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学科建设是一种学术研究的架构设计，体现在既有坚实基础上展开具有目标性、前瞻性、开拓性及引领性的学科分类建设方针和策略之中，可有效支撑和推动学术研究的不断发展。这种设计、方针与策略很大程度反映在学术成果的产出及评价上；学术发展的有效性及其质量评价，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研究成果的发表与出版的数量和质量。因此，从《音乐艺术》和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这两个学术出版窗口，可探测上海音乐学院音乐学系学科建设及其发展的光谱。
关键词：学术出版；音乐学科；发展光谱；上海音乐学院
作者简介：洛秦（1958年生），男，上海音乐学院特聘专家、教授，江汉大学特聘教授，浙江音乐学院讲座教授，中国音乐史学会会长，音乐人类学E-研究院首席研究员（上海 200031）。
引言
1985年，笔者荣幸成为上海音乐学院（简称“上音”）硕士研究生，毕业后留校任教、留美与海归、教学与行政、科研与出版、退休返聘至今。笔者38年学术生涯是人生最重要且宝贵的时光，与上海音乐学院音乐学系的历史芳华如血溶于水，不可分离。
笔者既是上音音乐学系“局内人”，又是“局外人”，这是一种特别的状态。1998年海归返校工作，翌年调往《音乐艺术》，担任常务副主编20年。其间，前后担任上音科研处处长、音乐研究所所长及出版社社长。尽管如此，音乐学系始终是笔者的娘家，从未脱离过其教学与科研语境。因此，像笔者这样“似是而非”的“局外人”与“似非而是”的“局内人”亲眼目睹和亲身经历了音乐学系近40年的发展道路。正因为如此，本文试图通过《音乐艺术》和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这两个学术出版窗口，探测上音音乐学系的学科优势与学术特点。
一、成果统计所体现了的数量及其说明
（一）学科与《音乐艺术》
学科建设是学术研究的架构设计，体现在既有坚实基础上展开具有目标性、前瞻性、开拓性及引领性的学科分类建设方针与策略之中，进而有效支撑和推动学术研究的发展。这种设计、方针与策略很大程度反映在学术成果的产出与评价上。无论中外，学术发展的有效性及其质量评价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研究成果发表与出版的数量和质量。成果产出的数量是最直接的体现，而研究特点及其质量评价则是多维度和多层面的，其中对期刊论文的评估，不仅是研究成果本身特点与质量的体现，而且反映在成果所载期刊的等级上。
长期以来，《音乐艺术》是中国音乐界的“核心期刊”，在中文音乐学术期刊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和影响，这与上海音乐学院的学术地位是相匹配的。《音乐艺术》创办于1979年，是年年末出版了创刊号。1982年，上海音乐学院音乐学系成立，从此该系师生就成为《音乐艺术》的主要作者群体，持续至今。《音乐艺术》的品牌地位，与《音乐艺术》的办刊理念和编辑同仁的努力分不开，但更与上音音乐学系同仁们所作出的学术贡献戚戚相关。自1982年以来，上音音乐学的教学和研究人员在《音乐艺术》发表了大量的论文和译文，如图1和图2所示。
图1 音乐学教师及研究员在《音乐艺术》上的发文量（1982—2000)
图2 音乐学教师及研究员在《音乐艺术》上的发文量（2001—2022)
上述统计的范围大致为音乐学系及音乐研究所的教师和研究人员。其中，历年留校任教的青年教师和外单位调入本系的学者所发表的学术成果皆从入职时间开始计算；部分参与音乐学系教学的本院其他系部学者（音乐学专业出身的学者）或工作人员的学术成果亦计入统计数据。1982—2022年的40年间，《音乐艺术》共刊登音乐学成果约670篇，相关说明如下。
（1）数据以年为单位，含论文和译文，如1982年共刊载文章11篇，其中论文9篇、译文2篇。
（2）670篇文章中包括同一个题目（栏目）下的连载文章。其中一些文章，如钱仁康的《音乐语言中的对称结构》连载4期，洛秦的《音乐中的文化与文化中的音乐》连载5期，但每期连载的内容不同，以每期为一篇计；另一些长篇文章为同一个问题的分期刊载，则以一篇计；还有一些为一位作者在某一栏目下的持续性介绍，如黄婉在“我与音乐人类学：当下最关注的论题”栏目中连续对12位音乐人类学E-研究院研究人员进行的访谈录，此作一篇计。
（3）40年共产出670篇，平均每年约16.75篇，每期约4篇。
（4）40年间，每逢带“5”的年份前后都是论文产出的高峰期，如1985、1995、2005和2015年的论文发表数量虽不是绝对高位，但能呈现出十年一个高峰期的规律。1985—1986年、1994—1995年的数值较高，超过20篇，但其中包含了译文刊载量。因此，如译文不计入，上述4个10年一度的高峰期数值是基本稳定的。
（5）在2005年出现峰值，因为是年在上海市教委的支持和资助下，上海音乐学院成立了音乐人类学E-研究院，出版了一期“2005增刊”。在这本增刊中，上音音乐学系的E-研究院成员为当年音乐学系在《音乐艺术》上的文章总载量额外增加了7篇。
（6）1982—2002年，每年平均3—4篇译文，大多出自上音的音乐学翻译者，成为《音乐艺术》前20年的重要内容。2002年后，几位著名翻译家退休，国家调整了科研成果认定标准（译文不作学术成果），译文发表量急剧减少。
（7）1982—1988年，平均每年约73篇；1989—1999年，平均每年约56篇。其原因是：1982—1988年刊载的文章数量多、篇幅小，其中不少是篇幅不大的译文或介绍性文章；1989年后，文章的学术性加强，篇幅逐渐增加，译文逐渐减少，且不再刊登非学术性报道和信息。随着国家对人文学科研究的重视及评价标准的不断提高，万字以上的文章占据较高比例，致使2000—2009年间刊载量继续下降，平均每年仅约51篇。为了缓解发刊量受限的问题，《音乐艺术》增加了印张，因此2010—2020年，刊载量上升至平均每年76篇左右。
