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我还是垂髫幼年的光景，彼时彼刻的我便已可谓NBA球队波士顿凯尔特人的死忠。一日，小小的我在体育用品店里将一顶绿色的凯尔特人队球帽“淘气”地戴在头上，奈何父亲方用余光瞥见那顶绿色的帽子，他脸上竟是一阵难以言状的凄苦和若即若离的阴霾，先是干干地嗤笑两声，他旋即皱眉问道：“谁教你绿帽子的事？戴这顶可不好。”他话音甫落，也不等我答复，便径直取下我头戴的绿帽，随手从柜台上取了一顶洛杉矶湖人队紫金色的帽子替我戴上，稍嫌避重就轻地道：“还是这顶好看嘛。”，他自思成功地转移了话题，好不容易才复行摆出一副若无其事的姿态。我固然明白“好奇心害死猫”的俗话，但当时委实不知道“绿帽子”所传达的深意，无法戴上凯尔特人的球帽令我委屈，我长吁一口气，铤而走险地问道：“什么叫你口中的绿帽子？我还是不明白凯尔特人的球帽有什么问题。”我把球帽捏在手里反复端详，思前想后地琢磨了半天。父亲撇了撇脑袋，不很爽快地答道：“比方说你未来的伴侣背叛了你，那就叫戴绿帽子。”我一知半解地“噢”了一声，心下却不以为然，乃追问道：“如果哪天真戴绿帽子，问题那么严重？”“很严重！”父亲这回的应答没有拖沓含糊，完全像是条件发射的情感泄洪，恳切地道：“那时候也不必说什么了，立马离婚就是！”他细想了想，又附在我耳边低声地道：“当然在合理的范围内，你届时在私下里稍微打她几下、骂她几句也是可以理解的。”闻及父亲的支招，我已不多言语，除却木然地盯着手中那顶将掀起家庭腥风血雨的绿帽子，回味着平素自诩多才的父亲轻言拳脚教训时那满溢的戾气，眼前凯尔特人的球帽留下了我最初的依恋，而心灵中那顶无形的可怖绿帽更让我长久望而生畏、不敢背负。
“呵呵，前两天在网上看到新闻报道说三门峡市的一个村支书竟然声称那个村里有一半都是他的娃。天啊，他真和那些村妇干出见不得人的事啦？唉，想想这后宫规模说大不大，说小也不小啊。”十年后的昨日，一位旅英的民间画家在酒席上自问自答地慨叹道。平心而论，我自思那条被热议的传闻有待稽考，疑点有三：其一，传闻中并没有言明村名和村支书的真实姓名；其二，原文作者随后以职业道德为“明哲保身”、“缄口不言”的推辞颇为牵强；其三，任凭一位村支书如何色胆包天、恣意妄为，万万也没有必要向旁人炫耀自己的生活充实、情感丰富，于情于理而言岂不是自取其祸的愚者所为？我冷笑一声，不愿去接画家的话茬。画家往嘴里又喂了一口酒，其实他本便喝酒上脸，迷离的眼睛衬着他炙热滚烫的脸庞倍显醉意，他续道：“其实也不能说只是那些村支书有这片居心。想当年我下乡知青的时候，队里就有约定俗成的共识。不，还是说成传承已久的秘密比较好，那就是谁当上队长，队里其他人的媳妇也就都唾手可得了。我是没考证过，怪还是怪当年我不懂关系人情，当不上队长也就谈不上有那般福分啊。”他自怨自艾地调侃着，完全没有察觉自己酒后的失言。一位同席的中年女士扶了扶眼镜，不悦地应道：“听你的意思，好像我们女性同胞就和过家家游戏里的小孩一样，说跟村长就跟村长、队长一句话就从了？”不料那位画家听到驳辩却愈发激动起来，纵声笑道：“你当那些留守的村妇都是省油的灯？好吧，其他的我不做评价，但相对而言，那些村妇并没有什么眼光和文化吧。她们总以为自己外出务工的丈夫都将投身于何其美丽的花花世界，甚至推测自己的老公会和陈世美一样别有艳遇，因此她们若真从了啥村长、村官，也并不会觉得什么负疚，毕竟这会让她们心里感到平衡。说到底这些留守村妇之所以会集体偷人，怨就怨她们心智不坚；而反观那些愣头青的农民工，他们也只能做好戴绿帽的心理准备罢了。”画家自负坦率胸怀地说着，冷藏啤酒的气泡令他剧烈地咳嗽起来，兴许酒过三巡后我有些倦懈，又抑或画家过多主观的臆断多少让我深感轻卑不齿，我索性半托着脑袋顺下眼睛，已无法直视那位待同桌女士和广大留守村妇如草芥的画家。
