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勒与陀思妥耶夫斯基

在苦难之土中开出血沃之花

——马勒与陀思妥耶夫斯基（一）

幸福在这个世界不向我微笑。——马勒《大地之歌》

苦难是什么，苦难应该是土壤，只要你愿意把你内心所有的感受、隐忍在这个土壤里面，很有可能会开出你想象不到、灿烂的花朵。——陀思妥耶夫斯基

马勒和陀思妥耶夫斯基，一个是奥地利音乐家，出生于1860年，逝世于1911年，一个是俄罗斯小说家，出生于1821年，逝世于1881年，虽然他们的生命历程在时间上有过短暂的交集，但无论如何看来，都是风马牛不相及的。

但是，从现有的传记资料和马勒的亲友回忆录中，我们可以看到，马勒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的忠实读者，他曾向自己的弟子布鲁诺·瓦尔特推荐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陀氏第一部德文传记的作者尼娜-霍夫曼-马切科，也是马勒的密友。而马勒自己更说过，他的所有音乐都是为陀氏““当大地上还有别的生灵在受苦遭难时,我又怎么可能幸福呢?”这句话而写。如果我们细细探究，无论是两人的生命经历、作品篇幅的厚重、作品传达的深刻程度、作品对时代精神的揭示和预言，以及对后世的影响，他们之间都存在极其相似之处。

也许，我们应该先简单了解一下马勒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生平。

马勒出生于捷克的小镇卡里什特，他的父母是犹太人，育有14个孩子，他排行老二，但是有8个兄弟姐妹在他童年去世。马勒父母关系极其不合，经常发生激烈的争吵。有一次父母冲突，难以忍受的马勒冲出家门，此时街头团体军乐队正在演奏傻乎乎的儿歌，马勒被音乐强烈的情绪淹没，晕厥过去（一说是流浪歌手的手风琴），用弗洛伊德的话说，马勒的一生是“纯粹悲剧和轻松娱乐的耦合”。马勒这一生正是在两种极端情绪和状态的撕扯中度过的。作曲家马勒在其在世时，始终以指挥家闻名，他的交响曲首演大多以失败告终。为了保住维也纳皇家歌剧院指挥总监的位置，他从犹太教改信了天主教。正像他所说：“我是三重的无家。在奥地利作为一个波希米亚人,在日耳曼人中作为一个奥地利人,在世界上作为一个犹太人,到处我都是闯入者,永远不受欢迎。”悲剧的气质和死亡的阴影一直萦绕在马勒的心头。即使在事业和爱情最成功的时候，即他的第五交响曲成功演出，和妻子阿尔玛生出两个女儿的欢乐时光，他开始着手创作《第六交响曲》（即悲剧交响曲）和《亡子之歌》。不久，他的爱女亡故，随后在维也纳的反犹势力反对之中，指挥的席位也处于危机之中，因此他远渡重洋，接掌纽约大都会歌剧院指挥的职位。此时，妻子阿尔玛出轨被马勒发现，他自己也处在心脏病的折磨之中，于1911年病逝。

如果说马勒的一生被死亡的阴影所环绕，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一生则与疾病相伴。他在九岁就患上了癫痫，最终也是因为癫痫而死。他虽然出生于一个医生家庭，但是父母早逝，家庭生活相对贫寒。陀氏年轻的时候参加过拉舍夫斯基社会主义小组，因此被沙皇政府逮捕并判处死刑。但这其实是沙皇对这些年轻人的恶意玩弄，在他们被架上绞刑架即将实行死刑的时候，沙皇的赦令才下达，陀思妥耶夫斯基被改判流放西伯利亚。这次经历对陀氏的影响至深，在长达十年的流放生涯中，东正教成为陀氏的信仰基础。罪恶、理性、信仰与尘世生活关系成为陀氏后期小说的关注的重点。在他的《罪与罚》、《白痴》、《卡拉马作夫兄弟》中，这些主题都始终贯穿其中。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创作《卡拉马作夫兄弟》第二部时，因俯身捡笔导致癫痫发作而去世。

