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从和声学与配器的变化上为马勒作品划分时期是困难的,但是按其内容大致将九首交响曲分类却是可以做到的。以“生命—命运”作为线索,很容易就将1-2-6-大地之歌-9-10(行板)这几部作品串联了起来。
正如马勒所言,“我的时代终将到来”;他的《第六交响曲》在今日真正地降临了:全曲充斥着高度机械化的进行曲式旋律、讽刺的手法以及被过度使用的悲剧、悲哀。马勒试图在调性最直接的核心上通过乐队音色、织体来直接客观化他所体验的现代世界不可遮掩的分裂与创伤。
《第六交响曲》创作于1904年的盛夏至1906年,彼时的马勒处在人生的最幸福之中:与妻子阿尔玛完婚的二人徜徉于阿尔卑斯山的湖光山色与青山白雪之间,等待着小女儿的诞生。可就是在这样美满的时光里(也只有在这样美满的时光里),他写下了生命中最晦暗的两部作品——《亡儿之歌》与《第六交响曲:悲剧》。向来在背井离乡、犹太仇恨以及作品的不被理解之间求得生存的马勒,试图把握这样的幸福,牢牢地将其抓在手中;也许他无法相信这样的幸福会永恒地被恩赐给自己,他害怕时间的前进会带走幸福,让他一头撞进永恒的黑暗与痛苦之中。也正因此在1906年5月27日在奥地利萨尔茨堡首演时,指挥台上的马勒以一种近乎恐怖的体态调动着乐队,而阿尔玛则在回忆录中写到:“那天我们俩都流下了眼泪,因为这音乐及其所预示的东西使我们深深感动……”
卡拉扬&BPO版马勒《第六交响曲》
古斯塔夫·马勒
第二乐章,谐谑曲。一开头定音鼓便以强音重复着第一乐章伊始的进行曲姿态,打破了快板乐章收束时的幸福。
事实上在二三乐章的演奏顺序上存在着分歧:马勒在创作之中想要先演奏谐谑曲乐章但自己也举棋不定;在首演中终究还是改为了行板乐章在前。事实上无论以何种方式演奏,《第六交响曲》的悲剧性对乐手、指挥、听众来说都是一次极大的苦难。先演奏悲伤至极的行板乐章,则意味着重新投入到谐谑曲乐章高强度的斗争当中;而先演奏谐谑曲乐章,则意味着行板乐章结尾从悲剧中超脱后立马戏剧性地一头撞到末乐章的“绝对悲剧”之巨锤上。显然,我更喜欢快板-谐谑曲-行板-终曲的演奏顺序。可能这样安排也正暴露了悲剧最令人无法接受的方面之一:滔滔不绝。在主体用不论是神性或者爱将经历的创伤稍稍缝合好,准备抬头迎着生活的光明时,命运偏偏要给予他更大的悲怆;试图缝合自己、营造出一个整全幻想的人此时不再被冠以“坚强”,而是愚昧。
布列兹&WPO:马勒《第六交响曲》
终曲长达30余分钟。在鬼魅般的引子后是乐队的齐奏与定音鼓绝望的锤击。这样的声音将在末乐章中反复到来。整个终曲都是高度戏剧化的,其中最著名的就是三次锤击:乐手以巨大的木槌重击一个庞大的共振木箱,发出石破天惊的声音。三次锤击切分了整个乐章,主人公在命运接连的打击中倒下,又继续昂首向前。整部交响曲结束在低音区近似安魂曲一般的无力的痛苦,以及最大力度的齐奏:死亡当中。
对于这首交响曲,可以推荐的版本过于多了。阿巴多与柏林爱乐在20世纪末的录音可能是世纪之交左右的不二之选,如果是为了音响效果,则DG录音卡拉扬与柏林爱乐版本也能体现老卡指挥的最佳状态。滕斯泰特在伦敦爱乐录制了录音室版和大概两版较为传奇的现场版,其激烈到推进至极的情感表达是我所推崇的版本,而巴比罗利对于速度的特殊把控则从一开始就将结论渲染了出来。伯恩斯坦在DG的晚期版本是绝对的情感投注,按乐评人的话说就是“消耗生命的演奏”。
巴比罗利马勒交响曲录音集
马勒对悲剧的想象与歌颂,并没有让命运给他以宽恕。在1907年马勒经历了人生中悲剧的转折:由于犹太身份而失去在维也纳国立歌剧院院长职位、大女儿因患白喉病不治身亡、自己则被诊断出患有严重的心脏病。悲剧的巨锤三次击打了他的灵魂,可这里却没有死亡。他只能活着,以残破的身躯和不屈的姿态活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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