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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以冲突中的音乐家|音乐能否打破隔阂,让人们走到一起?

最近,巴以冲突又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笔者不禁想起了去年上映的一部纪录片《变革的先知》(Prophets of Change),这部鼓舞人心的纪录片讲述了一群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冲突双方的音乐家和活动家的生活,他们试图通过音乐激发变革。影片拍摄了6年,包括J.K西蒙斯、福雷斯特·惠特克和莎拉·西尔弗曼在内的全明星阵容的旁白提出了一个问题:音乐能克服边界和隔阂,让人们走到一起吗?

Chapter #01 

阿萨夫·本·谢特里特,一部纪录片展示了他的努力

阿萨夫·本·谢特里特(Assaf Ben Shetrit)从未想过他会制作一部与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冲突相关的电影。谢特里特出生和成长在以色列,没有谁比他在这方面更有发言权了。对他来说,虽然以前其他导演也曾拍摄过一些有关这个主题的电影,但都没有对当时的情况产生过太大影响。

2017 年,一位朋友告诉谢特里特一场为以色列和巴勒斯坦青少年举办的音乐会正在举行。谢特里特抓住了记录这一事件的机会。
“当我提出记录这一切时,我从未想过我会拍一部纪录片,”谢特里特说。“但很快,我意识到这是一个非常鼓舞人心但不常被讲述的故事。”
“当人们谈论巴以冲突时,它通常是耸人听闻的,而且充满了暴力、沮丧、悲伤、绝望、愤怒,双方都各执一词。感觉两个群体之间从来没有任何接触点” ,而在这部影片中,人们下定决心要改变这一点。
在过去的六年里,谢特里特一直致力于制作《变革的先知》,这是一部审视巴以冲突双方音乐家和活动家生活的纪录片,致力于通过他们的音乐激发变革。光明娱乐(Luminosity Entertainment) 在去年的戛纳电影节上购买了这部电影的版权。
这部纪录片分为五个“章节”。第一章讲述了来自以色列拉姆勒的巴勒斯坦说唱歌手Sameh Zakout ( Alsaz) 和以色列歌手/词曲作者Arnon“Sun Tailor”Naor的故事。第二章讲述的是米拉·阿瓦德(Mira Awad),她是一位拥有巴勒斯坦和保加利亚血统的“艺术崇拜者”,在以色列加利利的巴勒斯坦小镇拉梅村长大。第三章讲述了以色列重金属乐队Orphaned Land和巴勒斯坦重金属乐队Khalas的故事。第四章重点介绍了以色列歌手/词曲作者和音乐活动家Yael Deckelbaum。最后一章介绍了System Ali乐队,他们是一群来自以色列雅法的嘻哈团体,由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人组成。

Chapter #02

米拉·阿瓦德,一位天生的艺术家

阿瓦德的母亲是保加利亚人,父亲是巴勒斯坦人,她从小就喜欢唱歌、作曲、表演和绘画。在她年轻的时候,音乐和艺术就是她的热情所在,也是她表达自己的一种方式。

“在成长过程中,我可能会写一些关于妇女权利或平等权利的歌曲,因为作为一名在父权社会长大的年轻女性,我觉得我需要努力让自己的话被听到,”阿瓦德说。“但我并不是为了写而写,我在写我自己的痛苦故事。”
阿瓦德在一个混合民族身份的家庭中长大。由于她父亲的行医经历,她经常与其他国籍的人打交道,而且她的父母都是自由主义者——总是抗议和示威,争取妇女和儿童的平等。“我想这为我关心他人铺平了道路,”她说。
但直到她离开家乡去海法大学就读时,她才把音乐、艺术和行动结合起来,也是在那里她第一次遭到了种族歧视。
阿瓦德回忆起和一位朋友在以色列第三大城市海法寻找住房的情景。与该国其他城市要么全是犹太人,要么全是阿拉伯人不同,海法是一座“混居城市”,28万居民中,约5万是阿拉伯(巴勒斯坦)血统。而阿瓦德并没有想到她可能会因为她的巴勒斯坦血统而遭受歧视。
在和房产经纪人一起看了几个小时的公寓后,她和朋友终于相中了一套,然后经纪人要求她签署一份协议。
“我和我的朋友并没有阿拉伯女性的刻板形象,而且我们听起来也不像阿拉伯人,我们没有口音。而当我们准备和这位房产经纪人签署协议的时候,我们拿出了自己的身份证。他仔细看了看我的身份证,说:'好吧,你的名字是米拉,你的姓氏是……阿瓦德。'然后空气一下子就安静了。
那个房产经纪人很快就改变了态度,开始找借口离开,并承诺说他当天晚些时候会打电话给阿瓦德,然而,此后阿瓦德再也没有接到他的电话。
“所以,如果这种事情发生一次、两次、甚至三次,你会想,也许这只是一个巧合。但因为我的名字,这种事情发生得越来越多。突然,我开始意识到这里面有什么东西。我不受欢迎,因为我的名字是一种威胁,或者我的名字很可怕,”她说。