综上所述，《音乐艺术》年刊载量约64篇，即每期16篇，其中音乐学系在40年间每期都有约4篇的贡献。这一数据无疑是可喜的。另外，上音学报称《音乐艺术》而不是《上海音乐学院学报》，是因为从创刊之日起，上音就将其定位为中文音乐学术期刊，而不仅是上音师生发表论文的平台。《音乐艺术》作为国内最早创办的专业音乐学院学报之一，其作者与读者涵盖全国乃至国际音乐界。前20年，上音人每年在《音乐艺术》上出刊率不到40%，2000年以来，出刊率为25～30%。这种学术格局和眼光，在贺绿汀院长办刊之初、倪瑞霖先生掌门之际、笔者在任期间，以及由廖昌永院长为主编的多年以来，一直是《音乐艺术》的办刊原则。但就是这平均每期仅4篇的发表量，也能呈现出上音音乐学系学科建设的光谱和色泽。
（二）学科与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
学术研究成果的出版是学科建设及其发展的另一项评价指标。贺绿汀老院长在世时，就希望上海音乐学院能有一家自己的音乐出版社。2003年，在时任院领导的党委书记张止静、院长杨立青、副院长徐孟东，以及周小燕、陈钢、俞丽拿等著名教授的努力下，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获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批准筹建。笔者十分有幸成为出版社的创办者，并在社长兼总编的岗位上工作了15年。20年来，上海音乐学院在音乐学术论著方面的出版取得了卓著成就。据初步统计[1]，截至目前，音乐学系约有一百余种[2]出版物是由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为主的出版机构出版问世，具体书目在后分述。
二、统计成果的学术内涵分析
成果数量只是一个方面，而统计成果的内容及其特点与影响力则是推动学术发展的重要因素。
（一）“钱仁康现象”及对“钱学”的研究
1982年上海音乐学院音乐学系成立，钱仁康（1914—2013）先生任主任，兼任音乐研究所所长。截至2008年，钱仁康先生仅在《音乐艺术》上就发表文章（含译文）69篇，可谓学术泰斗、学富五车，令后学敬仰。他在《音乐艺术》上刊发的学术成果，足以体现其对上音音乐学系学科建设和发展，乃至整个中国音乐学学科建设和发展的巨大贡献，遂形成音乐学界的“钱仁康现象”。其中，重要的论文有《“似倒而顺”的回文诗和回文曲》《同气连枝的回旋歌、回旋诗和回旋曲》《与中国古典诗歌格律脉脉相通的西方传统音乐》《玉笛飞声传四海——为贝特该所译中国古诗谱曲的外国歌曲》《〈大地之歌〉歌词溯源》《杜鹃文学在音乐中的反映》《“双拽头”和“双拽尾”》《句句双 天下同》《黄自的生活与创作》《【老八板】源流攷》《〈魏氏乐谱〉考析》《论顶真格旋律——中外曲式共同规律之一》《音乐语言中的对称结构——中外曲式共同规律之二》《贝多芬音乐作品中的民歌主题》等。钱仁康先生是“学堂乐歌”研究专家和开创者，除发表《学堂乐歌是怎样旧曲翻新的》等文章外，还出版了《学堂乐歌考源》一著。为此，2001年第四期《音乐艺术》为该著举行专题研讨会，并刊载了其《学堂乐歌借用曲调的“源”和“流”——在〈学堂乐歌考源〉出版座谈会上的发言》一文。
关于“钱仁康现象”，上音音乐学系先后举行多次“钱学”研讨会，开展对“钱学”的研究。《音乐艺术》也给“钱学”研究提供了相当的版面。例如，2015年第1期设有“纪念钱仁康先生百岁诞辰特别栏目”，刊载钱亦平《音乐分析，学海津梁——学习家父钱仁康先生怎样作分析》、王丹丹《赏乐美文，趣达雅致——记钱仁康先生的“音乐欣赏”研究》、韩锺恩《钱仁康猜想并依此引发两个音乐学写作问题》、洛秦《一位音乐人类学多元文化理念的实践大师——论钱仁康宽广的研究领域、多元的学术理念、深厚的人文精神》、赵维平《钱仁康先生的中国音乐研究——兼谈钱先生的学品与人品》、孙国忠《钱仁康先生的西方音乐研究对我们的启示》、郭树荟《让音乐成为理论阐释的始终——再读钱仁康先生关于中国传统音乐的研究》、钱仁平《“词语描绘”及其整体结构作用——钱仁康音乐文献导读之二》等一批“钱学”研究新成果。
笔者曾在文中指出，钱仁康先生是音乐界的“泰山北斗”，一位音乐百科全书式人物，其学术成果包括：专著；主编、编注、校订和参加撰稿的图书；报刊文章；为图书、曲谱作序；译著、译文；译词配曲；译注或解说外国音乐教材和外国音乐作品；音乐创作；翻译古谱。上述学术成果不仅在书写体裁和形式上无与伦比，而且所涉及的题材、内容更是无人可及。其研究、探究涵盖音乐学术的各个领域，涉及古今中外的所有音乐问题，充分体现了其宽广的学术视角。但将钱仁康先生称为“一位音乐百科全书式人物”，并不能充分体现其学术地位和价值。“百科全书”是一种工具书，只是“工具”。如果将钱仁康先生的研究成果视为“钱学”，那么学习的视角不只能止步于其研究领域、方向、内容及文体或形式的思考，更应探寻其蕴含在研究成果中的学理和思想，特别要探究其学术精神。通过不同途径认识和理解钱仁康先生的学术精神，同仁们曾有不少论述。笔者梳理了钱仁康先生研究中尚未引起大家关注的内容，而实质上又是至关重要的领域，即音乐人类学多元文化思想的理念及其实践，藉此学习钱仁康先生高瞻的学术精神和博大的音乐人文思想。[3]
钱仁康先生的绝大部分著作都出版于上海音乐出版社，即其曾兼职副总编的出版社。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成立后，笔者荣幸地为钱仁康先生出版了两部非常有价值的著作：《莫扎特书信集》和《请君试唱前朝曲：碎金词谱选译》。
关于“钱学”的研究，学术界已有大量成果，特别是其女钱亦平教授和外孙女王丹丹教授的总结最为完整和全面，已形成“钱学”研究的基础。今年正值钱仁康先生逝世十周年，在此怀念先生的高尚人格，敬仰先生的学术伟绩。
