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十几年来我经常有机会在国内各大城市演出，有些城市去过多次。有一个感受我但愿是错觉：一些曾经的文化名城，特别是临近超级大都市的城市，其文化氛围、人口素质在近十几年中不升反降。同时作为一个生长在北京三十多年的“东城子弟”，近年来可以明显的感受到北京的“区域差异”越来越明显，且有着进一步割裂的趋势：东、西、南、北部的经济、文化发展越来越不平衡，“富人区”与“贫民区”逐渐在形成定位，这不仅体现在住宅、交通、购物场所的质量，也体现在文化与娱乐生活的多元或单一。形成这种城市乃至小地区差异的主因，在于人才流动的单向性：全国最顶尖的人才大部分都流向在三四个超级大都市中，特别是在那些临近大都市的城市，往往在高考时就已经形成人才分流，“优走劣留”。一个城市的文化精英尽数外流，再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也无法保持城市文化的延续与发展。这种情况在音乐专业领域尤其明显：大多数音乐专业从业者和学生，除了出国发展以外，都以能够在北京、上海等超级大都市落户为目标。而在北京、上海这样行政版图巨大的城市，各个区域的消费水平和生活质量也不尽相同，于是“人以群分”，逐渐形成了城市中的区域差异。
在上周的《音乐周报》看到骆季超老师的文章《参加青歌赛不该用“枪手”》，深有感触：如果各个省队选派的参赛选手多数都是“外援”，按照各省来分队参赛的意义就不大了。正如文中所述：“这样下去，今后我省的歌手出头的日子就更少了。有北京的高手，可以取代我们拿奖，还要我们省里出什么人才？”但是省里过去已经“出头”的人才都哪里去了？那些从北京请来的“外援”又有几位是真正的北京人？省里的歌手愤愤不平，希望能够有机会去北京的央视“绽放”，其目的除了“向各位支持、帮助自己的领导、老师们汇报”，是否还有更实际的目的？
积极参加青歌赛的选手除了“热爱歌唱”之外，通常四种原因：已经在北京、上海落户并进入体制内单位的，要为了独唱演员编制和职称晋升而努力获奖；在北京上海工作但尚未成为“正式在编”人员的，要为“正式调入”和落户而获得好名次；还在音乐院校就读的学生，要为了毕业后找工作积累成绩和人脉；各省的优秀青年歌手要利用青歌赛的平台争取到北京发展的机会与可能，至少也要提高在本省业内的地位与影响力。因此各省省内的许多青年歌手现在迫切的想要“出头”，就是希望有朝一日能够成为“外援”。有兴趣的人士可以做一个统计：自青歌赛开办以来，所有由各省选送的非“外援”参赛选手中，获得金、银奖后，有多少现在还在本省工作，有多少已经在北京等其它城市或国外任职。
作为北京的“名片”之一，北京国安足球队中其实没有几个北京人；现在称霸中超的广州恒大队中，也没有几个广东人。北京的户口和恒大集团的钱，吸引着全国各地最好的球员。而像延吉这样的足球传统城市，培养了大量的青少年足球人才，但自己的球队却长期在中甲、乙级联赛中混迹。人才外流并非是哪一次或几次“领导决策”的错，“人往高处走”是天性，一个城市能够提供什么样的生活质量和发展空间，决定了能够吸引什么档次的人才。而现在国内陆区经济发展不平衡的问题已经是现实，国家的政治体制也决定了中央政府所在地的社会文化特殊性。因此地方上如果想留住人才、让人才“回流”，乃至进一步吸引人才，必须采取特殊方式、特殊手段，尽最大可能为本地人才回故乡效力提供足够的理由和强大的吸引力。否则即便这一届比赛有本省选手参赛获奖，“出头”了，等到下一届她（他）再代表本省参赛时，身份很可能已经变成“外援”了。
青歌赛采用以省为单位组队的方式，效果另当别论，仅从策划初衷而言，应该是为了提高比赛的竞争性和刺激性，并给各省电视台提供足够的参与度。但从人才来源与培养的角度来说，在国内很难说一个人就完全是哪个地区培养的，即便他（她）出生、学习完全是在本省内，其所有的教师是否也是本地培养，使用的教材是否也都是本省编纂的？还有一些歌手，大学离开了故乡去北京、上海求学，之后留在北京、上海工作，这些歌手代表自己的故乡省队参赛，是否也算“枪手”？我认为只要户口所在地、工作单位所在地、出生地这三项中有一项是在本省，就应该算是“我省的歌手”。
在各个地方抱怨来自北京的“外援”抢占了省队的参加青歌赛名额的时候，北京的演员们也在抱怨来自国外真正的外援抢占了他们在歌剧舞台上的角色和交响乐团中的席位。但有许多在纽约、柏林、慕尼黑、伦敦、米兰、维也纳等等世界顶级歌剧院、交响乐团任职的中国音乐家，也令当地的音乐家倍感压力和危机感。这些去国外当“外援”的中国音乐家，或许能够为“外援”的存在提供一些合理性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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