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米特里·肖斯塔科维奇职业生涯的命运总是与共产党当局的好恶紧密相连。1926 年从家乡圣彼得堡的音乐学院毕业时，他创作的第一交响曲为他事业带来了可期的前景，同时他作为钢琴家也开始崭露头角。但就在他出道后的几年里，他的讽刺歌剧《鼻子》（1930 年上演）冒犯了苏联政客，势力强大的俄罗斯无产阶级音乐家协会谴责其“资产阶级的堕落”。
他通过1933年的充满魅力、常常很急促的第一钢琴协奏曲为自己赎了罪，但 1936 年初，因为斯大林看了大家都在谈论的肖斯塔科维奇的歌剧《姆岑斯克郡的麦克白夫人》，事情再次变糟。
受到媒体谴责的肖斯塔科维奇还是悔过地发表了第五交响曲（1937 年），作为“一个苏联艺术家对合理批评的创造性回应”（虽然这并不是肖斯塔科维奇的原话，但经常被认为是他说的）。苏维埃政权接受了他的道歉，并连续两年授予他斯大林奖，1940 年他因钢琴五重奏得奖，1941 年他因第七交响曲得奖（也就是“列宁格勒交响曲”，纪念了这座城市在希特勒的围攻下遭受的苦难）。1945 年，由于官方觉得他的第九交响曲未能充分反映俄罗斯战胜纳粹的荣耀，肖斯塔科维奇的星光再次陨落。到了 1948 年，肖斯塔科维奇与其他一批作曲家一起被谴责为“音乐中有形式主义的堕落和反民主倾向，与苏联人民及其艺术品味格格不入”。他悲哀地承认了自己的罪责，并在第二年以《森林之歌》为自己赎罪，这是一部民族主义清唱剧，因此又得到了一个斯大林奖。1953 年斯大林去世后，苏联政府不再如此霸凌艺术家了。但那时的肖斯塔科维奇已经受了难以磨灭的创伤，变得偏执多疑。他退回一种保守的创作态度，在 1960 年之前，他选择只写轻松的大众作品，克制着自己的音乐行为，似乎这是因为他怀疑苏联的文化解冻只是一种幻觉，随时可能发生逆转。然而在1960 年，他的第七弦乐四重奏和第八弦乐四重奏开启了他晚期的创作高峰，其中包括许多有着炽热真诚的名作。
肖斯塔科维奇在斯大林逝世几个月后，或者更早就开始创作第十交响曲。肖斯塔科维奇的密友之一钢琴家塔季扬娜·尼古拉耶娃（Tatyana Nikolaeva）坚持认为这部交响曲，尤其是其第一乐章，是在 1951 年动笔的，这部交响曲和其他许多作品一样，直到斯大林去世才能公开。1979 年，音乐学家所罗门·沃尔科夫（Solomon Volkov）出版了充满争议的《见证》一书，他称这是肖斯塔科维奇“自己的”回忆录。这本书的真实性引起了正反两方的巨大争议（呼应了围绕作曲家本人常常发生的政治争议），许多学者质疑肖斯塔科维奇的乐谱是否真如沃尔科夫的书中所说有那么多隐秘的反斯大林的抗议。关于《第十交响曲》，沃尔科夫记录了肖斯塔科维奇的说法：“我确实在第十交响曲中描写了斯大林…我是在斯大林逝世后立即创作的，目前还没有人猜到这部交响曲是关于什么的——它是关于斯大林和斯大林时代的。第二部分，即诙谐曲（scherzo），大致说是斯大林的音乐肖像。当然，其中还有很多其他内容，但这就是基础。”指挥家库尔特·桑德林（Kurt Sanderling）同意这种解读，他参加了这部作品的排练和首演，并在这部作品的创作过程中与作曲家会面了。1995 年，桑德林在回答关于第十交响曲是否是斯大林的画像的问题时说：“我认为这个说法是完全正确的。对于我们所有经历过那个恐怖时代的人来说，这的确是斯大林的肖像。但对于今天的听众来说，它也许更可以说是一幅描绘独裁统治、压迫制度的总体肖像。”尽管肖斯塔科维奇的第十交响曲在首演时获得了巨大成功，但一些听众对其中的音调感到困惑，因此一些知名人士展开了对它的辩护。作曲家德米特里·卡巴列夫斯基（Dmitri Kabalevsky）说：“我深信，它所描绘的冲突来自当今世界的紧张氛围。”小提琴家大卫·奥伊斯特拉赫（David Oistrakh）说：“这部交响曲充满了一位伟大艺术家和爱国者崇高的道德准则、深厚的人性和真挚的感情。它的力量在于其巨大的戏剧效果、尖锐的冲突，还有迷人的美感和得体的语言。”这部交响曲在首演和随后莫斯科的演出都获得了引人注目的成功。也许因为新作品是如此显眼，它经受作曲家联盟的仔细审查是不可避免的，1954 年 4 月，作曲家联盟斟酌了这部作品三天。那时的肖斯塔科维奇已擅长于公开为自己的音乐道歉，他圆滑地承认，时隔一年他确实感到这部作品有某些不足之处，如果需要重写的话，他会写出一些不同的东西。但他并没有主动到自发地重写他的交响曲。强硬派的苏俄人民委员斥责这部交响曲“不切实际”、说到底是悲观主义的，与充满希望的苏联社会现实不符。然而在辩论即将结束时，一个更自由的派别设法为第十交响曲建立了一个折中的立场，使之被人民委员会接受，他们用最奇特的措辞将这部作品定义为 “一个乐观的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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