钱仁康：中国音乐理论家
（二）中国音乐史学研究重镇
参照学者年龄和资历，依据在《音乐艺术》上发表成果的影响力、学界参与度等因素选择论述内容。在中国音乐史学研究领域，“重写音乐史”这一话题已成为一个符号，其发生地就是《音乐艺术》。
“重写音乐史”与中国近现代音乐史学
“重写音乐史”源于“重写文学史”的影响，最初的呼吁者为戴鹏海先生。从1982年的《让历史作证——写在〈黄自年谱〉前面》到2011年的《才华出众，命途多舛，英年早逝，呜呼哀哉！——〈陈田鹤音乐作品选〉代序》，戴鹏海在《音乐艺术》上发表了16篇宏文佳作，对一批音乐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作曲家，展开年谱行状的分析和研究，为后人留下了丰富的学术财富。其中影响最为深远的就是《“重写音乐史”：一个敏感而又不得不说的话题——从第一本国人编、海外版的抗战歌曲集及其编者说起》。该文在《音乐艺术》2001年第1期刊出之后，掀起一阵“重写音乐史”浪潮。作为此话题当事人之一的汪毓和先生撰文《关于“重写音乐史”——读〈“重写音乐史”：一个敏感而又不得不说的话题〉之后》（载《音乐艺术》2001年第2期）予以回应。翌年，戴鹏海先生发表了《还历史本来面目——20世纪中国音乐史上的“个案”系列之一：陈洪和他的〈战时音乐〉》；是年，汪毓和先生又撰写了题为《戴鹏海文章〈还历史本来面目〉读后感》的回应文章。与此同时，陈聆群先生积极参与讨论，在同一期《音乐艺术》上发表了《为“重写音乐史”择定正确的突破口——读冯文慈先生提交中国音乐史学会福州年会文章有感》（载《音乐艺术》2002年第4期）。受此影响，当时音乐学界多位重量级学者在各音乐期刊上围绕“重写音乐史”展开了大规模的探讨。历经20年，“重写音乐史”至今余波未息，且处于不断推进之中。目前所见最为全面地论述和分析“重写音乐史”这一论题的文章，是冯长春教授的《艰难的突围——“重写音乐史”史学思潮的回顾与思考》[4]。该文对“重写音乐史”进行了系统梳理和深刻分析，并提出前沿性展望。笔者也响应“重写音乐史”的呼吁，发表了《叙事与阐释的历史，挑战性的重写音乐史的研究范式》（载《音乐艺术》2014年第1期）一文。
陈聆群先生不仅是“重写音乐史”论题的积极参与者，更是“重写音乐史”的开拓者。其在《音乐艺术》先后发表了17篇相关论文，除上述《为“重写音乐史”择定正确的突破口》外，对学界影响力甚大的还有《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研究在20世纪》《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研究在上海音乐学院》，以及关于萧友梅、曾志忞等音乐家的相关研究。
“重写”的关键是要解决两个“传统”并存与古今衔接的问题。在《为“重写音乐史”择定正确的突破口》一文中，陈聆群先生认为，“中国近现代音乐的历史，是从世界进入资本主义时代，继而兴起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以来，中国的民族音乐文化在社会大变革和西方文化与音乐的影响下，向着近现代化转型的历史。在此历史过程中，一方面，中国固有的传统音乐出现了不同于古代的流布嬗变态势，形成了各民族多系统音乐的歌种、曲种、剧种、乐种纷繁迭出的新格局；另一方面，又产生了更直接地接受西方文化和音乐的影响、与传统音乐不同而又有着深刻联系的新音乐文化。只有完整反映不断变革中的传统音乐和不断发展中的新音乐这两个方面（即两个并存的传统）的历史内容，才能构成一部完整的中国近现代音乐史。”这段高屋建瓴的论述为“重写音乐史”指明了方向，陈聆群先生也成为该论题的重要倡导者和推动者。笔者综合并总结了其整体研究，曾在《音乐艺术》上撰文指出：“陈聆群先生是一位中国近现代音乐史学科建设'基本问题’的奠基者，不断反思求索的开拓者。”[5]
后辈学者，包括洛秦、冯长春、戴微、金桥、王勇、肖阳等，接过师门的衣钵，各自就不同研究主题不断继承和拓展各自领域的学术传统。
在中国音乐史学研究领域，上音音乐学系的教师和研究人员出版的主要成果有戴鹏海选编《丁善德音乐论著集》、陈聆群《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研究在20世纪》《八十回望——我的音乐历程》《岁月悠悠：我在上音的学教散记》、冯长春《中国近代音乐思潮研究》、编著《乐之道——中国当代音乐美学名家访谈（附DVD）》（合作者罗小平）、主编《交汇与交流——中国近现代音乐史学高层论坛文集》、洛秦和陈晖编《陈田鹤音乐文集》等。
2.敦煌乐谱解译及古谱学
音乐学在中国乃至国际学界最为人瞩目和最具影响力的领域之一，是敦煌琵琶谱研究。尽管最早发现与提出研究的人是日本学者林谦三，但真正具有开创和突破性研究的是上音音乐学系的学者。
在1982年及此后的六年间，叶栋先生在《音乐艺术》共发表六篇关于敦煌乐谱的文章，其研究成果及其译谱一度被媒体奉为“破译”了千年来的唐乐“天书”。尽管其系列成果在当时尚不完美，但这些成果唤起了学界“解译”敦煌琵琶谱的极大热情。上音学者曾在《音乐艺术》上发表了大量关于这一领域的研究成果，如陈应时、应有勤、孙克仁、夏云飞、林友仁、赵维平的研究成果（另有唐朴林、张长彬和英国学者韦满易的研究成果）。
对该领域的最大贡献者是陈应时先生，他曾在《音乐艺术》上发表了25篇论文，其中七篇就是关于敦煌乐谱研究的成果——《敦煌乐谱新解》《敦煌乐谱新解（续）》《读〈敦煌琵琶谱写卷原本之考察〉》《敦煌乐谱“掣拍”再证》《敦煌乐谱“掣拍”补证》《中日琵琶古谱中的“、”号——琵琶古谱节奏解译的分歧点》《敦煌乐谱同名曲【倾杯乐】的旋律重合》。陈应时先生提出了“掣拍说”，其《敦煌乐谱解译辨证》是迄今有关敦煌乐谱最有说服力的成果。尽管这篇文章的发表并不意味着这一领域的研究任务已经完成，“天书”并没有完全被“破译”，但陈应时先生的贡献极大地推进了敦煌乐谱的研究。此外，陈应时先生还在《音乐艺术》上刊载了关于中国古代乐律学研究的文章，同样是该领域最重要的贡献，特别是在“琴律学”研究领域。