20岁左右时,阿瓦德离开海法,开始在里蒙音乐学院学习。她是那里的第一位阿拉伯学生,也是第一位阿拉伯女学生。后来,她成为第一位在歌剧院担任重要角色的阿拉伯人,也是第一位代表以色列参加欧洲歌唱大赛的阿拉伯人。所有这些都成了当时的新闻。记者们想采访她——不是关于她的音乐——而是关于她是第一个在以色列完成这些壮举的阿拉伯人。

“我回避了这些问题,但随后有一些文章发表了,记者们写了一些他们自己的东西以及他们如何解释我的故事,因为我没有告诉他们,而且通常他们都说错了,”她说。
“我从来没有兴趣成为这样一个政治人物。我不想代表任何人。所以实际上,社会,或者来自我周围的压力,迫使我成为一个政治人物。”
随着时间的推移,阿瓦德的音乐和社会开始融合,她的音乐变得关乎人类团结、一体性和对“他人”的关怀。
在《变革的先知》中,阿瓦德的音乐和文字占据了影片的中心。
我所歌唱的不是你们所熟知的那种故事:如果我们手牵着手唱歌,那么我们就会彼此相爱,然后和平就会突然降临到我们身上。和平不会自然而然降临到我们身上,和平是我们需要去争取的,这需要做出牺牲,”她说。
“我们让我们的孩子在战争中死去,但我们不愿意让任何人为和平而死。例如,以色列人会告诉我,'假如我与巴勒斯坦人实现了和平,但是他们也许会派人去特拉维夫实施自杀式炸弹袭击。”“这是一种牺牲。我说,这是一种牺牲。当你站在那里并愿意拥抱时,有人可能会刺伤你。这是一种牺牲。但你知道你会在战争中遭受伤亡。在和平时期,你也可能会遭受伤亡。 ”
“因为几个世纪以来,我们已经讲述了这些关于英雄主义和为国家而死的宏伟故事。让我们尝试讲述另一个关于为拯救其他人而牺牲的故事......为了使他们免于陷入战争,我愿意站在前线。如果我被刺伤,我愿意做出牺牲。

Chapter #03

科比·法尔希,看到人性中最好的一面


科比·法尔希Kobi Farhi)与他的重金属乐队Orphaned Land一起登上舞台时,他看到了人性中最好的一面。在几个小时的时间里,身为犹太人和以色列人的法尔希为各种信仰和种族的粉丝表演。他还表示,Orphaned Land是阿拉伯世界最著名的以色列乐队。