在陀氏的小说《卡拉马作夫兄弟》中，魔鬼曾经这么形容伊凡：“但是犹疑不安,信仰和不信仰之间的斗争,有时成为像你这样有良心人的一种磨难,简直到了宁可上吊的地步。”这句话正是马勒和陀思妥耶夫斯基两人的写照，两人的生命历程都在与苦难较劲，“幸福在这个世界不向我微笑”（大地之歌），“我害怕我配不上自己所受的苦难”（陀氏）。然而两人都在苦难中追寻生命的超越，马勒说：“音乐必须永远包含着一种渴望，一种超越世间事物的渴望。”陀氏则说“思辨尚奥，求索务高，我们的归宿在凌霄。”“苦难是什么，苦难应该是土壤，只要你愿意把你内心所有的感受、隐忍在这个土壤里面，很有可能会开出你想象不到、灿烂的花朵。”他们的一生的一生都在不同力量的撕扯之中，在苦难的凝视之中，在尘世之上跋涉，在自己的艺术领域开出以血沃之的生命之花。

但这还不是两人最深刻和内在的联系，尼采说：一切文学，吾爱以血书者。其实，不止文学，一切艺术都是如此。贝多芬、舒伯特、雨果、曼德尔施塔姆、高更、梵高……有哪个艺术家不是在生活苦难的血沃之地去培植自己的心血的。两人令人惊异的相似处还在于，两人始终凝视苦难给他们生活造成的巨大虚无，与虚无为伴，，在这些虚无之中，去寻找生命的意义。他们用爱与生活对抗虚无，并向世界揭示出世界虚无的面相。无论是没有什么特别宗教信仰的马勒（虽然他有犹太教籍，而后又改为天主教籍），还是有着虔诚信仰的陀思妥耶夫斯基，都是以他们的生活极其敏锐地感知到了自己时代的氛围并预示了未来人类精神生活的某些趋势。

用爱与生活抵御死亡与苦难的虚无

——马勒与陀思妥耶夫斯基（二）

任何被创造的终将毁灭，任何毁灭必将复活。——《复活交响曲》歌词

一粒麦若不落到地里死去，仍是一粒麦子。若若到地里死去，就会结出许多子粒来。——《卡拉马佐夫兄弟》卷首语

生活就是其本身的唯一答案。——彼得·沃森《虚无时代》

马勒和陀思妥耶夫斯基，一生都离不开苦难和死亡这两个关键词，老卡直面过真正的死亡，在绞刑架前侥幸逃出生天，在西伯利亚苦刑犯的生活中经历自己的苦难；马勒则一生被其悲剧气质缠绕，深味三重无家的精神苦难，即使在事业和人生最辉煌的时期，也不免苦难的悲剧气质影响，写下了《亡子之歌》和《悲剧交响曲》。但是两人的一生绝不能仅仅用“苦难”和“死亡”两个关键词盖棺定论，他们的伟大更在于一直追求着“爱”与“生活”，并以其抵御苦难和死亡的巨大虚无。

马勒的第一交响曲描绘了一位巨人的陨落，但是紧接着的第二复活交响曲他就呼唤巨人的复活，追求精神的超越。“哦，小红玫瑰，人类在很大的困境中，人类在很大的痛苦中。”但是马勒在第二交响曲中不是为了描写苦难，他说：“你生存的目的何在? 你受苦是为了什么? 这是否全都只是一个可怖而巨大的恶作剧呢? 我们全都必须以某种方式来回答这些问题。而我的答复就在最后乐章中。”《复活》是马勒对苦难与死亡的回复：“你的降生并非无谓，生活与苦难也绝非无谓。任何被创造的终将毁灭，任何毁灭的必将复活。”因而在合唱的巨大轰鸣声“准备好自己，准备好去生活”中，女中音又再次将“去生活”（zu leben）穿透而出，紧接着，女高音和女中音反复合唱“带着双翼，在爱的奋争中，我将腾空而起”。在其后的交响曲中，爱与生活的主题也反复出现，马三中有一个乐章叫“爱告诉我的”，马四的也是从第一乐章死亡小提琴手（death fiddler）的生死耦合到达了第二乐章对爱的歌颂，第五交响曲的夜曲更是对自己爱妻阿尔玛的献礼。从马二到马八，马勒也一直没有停止过对“生活”的歌颂。正是借助“爱”与“生活”的力量，马勒通过他的音乐抵御了死亡与苦难的巨大虚无。

陀氏也是如此，在他的最后一部杰作《卡拉马佐夫兄弟》中，几乎每一个主要人物都喊出了“爱生活”这样的句子：

伊凡曾经在小酒馆的对话中说：“我渴望生活，尽管我不相信宇宙间的秩序，然而我尊重到春天萌芽的带着汁浆的嫩叶。我尊重蔚蓝的天，尊重一些人，这不是理智不是逻辑，这是出自心底发自肺腑的爱，爱自己青春的活力，爱生活本身大于它的意义。”     