转念想想，那位或披露、或杜撰村支书曾言“村里有一半都是我娃”报道之原作者，且不论在道义立场上他可能陷入的、截然相反的处境，试问饶是他已经敢于向相关部门曝光，颇显与“假恶丑”现象抗衡的决心，又缘何用“遵循新闻工作职业道德，为信源保密”的托辞暗示从长计议、及至于莫要再问的讯号。按如此逻辑，以良知和正义自居的一位新闻工作者岂不是变相纵容了潜伏中的“邪恶”村支书继续祸害良家妇女，这自身便是舍本求末的矛盾。于此撇开原作者模棱两可的动机不议，我们所不曾料到的乃是那句“村里有一半都是我娃”的荒唐怪诞之言所激发的愈多遐想和共鸣。个体村官的骄奢淫逸并不应该令我们对村官武断地迷失信任，以偏概全地谓之为“西门庆”之流的群体。都道是村官倘若欺压百姓乃歧视群众、滥用职权；但若是不分青红皂白地在心中种下村官系轻浮猥琐之徒的仇视之种，却是对村官这一群体的极端不公，矫枉过正地形成了浑然不觉的逆向歧视。
静观画家酒后吐真言的慷慨激扬、情绪躁动，竟然不惜以少时知青的履历坦言自己当年对“队员老婆唾手可得”之权的意淫，毕露无遗了厚积薄发的真实心声。当画家以“想当然耳”的逻辑算计着留守村妇投怀送抱、及时行乐的可能性，殊不知恰是潜移默化中歧视女性的思想在暗自作祟。正如戴眼镜的女士质疑那位画家怎能把广大女性同胞视为过家家游戏里的稚幼孩童，将农村妇女当做“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玩物甚至是对其人格的侮辱。留守的农村妇女工作相对艰辛、生活相对单调诚然不虚，甚至也确有可能会担心自己丈夫在外地的沾花惹草，但这些并不足以成为留守的农村妇女招蜂惹蝶、以牙还牙的动机。可怕的永不是部分留守村妇的百无聊赖而背叛感情，而是诸如画家先生在内的愈多男性同胞们，竟自幼在心底深埋下当上队长或村官后便可情感生活游刃有余的黄粱美梦。古语有云“书中自有颜如玉”，如今此言早已被引为笑谈；此番斗胆将名言改为“当官自有颜如玉”的人生诉求，反观这片初衷又是何其的偏狭局限。那些“被偷人”的农村妇女平白无故地被陋视为“待宰的羔羊”，歧视女性的陋习下更写意着对地位的饥渴和对权力的曲解。
回眸当年父亲明令我不许购买绿色帽子的严词，幼时的我是不会明白的，然而眼下的我固然可以理解父亲那席话中对海誓山盟的正视、对情感善始善终的守望。但仅以佩戴绿帽而被认为是“不祥之兆”和迷信无异；再者《红楼梦》中尚不食人间烟火的丫鬟小红便曾漫不经心地说道：“千里搭长棚，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短短一句话虽对情感太过轻描淡写，但也道出了万事不可强求的真理。若情感存有缺憾自然殊为可叹，但所谓“裂痕”和“矛盾”却绝非黔驴技穷后的“拳脚相向”所能迎刃而解，暴虐和痞性竟与曹操“宁教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的霸道极为相似。进而言之，我们可以因绿帽子不够美观而不愿购买，但不应让绿帽子所影射的心结成为羁绊自己幸福前路的障碍，对情感畏手畏脚、患得患失的消极态度，将悲欢离合当作一生荣辱成败的误区首先让情感偏离了正确的轨迹，成为了夫妻双向心存芥蒂的诱因之一。
“这顶洋基队的球帽真心不错。”今日与我一并在体育用品店中闲逛的好友崇新被棒球纽约洋基队的球帽吸引了目光，他由衷的一句称道打断了我的思绪。崇新眼疾手快地率先拣了那顶我亦心仪的湖蓝色洋基队球帽，留给我遴选的依稀惟剩黑白两种，过分考究的颜色倒让我始终难有购买的冲动。然而我终究又发现了别的颜色，左手边的架子上恰有一顶似芳草、如浅葱的绿色洋基球帽。当我决定买那顶绿色的球帽时，崇新抿了抿嘴，苦笑道：“何必自己骂自己情感蒙羞。”将心比心，我自然理解他和我父亲相近的观点，然而若是头戴一顶绿色的帽子便已被视为讥讽嘲笑的对象，现实生活中那些真正倍受煎熬、被肆意取乐的留守村妇之怨苦该从何倾诉？被毫无根据地说成“偷人”的她们怎会在面对回家的丈夫时以一顶“绿帽”为比喻而将烦难忧苦玩笑待之？更何况农村夫妻间的憾事绝非宿命中“绿帽”的诅咒，真正赖以支撑并保障他们幸福生活的社会和法律又何尝不应做到愈多愈广？我笑了笑，兀自言道：“只可惜英国人不看篮球，这儿并没有凯尔特人队的球帽。”崇新耸耸肩，不明其理地应道：“还不都是一样，横竖也是绿帽嘛。”走出店门，英伦街头稀微的风雨中，十年后的我第一次不再顾虑地戴上了绿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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