Orphaned Land开始于30年前,当时法尔希和他的乐队成员还是青少年。他们的音乐是一种金属风格,取材于他们生活的地区(中东)的故事和现实,而无论现实多么激烈和残酷。该乐队已发行六张专辑并在50多个国家进行巡演,用寓言、哲学和圣经故事来讲述亚伯拉罕宗教(犹太教、伊斯兰教和基督教)之间的冲突。
他们的音乐还以一种审视人类行为和使冲突成为现实的范式的方式触及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冲突。
法尔希说:“这并不是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独有的问题。我们总是试图研究和解释为什么我们(人类)在技术、科学和农业等方面如此先进的今天,为什么我们发明了卫星、宇宙飞船或 iPhone,但我们依然不能和平共处……这似乎是一件比发明一艘飞向月球的宇宙飞船要容易得多的事情。
法尔希在以色列特拉维夫郊区的雅法长大,这对他的生活和音乐生涯产生了巨大影响。与海法一样,雅法也是一座“混居城市”。法尔希有两个童年故事影响了他的思想,用他自己的话说,向他展示了“人性的平衡”。
法尔希记得那天他坐在叔叔汽车的副驾驶座上,穿越雅法。他们在路边遇到一位阿拉伯出租车司机,他微笑着,法尔希也微笑着回应。当他们开车离开时,叔叔转向年幼的法尔希对他说:“你必须小心,因为他在对你微笑,但在内心深处,他想杀了你。
相反,法尔希还回忆起了他家的纺织厂,他的祖母和许多其他以色列以及阿拉伯妇女一起在那里度过了缝纫时光。
“我记得她们常常开怀大笑,彼此成为好朋友。30年后,逾越节前,我在祖母家,曾经坐在她旁边的一位阿拉伯裁缝打电话来祝她节日快乐。然后我问祖母:“你们怎么还保持联系?” 她告诉我说:’我也会在穆斯林节日问候她。’”
“我被她们之间的友谊和姐妹情谊感动。所以,我想这两个故事向我展示了人性、善与恶、恨与爱的平衡。我经常在思考为什么人们走向仇恨,而我相信这是一个教育问题。”
法尔希希望通过他的音乐来教育人们这个概念:
Orphaned Land最新的专辑着眼于希腊哲学家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提出的一个哲学思想形象化的比喻——“洞穴寓言”这个寓言探讨了人类如何生活在世界上,将现实与人类的解释进行对比。故事开始于一群人被困锁在一个洞穴里,他们以为身后的火光在墙上留下的阴影是真实的。那么,如果一个囚犯挣脱出来,看到外面的世界会怎么样呢?根据这个寓言,那个人将会认识一个新的现实。但当这个人回到洞穴告诉其他囚犯真相时,他们是不会相信的,反而会认为外面的世界是有害的,真相不值得寻求
“他们(洞穴里的其他人)认为他(冒险走出洞穴的人)失去了理智,于是他们杀了他,”法尔希说。“这就是洞穴的寓言。在我们的历史上,当伟大的领导人试图带领我们走出洞穴时,这就是多次发生的事情。它可能是苏格拉底;它甚至可能是耶稣基督。它可能是非裔美国人马丁·路德·金……对于印度人来说,可能是圣雄甘地。对于南美人来说,可能是切格瓦拉,等等。我们可以讨论人物,但那些人是他们人民的苏格拉底,他们总是以死而告终。
“所以我们最新的专辑讲述了这样一个事实,即这是一种人类行为,已经重复了超过两千年。有时它让我陷入一种境地,我会遇到这些绝望的想法,我们只是迷失了,注定要失败,因为很多人都不想离开这个洞穴。”
法尔希很久以前就离开了洞穴,他以身作则。除了Orphaned Land的歌词外,他们还与巴勒斯坦重金属乐队Khalas一起巡演。
“我们和他们在旅游巴士上一起工作,我们总是分享;虽然我们的国家不能在同一风景中相处,但我们在巴士上生活在一起。”
“你在电影《变革的先知》中可以看到所有这些。就像我说的,这是一种灵感。这是一种希望。至少影片里的镜头表明这是可能的。”

Chapter #04

耶尔·德克尔鲍姆,每个人都是一样的

去年早些时候,以色列歌手、词曲作者和音乐活动家耶尔·德克尔鲍姆(Yael Deckelbaum)发行了一首名为“Hayati”的歌曲,与巴勒斯坦音乐家米拉·艾拉鲍妮(Meera Eilabouni)合作。艺术家们在伯利恒的隔离墙两侧表演并拍摄了这首歌的MV。

伯利恒是约旦河西岸耶路撒冷以南的一个巴勒斯坦城镇;以色列在第二次起义期间修建了隔离墙,这是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之间冲突加剧的时期。这座隔离墙将以色列与西岸分开,并限制巴勒斯坦人从约旦河西岸进入以色列。

“Hayati”的MV展示了隔离墙在以色列一侧的样子:一条灰色的石板靠近空荡荡的高速公路;在巴勒斯坦一侧:一面满是艺术涂鸦的墙,旁边就是房屋、商店和居民。拍摄视频时,德克尔鲍姆与艾拉鲍妮的家人就住在约旦河西岸,聆听他们关于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冲突的故事和叙述。