佐西马长老也说过类似的话，他说：“爱每一片嫩叶，爱上帝的每一束光，活着就是天堂。”阿辽沙听从他的教诲，到尘世中去真正经历生活，了解什么是爱。

甚至是小说中看起来贪财酗酒的德米特里，也曾经说过：“我爱生活，太爱生活，爱得太过分了，到了不知羞耻的地步。够了！为了生活，朋友，让我们为了生活干一杯。”

《卡拉马佐夫兄弟》这部小说的扉页上，陀思妥耶夫斯基选用了《约翰福音》里面的一段话：“一粒麦若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是一粒麦子。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这句话和马勒第二交响曲的主题十分吻合，“你将死去，然后生活”。苦难和死亡是人精神性复生的土壤，人必将超越苦难与死亡，达到精神光明开阔的境地。

有意思的是，马勒第二和《卡拉马佐夫兄弟》这两部作品历来被人认为是宗教性极强的作品，但是这两部作品却不约而同地选择了“爱生活”这样的尘世主题，而没有将希望寄托在虚无飘渺的来世。这正是两位巨人的伟大之处，他们生活的年代，正是尼采高喊“上帝死了”的时代。他们已经敏锐地察觉到了时代将会带给人们巨大的虚无，而这种虚无只有紧贴大地，真诚地热爱生活才能抵御。彼得·沃森有一本书叫《虚无时代》，给我们描绘了20世纪的艺术如何面对终极性存在缺失带来的巨大虚无。这本书的副标题就是“上帝死了我们该如何生活”。科学杀死了上帝，但是科学并不能回答生活的问题。正如维特根斯坦所说：“即便所有可能的科学问题都已经得到了解决，此时我们仍然会感到，对于有关生活的问题，人们尚未初窥门径。”陀思妥耶夫斯基和马勒仿佛已经洞见了20世纪的命运，在《卡拉马佐夫兄弟》中，德米特里梦见了人类处在荒原之中，在马勒的第九交响曲中，马勒表现了三重告别：和自己生命的告别，和调性音乐的告别，以及对西方浮士德精神文化的告别。他们仿佛都看见了20世纪以后人类世界将经历巨大的精神荒芜，而解决之法，唯有回到我们自己的生活，在我们的生活中去追寻永恒。“至高的生活无法被言说，它只能被践行。”（多纳德·赫德森）

生活是最好的完满与永恒

——马勒与陀思妥耶夫斯基（三）

愿我的生命赐福予你，让我们之间的尘世爱（它必定是高洁的）引领你升华、超越，最后到领悟神性的境界；并静静的向我们永恒不渝的爱致敬。——马勒致妻子阿尔玛

思辨尚奥，求索务高，我们的归宿在凌霄。——陀思妥耶夫斯基

马勒和陀氏还有一点精神上的相通之处，就是他们对“永恒”的追求与思索。

我们通常会认为马勒和陀氏的作品都具有宗教精神，希望通过对尘世生活的超越来实现“永恒”，但实际上他们都将“永恒”植根于对尘世生活的热爱之上。

马勒几乎所有交响曲都有着对永恒的追求。他的第二交响曲、第三交响曲、第四交响曲、第八交响曲和大地之歌的歌词中都反复出现“永恒”（Ewig）一词。 特别值得关注的是《大地之歌》。《大地之歌》一共有六首歌曲，第一首歌《饮酒歌》中出现了“生活”（leben）一词，而最后一首歌《告别》的最后一个词则是“永恒”（Ewig）。《大地之歌》又叫《尘世之歌》，即使死亡如影随形，哪怕到了生命的晚期，马勒也依然固守着尘世之爱。在“告别”中，女高音唱道：