陈应时与陈聆群二位先生都是笔者非常亲近且崇敬的老师。笔者曾这样表述：二位陈先生有着两种完全不同的学术风格，可以说是两种治学方法的典范。他们的学术道路既是各自性格、才华、素养、眼界、品格的写照，也更是20世纪下半叶以来中国音乐及其社会、政治的风风雨雨、跌宕起伏的历史印迹。能否以个人的感悟各用一句话来表述二位先生赋予中国音乐史学的意义呢？前文笔者已对陈聆群先生做了评价，而对于陈应时先生，在笔者看来，他是一位中国古代乐律学及古谱研究“终极问题”的挑战者，永无止境探疑的证实者。[6]
在古谱研究方面，赵维平教授是该领域的重要继承者，其在上音创建了“中国与东亚古谱研究中心”，还获得了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重大项目“中国传统音乐古谱研究”的立项。音乐学系教师在敦煌乐谱解译及古谱学方面出版的著作主要有陈应时的《中国乐律学探微》《敦煌乐谱解译辨证》《琴律学》。
3.唐宋音乐研究
另一个标志性研究领域为唐宋音乐研究。如前文所述，钱仁康先生不仅是西方音乐研究的大家，而且是中国音乐研究泰斗，其成果中有关于唐宋音乐宫调和曲牌的文章。沈知白先生同样学贯中西，其关于中国音乐史系列的研究，特别是《中国戏剧中的歌舞及演技》的相关论述，都为后来的唐宋音乐研究奠定了重要基础。赵维平教授为中日音乐研究的著名学者，也是众所周知的唐代音乐研究专家，在《音乐艺术》上发表的近30篇文章，其中大部分涉及唐代音乐。近年来，赵维平主要聚焦于丝绸之路音乐的论题。
在宋代音乐研究方面，上音具有深厚传统，并在现代学术语境中不断地发扬和拓展。上音的宋代音乐研究涉及宋代乐律学、俗字谱、浙派古琴、姜白石、宫廷音乐制度、临安音乐世俗化、笔记音乐史料等领域。如果将宋代音乐研究的源头追溯到萧友梅的博士论文《至17世纪的中国乐队史研究》，那么这一领域的研究在上音已有百年的历史与传统，其研究者有龙榆生、钱仁康、沈知白、夏野、梁燕麦、陈应时、刘明澜、金建民、赵维平、戴微等，他们都撰写过宋代音乐研究的相关文章。特别是新生代学者于韵菲和黄艺鸥，以宋代音乐为题获得国家研究项目，并荣获科研奖项。洛秦作为目前宋代音乐研究的主要组织者，发表众多文论，并召集“音乐宋人们”共同努力，主编出版了两套较大篇幅的宋代音乐研究文集和专著，共有23种之多。
在唐宋音乐研究方面，上音音乐系教师出版的主要著作有赵维平《中国古代音乐文化东流日本的研究》《第五届中日音乐比较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第十二届中日音乐比较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于韵菲《【愿成双·赚】谱研究》、黄艺鸥《北宋音乐编年史》、洛秦主编《朱熹音乐研究文论集》《宋代音乐研究文论集》（11卷）、《宋代音乐历史研究与文化阐释文库》（12卷）、《中国历代乐论》（8卷9册，王小盾审订）等。
4.琴乐研究
如今琴学已成为显学，但在上音音乐学系中却始终有其固有的学术传统。著名琴家林友仁先生对于琴学研究具有深远影响，其《琴乐考古构想》《在谱式的背后——对中国古谱的再认识》等论文，充分体现出在其琴学研究中，表演实践与思辨理论的高度结合。刘明澜教授的研究虽主要集中于词乐，但也涉及琴乐研究。演奏家戴晓莲在古琴打谱及其研究方面贡献了自己的智慧。该领域最有影响力的人物是集优秀琴家与音乐史学家于一身的戴微教授，其琴派、琴社、琴谱、女性琴家研究都是学界的标志性成果。总之，《音乐艺术》所刊载的约30篇上音琴学研究成果，充分体现出表演实践与学术研究并重的学术特色。
无论是“重写音乐史”、中国近现代音乐史学建构，还是古谱、乐律学、唐宋音乐及琴学研究，均呈现出上音音乐学系中国音乐史学的建设特色，在国内外音乐学界中，具有鲜明的学术特点。萧友梅、沈知白、钱仁康、夏野、戴鹏海、陈聆群、陈应时、林友仁、刘明澜、应有勤、赵维平、洛秦、戴微、冯长春、金桥、于韵菲、黄艺鸥、肖阳等一大批学者致力中国音乐史学传统，使上音的中国音乐史研究具有明显的优势和较大的影响力。1985年，中国音乐史学会建立，夏野、陈聆群、陈应时曾历任副会长，校友戴嘉枋曾任会长，洛秦现任会长，冯长春现任副会长。
（三）西方音乐与美学研究
将音乐作品分析与西方音乐史及音乐美学归并在一起论述。
“钱学”分析范式的传统及其发展
钱仁康先生为音乐作品分析创建了“钱学”范式，钱亦平教授及其团队则将这一分析范式发扬光大，成为中国音乐学界在该领域最重要的研究与教学团队。该团队的成果刊发在全国各大音乐期刊上，《音乐艺术》只反映出其中的一部分，但也可见一斑。例如，钱亦平教授在《音乐艺术》上发表了18篇文论，其中有关于歌剧中的回旋曲式、20世纪下半叶音乐语言特点及结构类型、音乐学系分析学科建设等方面的研究，特别是关于钱仁康先生的学术成就总结和大量关于著名作曲家作品（如古拜杜林娜、桑桐、丁善德、王建中等作曲家的作品）的研究，堪称该领域的重要成果。陈鸿铎教授的重要文章有7篇（其中包括利盖蒂音乐作品研究）；王丹丹教授有众多研究成果，如关于西方音乐体裁发展概要及体裁研究的意义等共有7篇，充分体现出了对“钱学”范式的继承和发扬；李小诺教授有关于音乐结构（如拱形结构）与心理学（如心理平衡效应）的研究；邹彦教授有以表演为切入点的贝多芬奏鸣曲研究；王瑞教授有关于音乐语言及其结构逻辑的研究；以及其他年轻学者（如鲁瑶、严逸澄、杨珽珽等）也有相关的音乐作品研究。此外，杨燕迪教授关于20世纪西方音乐分析理论述评的长文也是这一领域的重要成果。据统计，除钱仁康先生的成果外，以钱亦平教授领衔的“钱学”作品分析团队在《音乐艺术》上至少贡献了近60篇文论，成为国内音乐学界的一面旗帜。“钱学”作品分析团队出版的学术专著有钱亦平《音乐分析、学海津梁》《音乐作品分析》《音乐作品分析简明教程》、钱亦平和王丹丹《西方音乐体裁及形式的演进》《曲式发展史》（出版中）、王丹丹《巴赫〈b小调弥撒〉音乐风格研究》、陈鸿铎《利盖蒂结构思维研究》、李小诺《拱形音乐结构之研究》、邹彦《论古典奏鸣曲式的形成》《阿班·贝尔格音乐作品中的回文结构》等。
