个问题直接归因于教学与研究之间的冲突,也没有将其归咎于其他外界因素。不但实际上这种冲突乃是生活中的一个现实。

学者们承认自己有责任组织自己的时间,但是他们也经常发现:即便研究从某种程度上说来高于教学,教学还是在日程表上占了“先机”。这种对比或许正是教学与研究之间冲突的核心,或许能够解释学者明显的自相矛盾的倾向——他们对两种活动的价值认定经常摇摆不定。这可能反映了实践中教学与研究之间的对立。

此外,在有些情形中,人们认为教学占有“先机”:“新的工作量、新的硕士课程、开发出新的课程模块、这是此刻的驱动器;你还有个班要教”。如下情形看起来广为人知:当你被分配一定的教学量时,你知道学生将会坐在你面前,你没有选择。没有找到“额外”的研究时间的办法。“教学之困”也由于资助机制而得以强化:假如你不教,你就没有收入,假如你不多元化你的供给(比如开发新的硕士课程),你就会丢掉你的“市场份额”。正是从这个意义上,学者告诉我们,他们的“驱动器”是教学而不是研究。

在访谈中,开发新课程的压力经常会被提出。随着新课程的启动,通常教学的工作量都会增加,而又没有办法来弥补研究时间。通过访谈了解到,许多系可能不会去平衡教学与研究。像之前提到的一样,学者们承认他们象征性地管理自己的时间,但是有些人看起来没有办法控制好时间或者干脆放弃了控制,因为新的课程一旦被开发出来,他们就需付出更多的时间。同教学比起来,研究缺乏透明性,这确实是个问题。而高校科研评估只是每几年监督一下产出。在同学者的讨论中发现,学者们知道人们对他们的期望就是“不断地做研究”,但是他们发现自己时常有进行不下去的时候。这可能是由于他们内在地将研究的价值降低了。似乎他们已经达成了共识——要将研究边缘化。

还有,许多学者尽管有着非常重的教学和管理任务,却依然能够成功地完成研究项目,不过,他们也面临一些问题。只要是学者就能做研究,这种观点是建立在这样的假设上的:学者都知道该怎么做。而那些不知道怎么做的学者就会露怯,没有自信去尝试或者请求帮助。这背后所揭示的一大问题是:在有些学科,很多人缺乏研究训练,这个问题同教学与研究之间的冲突问题同样突出。

三、理论与实践脱节

有些访谈者提到,自身影响实践的能力是有限的。写论文投给期刊无非是为了满足高校科研评估的要求,(专业人员)对那些空洞的理论也越来越充满敌意。对某些学科的学者而言,这确实是个问题。例如,对一些教育学科的学者而言,这个问题已经让他们很难说清楚写作的目的与益处。对他们而言,与实践者一起工作、为实践者写作更有价值。在教育中,他们通过这些方式来改善教学:“我对这些(出版物)感到非常自豪,因为它们凝结了好多我感兴趣并且会对实践产生影响的想法。为了做到这些,我必须克服写作中的障碍。”类似的,在保健医学专业,人们也是通过改善实践来促进对病人的照顾。由上述访谈信息可知,在对研究与写文章投稿的意义的理解上,仍然潜藏着教学与研究的冲突。

对一些学者而言,选择非常简单,他们只需根据自己的价值观做出战略决策即可。但是,由于在有些机构中教学的地位相对低下,因此即便是那些已经做过选择的学者仍然会对与教学低地位相关的低自尊表示关切与疑虑:“我感觉自己没有获得很好的尊重,因为我没有写作发表。”在讨论中,这些学者看起来游移不定,有时对自己的工作感到自豪,有时又认为不是如此。教学与研究之间的冲突似乎来自一些学者的价值观与他们眼中的院校或者同辈的价值观之间的分歧。这并不等于说这些学者就自己没有什么内在冲突,因为在他们的分析中,也能够看到一些矛盾:“这是不是有点夸大其词了?我对这种看法不太满意。”或者他们最为明显的犹豫体现为在这些讨论中游弋的立场:一会儿是“自豪”的有作品发表的研究者,一会儿又是“缺乏安全感”的不做研究的人。