哦，世界啊，为这不朽的爱与生活干杯

……

亲爱的大地在春日里生意盎然

一切重又换上新绿。

远方的天际线湛蓝且明亮，

所有这一切，便是永恒。

这又让我们想到了《卡拉马作夫兄弟》中的伊凡，在小说中他毁灭于超越性和尘世生活的矛盾之中。他就像是斯特林堡，“在天堂与地狱之间蹒跚而行，绝望地试图从被遗忘的宇宙中抽取某种绝对的真理。”伊凡声称不相信宇宙的和谐秩序，而这恰恰是对宇宙的和谐秩序最为在意的表现，因在意而反抗，而质疑，他的理性要求他必须寻找到完满和谐的解释，但是他发现的只有不和谐，矛盾纠结。伊凡的理性追求超越性的和谐完整的图谱，因而使得他堕入进了虚无。但是另一方面，他的肉身又坚实地站立在大地上，爱春天的嫩叶，蔚蓝的天，一些人，他“渴望生活，生活着”这是理性与爱之间的矛盾，也是追求永恒和抓住瞬间之间的矛盾。“我们首先需要解决永恒问题”，伊凡自己身上就有解决方案，他自己是一体两面的矛盾，一方面理性思考，看出世界秩序的巨大崩坏，一方面又感性生活，seize the time（《死亡诗社》）。他没有意识到自己的矛盾，他太急于向和谐秩序发出挑战，他太急于永恒和完满的命题，没有意识到自己身的矛盾性中蕴藏着拯救的可能。佐西马回归了尘世生活，因此在他的信仰中获得了自身的完满性。他对阿辽沙的训诫就是离开修道院，到尘世中去生活。伊凡对形而上的执着，遮蔽了他在生活中获取救赎的道路。因而，他最后发疯了。价值失落巨大的鸿沟是不能仅仅凭借理性可以填平的，我们不需生活在别处，生活永远在此岸——爱生活，爱生活中每一个具体的瞬间，具体的人，具体的物，爱生活本身，如此，生活就是最好的救赎，完满和永恒。

与伊凡相反，阿辽沙则秉持着佐西马长老的训诫，到尘世中去寻找永恒。佐西马长老在回顾了自己的一生之后溘然长逝，其尸体迅速发臭，这使得阿辽沙对自己的信仰产生了致命的打击。在一夜的精神痛苦之后，他听到佩西神父在念“加利利的耶拿”，他走出修道院，远远看见佐西马长老的灵魂仿佛幻化为耶稣基督的模样，“大地的寂静似乎和天上的寂静互相融合，地上的秘密同群星的秘密彼此相通。”他跪在地上，亲吻大地，“向大地洒下你快乐的泪，并且爱你的眼泪”。他的“心灵为'与另一个世界相沟通’而战栗不已。他渴望着宽恕一切人，宽恕一切，并且不是为自己，而是为一切人，为世上的万事万物请求宽恕，而“别人也同样会为我请求宽恕的，——他的心灵里又回响起了这句话。他时时刻刻明显而具体地感到有某种坚定的、无可摇撼的东西，就象穹苍一般深深印入了他的心灵。”在这之后，阿辽沙的灵魂走出了迷雾，他离开了修道院，去履行长老命令他“到尘世去生活”的遗言。

这段阿辽沙的精神之旅，难道不能在马勒的交响曲中找到回响么？马勒的第二“复活”交响曲正是在马勒第一交响曲“泰坦”巨人的陨落中发展而来的。马勒对第二交响曲的第一乐章这样解读：“如果你想知道的话，我所送葬的是我的《第一交响曲》的主角，我能从一个更高的角度看到他的整个一生仿佛在洁净无瑕的镜面中反映出来。同时它又提出至关重要的问题： 你生存的目的何在? 你受苦是为了什么? 这是否全都只是一个可怖而巨大的恶作剧呢? 我们全都必须以某种方式来回答这些问题。而我的答复就在最后乐章中。”

在第三乐章中，女低音深沉的唱出人类的困境：“人類在很大的困境中！人類在很大的痛苦中！”但即使如此，人类依然追求“幸福的永生”，直到第五乐章唱出克洛普施托克的圣诗《复活颂》：“我这一把尘土，经过短暂的休息后复活。神召唤了你，他将给你不朽的生命，像种子一样你将被播下又开花结果。”这也是一个精神新生的过程，“我将死去，然后生活”“准备自己！准备好去生活！ ”虽然基于宗教习惯，马勒依然在歌词中寄寓了对天国的向往，但是他反复吟唱的还是“去生活”（zu leben）。

1888年，马勒就已经完成了第二交响曲的第一乐章，命名为“Totenfeier”（葬礼），但是很长时间他都找不到理想的结尾。著名指挥家彪罗去世，马勒参加他的葬礼，听到在管风琴旁的合唱团唱起《复活颂》，他说，当时“我所感到的心情，想到的死亡，与我所作的作品精神完全一致。听到克洛普施托克的复活合唱，像是受到电击一样，我受到了感动。”