2.西方音乐史研究与译介
“钱学”范式不仅在于音乐分析，而且也体现在西方音乐史研究上。前者以音乐结构及其语言的形态分析为主，后者则主张在历史语境中研究考察作品与作曲家的关系及作品的历史意义，两者是不分家的。上音的西方音乐（史）研究和分析已体现出这样的特点。在该领域，除泰斗钱仁康先生外，其他学者如谭冰若先生、沈旋先生、杨燕迪教授、孙国忠教授等，也都有丰富的学术成果。杨燕迪教授在《音乐艺术》上发表了30余篇论文、深度书评和译文；孙国忠教授是西方音乐史研究的重要学者，以马勒研究最为突出，先后在《音乐艺术》上发表关于论马勒的交响思维、当代西方音乐学的学术走向等10余篇；伍维曦教授亦是西方音乐史研究的重要成员，其成果丰硕，在《音乐艺术》上刊文8篇，涉西方中世纪圣乐与中外作曲家评述；梁晴教授以梅西安音乐研究，以及瓦列兹和周文中音乐作品研究为重点，发表论文近10篇；另有王旭青、徐璐凡、甘芳萌等年轻学者也有大量相关研究成果发表。
在西方作曲家及其作品的译介方面，一批著名音乐翻译家，如汪启璋、顾连理、吴佩华、陈本谦、汤亚汀、姜丹、杨燕迪等教授，功不可没，40年间约完成了160余篇译文。其中，使人印象深刻的是持续多年的“歌剧之页”栏目。该栏目介绍了大量西方著名歌剧作品，同时发表了一大批高质量的学术译文，极大地推动了上音乃至中国的西方音乐史学研究的发展。杨燕迪教授作为西方音乐史学会会长，在上音工作期间，为本领域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上音音乐学系在西方音乐史研究与译介方面出版的专著有：钱亦平《百岁乐人钱仁康影集》、钱亦平和杨燕迪主编《外国音乐研究卷》、王丹丹《巴赫〈b小调弥撒〉音乐风格研究》《西方音乐史习题集》、沈旋、梁晴和王丹丹《西方音乐史导学》、杨燕迪《音乐的人文诠释》《音乐解读与文化批评——杨燕迪音乐论文集》、杨燕迪主编《谭冰若先生纪念文集》、伍维曦《纪尧姆·德·马肖的圣母弥撒》、金毅妮《西方管弦乐法发展史中的三个阶段和三种风格》、杨燕迪翻译的《音乐史原理》《音乐美学观念史引论》《作为戏剧的歌剧》等。
3.音乐美学的聆响与言说
音乐美学研究是上音重要的学术传统，且独树一帜，也是中国音乐美学的主要学术阵地。叶纯之和蒋一民的《音乐美学导论》是上音该学科建立的标志。之后的重要旗帜人物即为韩锺恩教授的“韩学”体系及其团队。笔者命名或杜撰为“韩学”并不为过。根据中国知网数据统计，韩锺恩教授发表论文100余篇，其中的22%载于《音乐艺术》，重要论文有《意向存在作为音乐意义的形而上显现》《非临响状态：在沉默的声音中倾听声音——由声音引发音乐文化发生问题讨论》《音乐美学学科宣言》等。韩锺恩教授及其团队不仅勤奋、高产，而且其研究风格独特鲜明，具有不可复制性。其中，孙月副教授关于音乐叙事结构和音乐美学的哲学基础研究较为突出。在《音乐艺术》上所刊发约40篇学术论文，构成了鲜明的“韩学”音乐美学特色。韩锺恩教授曾任中国音乐美学学会会长，开创了中国音乐美学的“聆响与言说”的叙事与书写风格。上音音乐学系在音乐美学领域的学术成果还包括杨燕迪教授、冯长春教授的音乐美学研究，郭树荟教授的中国音乐美学研究，杨赛研究员的中国古代音乐美学文献研究。
上海音乐学院音乐学系出版的音乐美学专著有韩锺恩《音乐意义的形而上显现并及意象存在的可能性研究》《守望并诗意作业·韩锺恩音乐文集》《音响诗学的古典钩沉与今典考掘：韩锺恩音乐美学与当代音乐研究文论》《音乐学写作》《声音经验的先验表述》《文献研读与研习》《音乐美学与音乐作品研究》《音乐人文叙事100则》，韩锺恩主编《音乐美学卷》《音乐学理论研究卷Ⅰ》《乐正声和——〈文汇报〉特约上海音乐学院音乐专业评论集》《音乐学写作工作坊十年集》（3卷）、《瓦格纳与〈尼伯龙根指环〉》《循着悲情肖邦的步履遥望肖邦悲情：于润洋〈悲情肖邦〉并肖邦相关问题专题研讨会文集》《上海音乐学院音乐学系建系三十周年文集》（与袁祖华合作）、孙月《音乐意义存在方式并及真理自行置入艺术作品的形而上学研究》、吴佳《感性声音结构并审美判断形成的感性契机研究》等。
（四）音乐人类学的中国经验
上音的音乐学研究具有继承传统、不断开拓的特点，如上音的音乐人类学就具有这样的特点。这一学科在中国的发展及其影响力主要体现在音乐人类学E-研究院（下称E-研究院）与中国仪式音乐研究中心（下称仪式中心）的建设工作中。两个研究基地分别建于2005年和2007年，作为专事“音乐人类学”的研究机构，其建立和发展得益于国内外许多著名学者加盟支持。曾任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音乐人类学系主任的李海伦（Helen Rees）、美国威斯理安大学音乐人类学系主任郑苏、美国密歇根大学音乐系主任林萃青（Joseph Lam）、中国香港中文大学教授曹本冶、中国台湾大学教授沈冬、中国传统音乐学会原会长乔建中、中央音乐学院教授杨民康和宋瑾、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薛艺兵等，他们都不同程度参与了本学科的研究和教学。如今，该团队的大量学术成果，以及教学的体系化、课程建设的完整性、教材配套的系统性、基地依托和成果产出与人才培养等方面，都已成为国内学界公认的音乐人类学的标志性旗帜。研究领域包括曾担任仪式中心主任的曹本冶先生的“思想与行为”的仪式音声研究；E-研究院首席研究员洛秦教授的“中国实践与中国经验”及其反思的理论与方法；现任仪式中心主任萧梅教授的音乐人类学实地考察/声音民族志/表演理论等；汤亚汀教授的西方音乐人类学理论、犹太音乐在中国及上海城市音乐的历史研究；黄婉教授的韩国“音乐飞地”与族性的跨国“表演”研究；徐欣研究员的草原声音生态研究；张延莉研究员的评弹音色与基于多点田野考察的民族志视角研究等。仅上述六位成员在《音乐艺术》上发表的相关论文有近百篇，如果加以上音音乐学系参与E-研究院、仪式中心的研究成果计算，相关论文将增至130余篇（不含校外成员）。基于学术成果及其影响，该团队先后承担了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一项、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项目六项、教育部课题两项、参与教育部重大课题两项。同时，该团队也是上音参与国际学界活动频率及程度最高的学术群体。
