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尴尬的沉默
午饭时间到了。一张小厅，四张桌子，我头也不抬径直走向最里面的那张。眼睛余光扫到有七八个黑头发黄皮肤的人，已经坐在那热烈的交谈，直到坐下的那一刹那我才意识到，他们讲的都是日语。
没错，我是一个外媒驻华记者采访团的一员，我们此行目的地是南京。按照事先的计划，两天一夜的行程，我们有机会见到南京大屠杀的幸存者，采访研究大屠杀的中国学者，去参观南京大屠杀纪念馆以及拉贝先生的故居。
接下来有必要介绍这个采访团的人员构成。日本记者是绝对的大多数，凡是你能想到的日本主流媒体，都派出了他们驻上海记者站支局长。这样你便能很好理解为什么平时常驻北京的我，会误打误撞坐在这些陌生面孔中间。
来自韩国的记者，在人数上几乎和日本平分秋色。再下来就是CNN、路透社、每日电讯报、华尔街日报、法新社、意大利太阳报的欧美驻华头牌记者。我和另一名香港英文报纸行家，是此行仅有的香港记者。
看到这的时候，估计你会猜当我的心理活动。我一度紧张的要死，大脑急速运转想要说什么才能化解尴尬。幸好我发现旁边的小姑娘是一个日本记者的中国助手，毫无疑问，她会成为打破僵局的救星。
“我只会一点日语，去年我一直有看《半泽直树》。对了，小时候那个《一吻定情》里面的男主角也叫什么直树，直树用日语怎么说?”我开始行动了。
看得出她也紧张极了，斜着眼看着旁边日本老板的反应，一边吞吞吐吐的告诉我，“啊，啊，的确很受欢迎的一部日剧。”
大约又过了几分钟，我用仅有的日语水平听懂了她的老板问她，“刚才和你说话也是记者么?”原来一身西装的我也吓到了他们，这些日本记者还以为我是南京市政府派出的工作人员。
接下来就是例行的换名片。“哦，哦，这么有名的报纸，我经常看。”“很有历史啊你们报纸”“请多多指教”。其实我也怀疑这些日本同行到底知道还是不知道，我服务的报纸以民族气节而著称，在日本侵华期间宁为玉碎数次迁址，为全民族抗日而大声疾呼。
二、“我害怕”
吃过午饭，我们来到南京大屠杀纪念馆。朱馆长在门口迎接我们。我们的出现，一度引起排队进场观众的骚动，这些观众认出了正对着他们拍照的日本记者。
“这扇门上有两个手印，如果双手按上去门就会打开，接下来你会看到满是残骸的南京，我们管通往它的路叫十八层地狱，谁来试一下打开它?”长相俊丽的女性讲解员用铿锵有力的声音说。
一秒，两秒，五秒…….没有人响应。后来，是我和一个韩国记者自告奋勇打开了通向1937年12月那段黑暗历史的大门。
“算上这次我一共来过六次。”一名日本记者告诉我，正当我惊讶的时候，她马上补充了一句，“每次都是为了工作，如果从个人意愿出发，我是绝对不会来这的。”
朱馆长说这个展览有两个主题，前半段是战争的残酷，后半段是向往和平。不过以个人之见，有些太过血腥的图片并不太适合展览。
我们去的那天是星期三，周围参观的观众大多是多染着头发穿着夸张的青年，还有很多自称是附近建筑工地的打工者。我无意冒犯他们，但的确听到了很多民族主义者的声音，“小日本真可恨，应该杀光他们”，“赶紧再打一仗吧。”
一个抱着小女孩的父亲指着展柜说，“这是日本人用的刀。”我听见小女孩子怯懦的回应，“我害怕。”
三、档案馆
南京市档案馆是一座不起眼的老建筑，三楼敞开门的副局长室陈设普通。旁边一间不大的会议室被我们塞得满满当当，档案局的工作人员带上白手套，小心翼翼的从上锁的铁卷柜中拿出泛黄的档案，上面记载了南京红十字会在大屠杀发生后按月统计的埋尸数据。
下午马不停蹄的采访让我们都累坏了，这间四周窗户被老式猩红色窗帘遮盖严严实实的会议室充满着困意。我坐在一名日本通讯社记者和英国记者中间，能够环顾四周看到每个人的面部表情。
档案局的副局长不厌其烦的介绍着历史资料，我旁边的日本记者已经瞌睡到极点，采访本上空空如也。当副局长宣布现在展示历史资料时，他才猛地醒过来拍照。
反倒是来自欧美的记者，每个人都认真记录。有人问副局长怎么看日本右翼政客不承认大屠杀的历史，“他们不承认我们也没办法”。
旁边，是日本记者发出阵阵“哧哧”的笑声。
我问道，如何看待大屠杀史料赴日展览的观者廖廖?让人没想到的是，一名已经退休的研究人员用自己在日本亲身经历讲了起来。细节、故事，这种符合欧美新闻写法的元素一下子吊起所有记者的胃口。
我必须承认他讲的经历很感人，所有人都愿意相信，日本人了解实情后都会憎恨右翼言论。但是，最后听到他说“现在日本的年轻人还是有被争取的希望”云云，我身边的英国记者轻声和我耳语，“前半段感人，后面的那话好像似曾相识不是么?”
哎，我多想冲上去捂住这位研究人员的嘴，告诉他外国读者最不喜欢的就是这样的大话、老话。强加给别人感觉，让人真很不舒服。
四、暮色沉重
又到了午饭时间，吃完这顿特色小吃，我们这个两天一夜的采访团就要各奔东西。这次轮到日本同行争先围坐在我周围，因为他们私下里想听听我的观点。
我告诉他们，日本政府或许从来没有认真反省战争。日本投降后，我的前辈朱启平一直在那采访。他写道，一个战败国却处处蔓延着决战的气氛，何其反常?他还去了日本战后的第一次临时议会会议，他写道，“他们通过的第一项决议，竟然是向阵亡战士致哀!”
朱启平的预言如今一一应验。我在很多专栏文章中写过，现在年轻一辈的日本人根本没有经历过战争的恐怖，他们对罪恶的侵华战争是集体无意识。
中日和解也不是无解，但对安倍不能抱太大希望。从日本的国民性看，维护家族的荣誉比天还重要。安倍的外祖父就是亲手缔造伪满洲国的罪犯，他选择宁愿得罪邻居也不愿正视历史。同理也便不难理解，那个血债累累的百人斩日军后代一直企图翻案。
现在中国面临的一个棘手的问题是，日本出现了越年轻就右倾的现象。最新的东京都市长选举结果表明，以田母身为代表的新保守派颇受年轻人的喜欢，再看主流日本媒体也大多附和右翼言论。
当然，日本也有有良知的人和媒体，只是数量较少罢了。去年的一个冬夜，遭受地震灾害的石卷市日日新闻报的一名管理层和我促膝交谈。他天真地相信，日本一些政客是迫不得已才右转，中日关系会拨云见日。
我的南京采访之旅到此结束了，新结交的日本同行纷纷礼貌的邀请我有空做客上海。飞机平稳起飞从南京飞往北京，我看到机舱外洒满漂亮的晚霞。不过在历史的迷航中，多少还是有些暮色沉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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