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多芬生活在一个动荡的年代，他在“现代史最大的危机”中变得成熟了。贝多芬创作《英雄交响曲》前就有许多重大事件发生。1789年巴士底监狱陷落；1792年，乔治·华盛顿任美国总统；波旁王朝的路易十六及皇后在1793年送上断头台；1799年，拿破仑执政，五年后称帝。 人类社会兴起的新势力、新理论、新思想，大大的影响了贝多芬。贝多芬景仰席勒和歌德。他也深受莎士比亚、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人的影响。他熟读爱申堡翻译的莎士比亚，他拥有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与柏拉图的《理想国》。 这个动荡的时代赋予贝多芬一种特殊的力量，再加上当时在欧洲已经发展到完全成熟的人道主义思想，对贝多芬的思想发展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自由、平等、博爱”的思想逐渐成为他世界观的核心。1804年创作的《第三交响曲》标致着贝多芬从“约瑟夫主义者”转向“共和主义者”。 《第三交响曲》中的人道主义内容集中体现在：这部作品热情的讴歌了在“自由、平等、博爱”旗帜下实现的法国革命。贝多芬在《英雄交响曲》中既没有单纯去歌颂拿破仑本人，也没有去具体描绘法国革命，而是一个德国市民阶级知识分子心目中理想化了的法国革命精神的艺术概括。 “不管资产阶级社会怎样缺少英雄气概，它的诞生却是需要英雄行为、自我牺牲、恐怖、内战和民族战斗的”。在《第三交响曲》中，贯穿全曲的是一位伟人的英雄形象，音乐在充满矛盾冲突的发展中体现了这些英雄人物在为自己的革命目标斗争中的豪迈、自信、英勇；他们的牺牲在人们心中所引起的沉痛哀悼；以及他们胜利凯旋时的壮丽情景。《英雄交响曲》是德国市民阶级对法国革命的赞颂，同时是对自己的人道主义理想的讴歌。 《第三交响曲》的出现，标致者欧洲音乐历史中具有重要社会政治意义的题材第一次进入交响乐这个音乐体裁的领域。这是贝多芬的重要贡献。海顿、莫扎特式交响乐的艺术形式，已经完全不可能容纳《第三交响曲》所表达的那种在当时来说是崭新的社会内容。《英雄交响曲》构思的大胆、手法幅度的宽广、结构的缜密上确实使别的作品相形之下显得逊色。贝多芬突破了传统的交响曲快板乐章奏鸣曲式的就框架，使主要形象在充满了在紧张的戏剧性矛盾的冲突的广阔范围中发展。这种发展必然促使整个奏鸣曲式的规模扩大，原来各部分间相当机械的、程式化的关系，被新的，富有展开性质的贯穿发展所代替，和声功能网也有一定程度的扩展，调性布局出现了未曾有过的复杂化。贝多芬不仅使代表中心形象的主题成为奏鸣曲式的第一乐章的核心，而且使它贯穿交响曲的各个乐章，形成整个交响曲内部的有机统一，这种贯穿发展把乐曲一步步推向最后的高潮。与此同时，贝多芬还把革命的法国经常为牺牲者们举行群众性葬礼时采用的音乐体裁引进这部交响曲作为慢乐章；用充满清新活力的、泼辣的谐谑曲代替了通常作为交响曲第三乐章的宫廷典雅风格的小步舞曲。这样，整个交响乐套曲的面貌焕然一新。《第三交响曲》说明了音乐中新的内容会在何等程度上促使艺术形式发生变革，这两种变革又会在何种程度上反过来促进内容的深化。 从作曲技术上讲，它是一部革命性的作品，长度和复杂度前所未有，“当时初听觉得难以理解”。在两个序奏和弦之后，它以一个简单得难以设想的、建立在降E大调三和弦上的主题开始，但是又忽然出现了一个意想不到的升C，在整个乐章进程中带来了没完没了的变奏和展开。除了常用的第二主题和结尾主题外，还有许多过渡性的动机，在整个乐章中十分醒目。但是和贝多芬的其它作品一样，这一乐章中最引人注目的，既不是曲式格局也不是丰盛的乐思，而是所有的素材不断向前推进，从一个主题化出另一个主题，充满活力稳步上涨，抵达一个又一个高潮，以非此不可的锐势推向结束。正主题处理得象戏剧人物，受尽反对和镇压，挣扎不已，最后得到胜利。 一个C小调的葬礼进行曲取代了常用的慢乐章，有一个C大调的对比段，悲壮宏伟，激情迸发。末乐章是一组变奏，有时相当自由，含有赋格式展开的插部和尾声。 “器乐作品在贝多芬之后整个19世纪的发展，一直处在他的巨大影响和控制之下。他赋予器乐以最强烈、最富表现力的特点。他是找到通向古典主义最高境界之路的音乐家，他把古典音乐从美的境界带到崇高的境界，他创造了一种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英雄风格。” 这部交响曲是受法兰西共和国住奥地利大使贝纳多特将军的建议写的。作品完成后本来是准备通过贝纳多特将军题献给拿破仑的。但拿破仑于这一年取消共和制做了皇帝，贝多芬一气之下，抹去原稿扉页上原来的题名《波拿巴》，改称为《英雄交响曲》。
二、贝多芬《第三交响曲》的创新性及其思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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