正像卡拉马作夫兄弟的扉页引用的“一粒麦若不落到地里死去，仍是一粒麦子。若若到地里死去，就会结出许多子粒来。”马勒从彪罗的葬礼中得到灵感，阿辽沙在佐西马长老去世后真正体悟到尘世历练的价值，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西伯利亚接近死亡般残酷的苦役中找到了自己信仰之路，带着这种升华，我们最终回到尘世的生活，因为我们的肉体还坚实地站立在大地之上，只有爱春天的嫩叶，蔚蓝的天，去生活，爱生活的一切，出自心底发自肺腑的爱，我们才能不断地接近永恒。

伟大的艺术家，伟大的作品在精神气质上是相通的，马勒和陀思妥耶夫斯基，我们越是反复阅读和聆听，就能越加深刻的领会到，在这些巨人的作品中蕴藏着人类心灵永恒而不朽的秘密。

四

于万千世界中见众生

——马勒与陀思妥耶夫斯基（四）

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一和万有的世界。——茨威格

交响曲必须像世界一样，它必须海纳百川。——马 勒

1907年，马勒出访赫尔辛基，和西贝柳斯关于交响乐的性质有过一次对话，西贝柳斯认为 “交响曲最吸引我的是其严肃性和风格，以及其使所有动机之间都带有内在联系的深刻的逻辑性”，而马勒则认为“交响曲必须像世界一样，它必须海纳百川”。无独有偶，茨威格对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的评价也是“一和万有的世界”。马勒和陀思妥耶夫斯基，他们的眼光超越了某个特别的艺术门类的限制，关注的是人类心灵的根本问题，寻求的是对世界的理解和出路。马勒肯定阅读过陀思妥耶夫斯基，因而我们在他的音乐中可以看到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的遥远回响。如果说，精神气质的相通，关注话题的接近，对人类命运的关心，这些还是思想层面的，那么我们细读陀思妥耶夫斯基和仔细聆听马勒之后，更能发现两人的作品之中在结构安排上也有异常惊人的相似之处。

在尘世生活中去寻找永恒。除了《大地之歌》以外，马勒的以“魔术号角”为主要素材的交响曲更能看出这种寻求的道路。而从这几首交响曲的发展轨迹中，可以看到许多与《卡拉马佐夫兄弟》精神上高度契合的方面。尤其是第三交响曲和第四交响曲，“不仅在哲学概念上，而且在具体的结构、程序和主题组织上”有着高度的相关性。

在《卡拉马佐夫兄弟》第一部第二卷的第七章，佐西马长老就劝说阿辽沙走向尘世接受历练：“我祝福你到尘世去修伟大的功行。你还要走很长的历程。你还应该娶妻，应该的。在回到这里来以前，你应该经历一切。还要做好多事情。……你会看到极大的痛苦，并且会在这种痛苦中得到幸福。我对你的遗言就是：要在痛苦中寻找幸福。”之后阿辽沙走出修道院，见识众生并体悟了不同人带给他的精神震撼：他见了自己的两个哥哥，大哥德米特里向他讲述了“热心的忏悔”，“上帝和魔鬼在战斗，战场就是人心”；二哥伊万质问他人类的和谐大厦能不能建立在一个孩子的牺牲之上，并向他朗诵了自己创作的长诗《宗教大法官》；他还见了斯麦尔加科夫，听他和伊万的辩论……在第一部的结尾，他还去见了以前从未亲密接触过的女性，而且还是一次性两种对立性格，但又都有疯癫气质的女性——卡捷尼娜和格鲁申卡——后，回到修道院。在见识了两个疯癫女性之后，他在回修道院的时候，就在反思，佐西马长老为什么要打发他入世，“这儿（修道院）是神圣的地方，那里——却扰攘不安，一片黑暗，会使人立即迷失方向，误入歧途。”阿辽沙去尘世，就是要去经历尘世污秽的磨洗，正如黑格尔所说：“运伟大之思者，必行伟大之迷途。”这《伟大罪人的一生》就是如此——让先天纯真的信仰经历苦难和考验，开出成熟的信仰之花。