该团队出版的音乐人类学学术专著有曹本冶《仪式音声研究的理论与实践》《思想～行为：仪式中音色的研究》、曹本冶和洛秦《Ethnomusicology理论与方法英文文献导读》（四卷）、《Ethnomusicology理论与方法英文文献导读（续编）》、曹本冶主编《大音（第一卷）——音乐学、宗教学、人类学之间的对话》《中国仪式音乐研究——华南卷（附1DVD）》《中国仪式音乐研究——华东卷（附1DVD）》、洛秦《音乐人类学的中国实践与经验的反思及其理论和方法》《音乐中的文化与文化中的音乐》《街头音乐：美国社会和文化的一个缩影（修订版）》《音乐人类学的理论与方法导论》《学无界 知无涯——释论音乐为一种历史和文化的表达》《世界音乐人文叙事及其理论基础》、翻译《音乐图像学的理论与实践——艺术中的音乐》《八个城市的音乐文化：传统与变迁》（与秦展闻合作）、主编《启示、觉悟与反思》（五卷）、《心与音的对话》（四卷）、《音乐人类学的理论与实践文库》（19种）、《西方音乐人类学经典译丛》（12种）、萧梅《田野的回声——音乐人类学笔记》《中国大陆1900—1966民族音乐学实地考察——编年与个案》、主编《丝绸之路上的抱弹类鲁特：理论与实践的互动，从古代到当代表演：英汉对照》（与韦慈朋合作）、汤亚汀《音乐人类学：历史思潮与方法论（修订版）》《城市音乐景观》、翻译《民族音乐学研究31个论题和概念》。
（五）东方音乐研究
王光祈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东方乐制之研究》《东方民族之音乐》中，已开始向国人介绍东方音乐，但系统性地将东方音乐作为研究对象和教学内容的是上音先辈沈知白先生。赵佳梓教授曾撰文说：“关于从事东方音乐研究的范围，沈知白先生曾经设计了一张路线图，要求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或一个地区地开展实地考察，收集、整理资料。路线图是从印度开始的。他说：印度是东方的文化古国，历史悠久，音乐特点显著，且对亚非许多民族音乐有重要影响；研究印度音乐，对了解古西域文化的渊源和流向也是十分重要的。然后是日本、朝鲜半岛、东南亚，之后是西亚及北非阿拉伯地区，再后是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最后是拉丁美洲各国。”[7]自此，上音开启了规模性的东方音乐研究。罗传开先生被誉为最早在东方音乐译介和研究方面具有重要贡献的学者，其先后发表50余篇相关文论，仅在《音乐艺术》上就有9篇。另一位在这一领域具有贡献的是赵佳梓教授，其研究涉及日本、印度、巴基斯坦、印尼和阿拉伯的音乐，尽管在《音乐艺术》上刊载的文章不多，但对上音音乐学系的东方及世界音乐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此外，曾在上音工作的饶文心教授对印尼佳美兰音乐也有不少研究。当下，该研究领域重要的主持者为赵维平教授，其以唐代为轴心，从历史的角度，通过陆地“丝绸之路”涉足印度和中东音乐；由海上“丝绸之路”延伸至日本、朝鲜半岛及越南音乐，主要成果有《唐代音乐重构的基础与可能性——写在“丝路之乐·唐韵回响”音乐会之后》《我国丝绸之路上古乐谱的产生与消亡原因探究》等。黄婉教授的音乐人类学研究中涉及日本、韩国音乐；吴洁博士后的研究是关于“胡乐”与周边国家的关系及西域木卡姆音乐等。上述成果都为东方音乐研究增添了丰富的新内容及视角。上音音乐学系在东方音乐研究方面出版的专著主要有赵维平《中国与东亚音乐的研究》和《中国与东亚诸国的音乐文化流动》。
（六）中国传统音乐与器乐研究
中国传统音乐理论研究可追溯到萧友梅先生，另外，贺绿汀老院长也十分重视该领域的研究。上音音乐学系的前身是民族音乐研究室、民族音乐理论系。1982年上音音乐学系成立时，仍保留着民族音乐作曲与理论专业，使得音乐学研究领域始终持续不断发扬中国传统音乐研究的优势。夏野先生的戏曲音乐研究是该领域早期的重要成果。笔者在《音乐艺术》撰文指出：夏野先生1959年出版的《戏曲音乐研究》作为中国第一部专门论述戏曲音乐的学术专著，其中的声腔分类和唱腔音乐体制分类对中国戏曲音乐理论界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为戏曲音乐研究提供了最初的理论框架，这也是夏野先生戏曲音乐研究成果的集中体现，其意义及影响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该书标志着“戏曲音乐研究”已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使传统戏剧舞台上的“唱”从“自在”进入“自觉”状态，使人们对戏曲音乐唱腔的认识从感性上升到了理性的高度，也使学者对戏曲音乐的研究从局部分析扩大至整体探究，因此《戏曲音乐研究》具有开拓性意义。二是，尽管将中国戏曲剧种按照声腔分类并不是从夏野先生开始的，周贻白先生《中国戏曲声腔的三大源流》已将近代几十个剧种的声腔分别归纳到昆腔、高腔及梆子腔三大源流，但周贻白先生的研究是以戏曲剧种源流为出发点的，对于戏曲音乐并未作深入研究；而夏野先生则从音乐本体的角度出发，首次将全国300多个剧种的音乐按声腔特点作了昆腔、高腔、梆子腔和皮黄腔四大类的划分。三是，这四大声腔类别的划分，是夏野先生在深入调查研究中国近代300多个剧种音乐的基础上，按声腔特点加以比较、总结后得到的结论，其中“联曲体”“板腔体”“综合体”三大唱腔体制的分类更是夏野先生对不同唱腔结构加以提炼、概括的结果。总之，《戏曲音乐研究》提出的“声腔分类法”“唱腔体制分类法”以及其他学术观点对中国戏曲音乐理论界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8]戏曲音乐研究的前辈学者还有刘国杰教授，其在二簧腔的源流问题、“主宰音程关系”等方面皆有建树。