许多学者都发现教学与研究之间冲突非常明显,对此,我们不应否认。对那些一方面全职工作,同时又在学习并攻读博士学位的人而言,这种冲突体现得尤其明显。有些院校会分配一定的时间给研究,有些则不会。此外,有些学者可能需要一面攻读博士学位、发表文章,一面参与教学工作。那些忠实履行教师义务的学者可能会经常拖延研究事务。他们讨厌所看到的裙带关系,对学术价值观的沦丧感到非常沮丧。但是,那些有这种看法的学者又会意识到假如对这些问题的看法过于个人化,“对研究太自我本位”的话,又会有太多危险。因此,需要再次强调,教学与研究之间的冲突本身并不是问题;学者的价值观,他们对发表作品的作者以及编辑所持价值观的理解,也是障碍。

通过我们对学者们所说的关于教学与研究之间冲突的观点的反思,我们发现,教学并非研究的敌人;问题的根源在于在学者所认为的院校的价值观与个体的价值观之间有着冲突。另外,虽然院校非常重视研究的价值,但是,他们分配给研究的时间却是少之又少。在了解学者们对教学与研究之间张力的看法时,一个让人吃惊的现象是,所有的学者都自己负起了克服写作障碍的责任。他们认识到,也只有他们自己才能改变事情。但是,假如想要改变习惯或者方法,这种认识并不够。学者们所能改变的只是他们能控制的部分,而许多人都感到他们无法控制自己的教学量。所有这些说法在一些人看来可能都只是“借口”。但是我们还是选择花一定的时间来解释这些立场。在当下高等教育的环境中,学者们显然知道不做研究的潜在代价是什么。这就意味着,那些选择不做研究的人一定有十足的理由才会做出这样的选择。很明显,当然会有学者决定用教学永久地取代研究。我们承认他们有权利做出这种选择,但是我们也认为他们有可能会错过改善教学的重要机会。实际上,即便是那些说教学让他们没有时间做研究的人也必须就他们的教学角色写点什么或者研究点什么,这样他们就可能证明他们有能够持续做下去的能力。但是学系一般并不总是要求他们如此,因此,这种类型的研究或者学术的发展依然步履蹒跚。

从我们对学者的教学与研究之间张力的体验与看法的描述中,可以了解到:

教学与研究之间确实存在冲突,但是它并不是写作者的唯一压力。
冲突的根源在于院校的价值观与个人的价值观之间的差异。
回避会带来不确定性、不安全感以及低自尊。
“效用”能够由学术“价值观”加以平衡。 
只有作者自己才能够解决教学与研究之间的冲突问题。只有他们自己知道如何平衡他们研究的效用与学术价值,也只有他们自己能够知道如何将自己的价值观与学术社区的价值观进行调和,并计算这种调和可能给两者所带来的益处。我们可能各自术业有专攻,如果能够获得支持,我们必将受益匪浅:
专业人员以及服务使用者或者护理人员,不仅需要有写作的动机,还得在采取行动时获得实在的支持,这可以促使他们将写作付诸实践。这样的写作,假如是植根于对日常实践的批判性反思,则会促进实践的持续发展,并使其证据基础有血有肉、鲜活多彩。

推动研究不仅仅需要勇气、支持、动力甚至制裁与奖励,还需要一个整合研究与写作的模式,该模式本身应当是复杂的,因为它需要整合研究和写作的不同方面。关键也许在于个体学者将写作融入每日实践的能力——在认识上和行为上。对那些尚未这样做的人,实际上就教学写论文是实现这一目标的一种办法。这不仅是一种充实写作内容,还是实现写作过程“可持续发展”的办法。

作者:张文静(科研写作研究所编辑教研二室学术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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