“当我听到她们的故事时,我哭了很多次,”德克尔鲍姆说。“她的家人告诉我的故事真的让我很困惑,真的,真的,真的,真的让我心碎。当我们在剪辑这个视频时,我感觉我找回了自己的心。”
“我这样做是因为我想向以色列人展示另一边正在发生的事情,我也想向巴勒斯坦人展示我们这里并不都是坏人。而且有很多人真正关心我们。我把音乐带到了这个空间,我看到了音乐的力量,”她说。音乐可以改变世界,也可以真正打开心灵。
德克尔鲍姆说,她在一个犹太以色列家庭长大,尽管她的家庭在政治方面非常左倾,但她在学校期间被灌输了民族主义。“我记得当我还是一个一年级甚至幼儿园的孩子时,每当防空警报响起,我就应该认真思考大屠杀的悲剧,或者所有牺牲的士兵,这样我才会有一个家。我们就是这样在这里长大的,”她说。“但是,我并没有被教导为在同一场战争中死去的其他士兵或其他孩子感到悲伤或不舒服,因为他们是敌人。
“当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我记得对我来说,每个人都是一样的。”
现在,通过《变革的先知》和她的作品,德克尔鲍姆传播了她对未来的希望,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可以从彼此的故事中学习并共同前进。
“我想我要传达的信息是,这取决于我们,我想激励更多的人相互接触,而不是等待领导人。”

Chapter #05

萨梅赫·阿尔萨斯·扎库特,

巴勒斯坦说唱歌手兼演员萨梅赫·阿尔萨斯·扎库特(Sameh Alsaz Zakout)表示,他的祖父是他生活方式和音乐的灵感来源。

扎库特的祖父出生和成长于巴勒斯坦的伊斯杜德村,该村在以色列建国后更名为阿什杜德。他是一位受人尊敬的著名教师,在“灾难日”(巴勒斯坦纪念日)期间被流放,当时许多巴勒斯坦人因以色列建国而流离失所。扎库特的大部分家人最终分散到了世界各地和加沙地区,他们至今仍生活在异国他乡。
“我的祖父失去了土地、财产和家人。他一无所有,”扎库特说。“他经历过这些,但他从不憎恨犹太人或任何人。他给了我们这种教育,让我们成为好人,并看到教育是为了更美好的未来,因为过去发生的事情是你无法改变的。”这就是扎库特祖父的生活方式。
当犹太人对大屠杀说'不再发生’时,我更加理解他们了。我们是遭受创伤后应激障碍的两个国家,”他说。“犹太人,他们经历了大屠杀,在世界各地,犹太人确实遭受了苦难;我们不能否认这一点。但话虽如此,我的同胞,不仅仅是我的家人,自1948年以来一直在受苦。我们只是想要过正常的生活。
过去几年,扎库特一直与以色列艺术家合作,为他的祖国带来改变。他们在自己的音乐作品中直言不讳地表达了以色列犹太人和阿拉伯人之间的种族主义和紧张关系。他们希望通过歌曲激发社会觉醒,并建立一个由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年轻人组成的社区,他们相信这种新的、互利的叙事。
他希望观看《变革的先知》的人们也能接受这一信息。
“好吧,也许我听起来很老套,”扎库特在开始一段简短的说唱后说道,“但是看着我的眼睛,告诉我你看到了什么。我和你一样。你为什么恨我?
“这就是我刚刚想到的事情。过去几十年,当你说阿拉伯人、穆斯林、中东、巴勒斯坦,甚至以色列时,他们(世界其他地区)认为他们了解我们。他们认为我们生活在一个不同的星球。他们认为我们来自火星。但是不管男人、女人,我们都是一样的。”
如果我们敞开心扉,我想这个世界会变得更好。

谢特里特表示,在创作这部电影的过程中,他的思想和心灵都被打开了。他称之为“改变生活的过程”。在拍摄这部电影期间,谢特里特跟随这些艺术家走遍了以色列、巴勒斯坦和世界各地。

“我被这些我住在以色列时从未见过的人(音乐家)震惊了,”他说。“我从来不认识这些人。我从来不知道他们的声音。我从来没有听过他们的名字。但当我见到他们时,就像……这是我的同胞,这是我的兄弟姐妹。

“我觉得这部电影是为了外面的世界。它是为了国际社会。我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我觉得如果这部电影受到国际社会的欢迎,它将给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带来更大的压力,要求他们实现真正的”改变“。我希望这部电影能够触动人们,并向他们展示改变的不同方式。我们只需要发挥创造力,我们需要善良,我们需要富有同情心,我们需要热爱……这其实是很简单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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