王璨教授作为上音音乐学系曲艺音乐研究专家，对南北之声、正反之腔及人文环境中的弹词音乐特征的研究，也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江明惇先生以“汉族民歌”研究著称于世。二位先生在《音乐艺术》上均有论文发表。黄允箴教授的重要研究成果在于对汉族人口的历史迁徙和南方汉族民歌色彩格局研究，其在《音乐艺术》上发表的三篇论文涉及民歌缘起、传播与功能，对学界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目前，中国传统音乐与器乐研究领域最重要的研究者为郭树荟教授，其研究领域广泛，数十篇论文涵盖传统器乐合奏、传统音乐美学及当代音乐创作，其在《音乐艺术》上发表的论文有十余篇。另外，郭树荟与黄允箴、王璨合著的《中国传统音乐概论》，也以新的视角叙述了中国传统音乐。
萧梅教授同时兼顾音乐人类学与中国传统音乐研究，曾任国际传统音乐学会执委及中国国家委员会主席，现任中国传统音乐学会会长，其在学术研究、教学实践、引领团队等方面都体现出深厚的学术功底。其成熟的田野考察和民族志方法，特别是多种新兴研究范式的运用，如生态、影像、表演及景观等范式，极大地推进了中国传统音乐研究的发展。该领域的团队核心人物之一刘红教授，在仪式音乐研究方面有较多著述；新生代学者中张玄教授的成果颇丰，近年来发表文章十余篇（其中在《音乐艺术》发布多篇），如《论传统叫卖调艺术存续中的音乐符号重构》《论以表演为介入点的戏曲音乐形态研究》等。更年轻的学者如江山、邓姝等，对中国筝派及其特色、民歌调式类型及地理分布、传统戏曲锣鼓的音乐形态等方面的研究都为萧梅团队的建设作出了贡献。
目前，已出版的中国传统音乐与器乐研究专著有乔建中《土地与歌——传统音乐文化及其地理历史背景研究》、黄允箴《纵横民歌时空》、刘红《乐于仙俗——刘红音乐论文集》、黄允箴、王璨及郭树荟《中国传统音乐导学》、乔建中主编《中国传统音乐卷》、黄允箴主编《中国传统音乐研究卷Ⅳ》、萧梅主编《中国传统音乐表演与音乐形态关系研究》、郭树荟主编《中国传统音乐》、张玄主编《聆戏者说：戏曲音乐论文集》、洛秦主编《中国传统音乐学会三十年论文选（第二卷）》等。
（七）蔡元培、萧友梅与国立音乐院及“音乐上海学”
关于校父人物蔡元培、萧友梅及国立音乐院-国立音乐专科学校的研究始终是学界重要的研究内容。在此基础上，笔者提出了“音乐上海学”的概念，并将其范畴扩展至相关的城市音乐研究领域，经过约20年的积累，现已呈现出令人欣喜并广受关注的学术现象。
2002年《音乐艺术》第1期和第4期，先后刊载了笔者与林华先生合作、之后又与钱苑、林华及徐孟东三位教授合作的纪念国立音乐院首任院长蔡元培先生的文章。文中援引林语堂先生对蔡元培的评价：“蔡先生就是蔡先生，这是北大同人的共感；言下之意似乎含有无限的爱戴及尊敬，似乎说天下没有第二个蔡先生。”蔡元培先生是提出“美育”思想的第一人，其《以美育代宗教说》《二十五年来中国之美育》《文化运动不要忘了美育》等都指出，“人人有感情，而并非都有伟大而高尚的行为，这是由于感情推动力的薄弱。要转弱为强，转薄而为厚，则有待于陶养。陶养的工具是美的对象，陶养的作用叫美育。”蔡元培先生以“美育”推动中国教育改革和作为新文化运动的重要思想，对中国近现代音乐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其最大的功绩是慧眼识伯乐。1927年，蔡元培先生任南京国民政府大学院院长，积极支持萧友梅南下上海，实现其多年来建立“音乐院”的心愿。是年11月27日，中国第一所高等音乐学府——国立音乐院正式成立。[9]自此，开启了中国音乐现代化进程，也才有了今天的上海音乐学院。
对如今的“上音人”而言，整理和研究前辈的珍贵文献、总结上音校史的意义是责无旁贷的工作。关于国立音乐院的创建者萧友梅先生的文献整理及其历史功绩的评述从未间断过，其中陈聆群先生的贡献最大。笔者有幸作为主编之一，参与了陈聆群先生主编的《萧友梅全集》（第一、二卷）的编撰和出版工作。《萧友梅全集》已成为萧友梅研究的最为重要文献。同时，金桥教授的《萧友梅对于中国音乐教育的贡献》亦是萧友梅研究的重要成果，其还在《音乐艺术》上发表了关于萧友梅早期创作的评论文章。王勇教授曾以萧友梅在莱比锡的留学生涯为题进行专题研究。笔者的《音乐1927叙事——国立音乐院（今上海音乐学院前身）诞生中的中国历史、社会及其人》，主要论述萧友梅创办国立音乐院的过程及其社会背景。张雄先生在整理上音图书馆校史资料过程中，开展了关于萧友梅和国立音乐院—国立音专的系列研究，如关于萧友梅逝世的史料、齐尔品与国立音专等，还与洛秦、钱仁平一起编辑出版了《国立音乐院-国立音乐专科学校图鉴（1927—1941）》《音·国立音乐院-国立音乐专科学校院校刊集》，另与洛秦合作发表了关于“校刊集”的历史沿革及其意义的文章。
陈聆群先生曾撰文提出“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研究在上海音乐学院”的议题，指出：为建设好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研究这门学科，上音应充分发挥其独具的优势，加强历史文献资料的发掘、汇集、梳理和珍藏工作，要成为该学科的重要文献资料基地；同时，希望上海音乐学院将科研重点（包括本学科在内）定位于上海音乐文化发展的历史与现状及其未来走向的研究，为上海音乐文化建设作出应有的贡献。[10]