最具代表性的是第二部的第一卷“折磨”，他见了老人（自己的父亲）、孩子（伊留莎）、情人（丽萨），在客厅里、农舍里，甚至是清新的空气中都受了折磨（或是遇到了咄咄怪事）。这一卷的名字叫“折磨”，既有肉体的也有心灵的，荣如德的翻译是“咄咄怪事”，这两个翻译的意思内在是相通的，阿辽沙经历了尘世的众生相，收到了纷扰，进一步撼动了他纯真的信仰。而佐西马长老去世后尸体发臭是对他信仰的最后一击。但是阿辽沙在一夜的精神挣扎后，在佩西神父念诵“加利利的耶拿”声中，重新坚定了信仰。

整部小说都是以阿辽沙的眼光在打量这个世界，他见众生，听众生说，以此体悟众生，最终在小说的结局，这一切化作他自己的的言说，结束了小说。

通过走向世界的方式，在信仰之途经历诸多磨练，最终拨云见日，体悟真理。在这个方面，马三、马四音乐发展的逻辑居然和《卡拉马佐夫兄弟》如出一辙。

马三的开头，牧神潘在乐声中醒来，标志着夏日来临。牧神潘在古希腊代表的是欲望，也代表了生命意志。欲望和生命意志必将经历世界的考验，由见众生方至超拔之境。我们来看下面几个乐章的标题：

第一乐章：牧神苏醒，夏日来临。

第二乐章：草原的花朵告诉我。

第三乐章：森林的动物告诉我。

第四乐章：人类告诉我。

第五乐章：天使告诉我。

第六乐章：爱告诉我。

阿辽沙在通过兄弟、女性、老人、情人、孩子乃至导师的种种见闻中，开始接受信仰的磨练。马三则通过对自然、人类社会的种种见证，最终得以超拔到信仰的至高境界。在第四乐章“人类告诉我”中，马勒通过女低音唱出尼采《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中的文字：“可惜快乐渴望永恒——深沉，深沉的永恒。”人希望永恒，但要借由爱来到达，因而最后一个乐章名为“爱告诉我”，马勒说：“因此我这部作品开始于不仁的大自然，不断攀升，最终升华到上帝的爱。”马三在曲式上的安排，不仅在主题——爱、追求永恒上与《卡拉马佐夫兄弟》一致，乐章之间的发展逻辑也和阿辽沙走向尘世最终超拔的精神历程一致。马三本来还有一个第七乐章“孩子告诉我”，因为六个乐章已经相当庞大，马勒便把它放到了第四交响曲中。马勒学者保罗·贝克认为，马勒的第四交响曲是在描述“超升至极乐净土的旅途”。“孩子告诉我”被放到了马四的最后一个乐章，在马四前面乐章死亡阴影的缠绕中，由孩子最终告诉我们极乐净土的终点在哪里。

“孩子”这个主题也是《卡拉马佐夫兄弟》反复关注的。伊凡痛心孩子的命运，不愿牺牲孩子建造人类命运的幸福大厦，佐西马长老临终前也回忆了童年对自己的巨大影响。小说也终结于孩子——伊留莎的葬礼：

“你们要知道，一个好的回忆，特别是儿童时代，从父母家里留下来的回忆，是世上最高尚、最强烈、最健康而且对未来的生活最为有益的东西。人们对你们讲了许多教育你们的话，但是从儿童时代保存下来的美好、神圣的回忆也许是最好的回忆。如果一个人能把许多这类的回忆带到生活里去，他就会一辈子得救。甚至即使只有一个好的回忆留在我们的心里，也许在什么时候它也能成为拯救我们的一个手段。”

小说在永恒纪念死去的孩子的齐声欢呼声中结束，也到达了一种光明超拔的境地。这和马三到马四所传达的精神是一致的。

马二、马三、马四被称为“魔术号角三部曲”，《儿童魔号》是普鲁士贵族艾克姆·冯阿宁和游吟诗人克莱门斯·布伦塔诺两人编辑出版的民歌集。马勒的弟子布鲁诺·瓦尔特说：“当马勒读到《儿童魔号》的时候，他仿佛找到了自己的根。”马勒将《儿童魔号》的歌词用于三部交响曲中，传达了人由死而生，追求超越性永恒的过程。马勒承认自己读过陀氏，也认为《卡拉马佐夫兄弟》是他最喜爱的小说。但在创作“魔术号角三部曲”的过程中，他并未提及陀氏及其小说的影响。不过艺术创作往往是非常神秘的，也许作者自己都没有意识到其他作品对自己的影响，也许像马勒和老陀这样对人类的终极命题有着敏锐感知和深刻思考的人，他们在用自己擅长的艺术形式表达时，总会走到同一条道路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