为了响应陈聆群先生的呼吁，肖阳专注于相关研究，并完成了专著《国立音乐院-国立音乐专科学校（1927—1937）音乐教育制度研究》。该书也是笔者“上海音乐历史研究计划”的一部分。该研究计划始于21世纪初，当时笔者跟随陈聆群先生工作，在其影响下，逐渐积累并开展了系列课题的研究。在此基础上，笔者先后撰写了关于“音乐上海学”概念和研究方法的论文，如《“音乐上海学”建构的理论、方法及其意义》《再论“音乐上海学”的意义》；另外，组织研究生学位论文开展相关研究，目前已主编出版了20卷“音乐上海学”丛书。参与“音乐上海学”研究的学者和课题有汤亚汀先生的上海工部局乐队、上海犹太社区音乐等，黄婉教授的上海韩国村“音乐飞地”及日本在沪音乐家的研究，张延莉研究员关于上海评弹音乐的风格变迁、城市多点田野考察及开创性的唱腔音色辨识研究等。受“音乐上海学”的影响，出现了“音乐北京学”“音乐哈尔滨学”“音乐岭南学”“音乐苏州学”等，开启了以地方性知识及其历史为主题的城市音乐研究的论域。笔者也为此撰稿，发表了《论城市音乐研究的“四维性”理论与实践——再释“音乐上海学”的内涵与外延》《城市音乐及其跨区域现象的音乐文化诗学阐释——近代汉口音乐活动及其与“音乐上海学”关联性问题的探讨》《城市音乐研究的“中国经验”》等文章，对“音乐上海学”及“城市音乐学”兴盛的现象展开讨论和研究，旨在为该领域的发展做出积极的贡献。
关于蔡元培、萧友梅与国立音乐院及“音乐上海学”的专著主要有：陈聆群、洛秦编《萧友梅全集》（2卷）、金桥《萧友梅对于中国音乐教育的贡献》、肖阳《国立音乐院-国立音乐专科学校（1927—1937）音乐教育制度研究》、洛秦《海上回音叙事（附4DVD）》、汤亚汀《上海犹太社区的音乐生活（1939—1949）（修订版）》《帝国飞散变奏曲：上海工部局乐队史（1879—1949）》、黄婉《凝聚族群的“飞地”音乐生活——以上海的韩国离散族群为个案》、张延莉《评弹流派的历史与变迁：流派机制的上海叙事》；洛秦主编《国立音乐院-国立音乐专科学校图鉴（1927—1941）》《音·国立音乐院-国立音乐专科学校院校刊集》（与钱仁平合作）、洛秦主编《“音乐上海学”丛书》（20卷）等。
三、最后的说明
本文所述内容仅以《音乐艺术》刊载的文章作为统计和分析依据；所设标题也仅以传统的学科分类或标志性的学术内容为前提；未专门论述许多其他重要学者及其研究成果，但其价值和意义依然重要且显著。例如，流行音乐研究的所有成果几乎都体现在教学及学位论文中，所以不在本文统计范围内。又如，红色音乐研究是近年来重要的研究内容和热点，主要围绕“中国红色音乐文化传播研究”（2020年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重大项目，首席专家：廖昌永）、“中国共产党革命音乐百年发展史研究”（2021年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首席专家：冯磊）开展研究，部分阶段性成果已发表于近期的《音乐艺术》。民间一直有一说法，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研究“北有汪毓和、南有陈聆群”，再加上戴鹏海，上音无疑是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研究的重镇。目前，该研究领域的学者有李诗原、王勇、戴微、金桥、肖阳及笔者，特别是“业界翘楚”“青年才俊”冯长春教授加入上音，上音的重镇可谓“重中之重”。冯长春教授文论著述发表于全国各大期刊，其中一些文章也刊发在《音乐艺术》上。几年前，笔者已认识到冯长春教授学术研究的价值，为此敬请冯长春教授将其符号化的名著《中国近代音乐思潮研究》再版，并将其纳入笔者主编的“中国音乐学新视角”丛书。令人欣喜的是，该著不久前荣获第七届“啄木鸟杯”中国文艺评论优秀著作奖。十年后，上音音乐学系建系50周年时，如有人再次进行类似的统计工作，冯长春的“音乐思潮研究”亦可被列为最重要的专题。到那时，近年加盟上音的王旭青、洪丁教授、徐璐凡、杨珽珽博士等年轻学者的学术成果，也将被纳入音乐学系代表性学术成果系列。在此，敬请诸位谅解本文的局限与挂一漏万之不足。
如前所述，一本期刊、一家出版社不可能呈现上音音乐学院悠久的历史传统、庞大的学科规模、鲜明的学术特色、突出的学术优势，以及富有生命力的学者群体之全貌。本文选择几位高产学者发文总量与《音乐艺术》刊载量之比，以窥见一斑。如钱仁康、戴鹏海、陈应时、钱亦平、汤亚汀、韩锺恩、萧梅、赵维平、洛秦、杨燕迪、冯长春等在中国知网上的发文总量皆超过50篇，其中赵维平在《音乐艺术》上刊发的文章在发文总量的占比最高，为39%，汤亚汀34%、钱仁康32%、洛秦31%，萧梅14%、冯长春8%，最低者为伍维曦1%。[11]这些约四分之一的研究成果不能完全体现学者的整体学术状况，但在一定程度上展示了大多数学者的学术特点，反映了上音音乐学系的总体学科特色和优势。
以上学术出版统计，《音乐艺术》反映的是1982年至今40年的数据；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成立至今仅20年，出版社前15年的学术著述出版量较集中，在短短十几年间，音乐学学科出产约百余种理论著作，这对于一个音乐学术群体来说，可谓丰富至极、可观之叹。
本文无涉理论，甚至观点也甚少，但正因为其朴实无华而记录了“真迹”。每一篇文论、每一本著述都是一束光，每一束光都有自己的色彩和波段；当光聚集或聚焦在一起形成相互作用时，便构成了折射多彩的学科与学术及其思想的光谱。无疑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光谱的效应永远存在。
（全文完）
原载于《音乐艺术》2023年第1期，第85-99页。
本文编辑：袁乐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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