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晚的改编曲中给人印象较深的有《月夜》和《烛影摇红》中的协奏改编，其对西洋乐协奏曲的借鉴还是很成功的，乐曲一定程度上加强了表现性，却又不失中国音乐的神韵。尤其是对二胡的魅力展示，可谓相得益彰。也许由于《月夜》的改编者本身就是演奏家，在处理二胡与乐队的关系上更倾向于独奏的音乐表现。却也正因为如此，使得音乐具备了二胡协奏曲的独特品格，契合了传统民族音乐审美的情趣。改编原作，作曲家们通常在保持原作的精神气韵的基础上将原作拓展，展示音乐的发展“潜力”。然而，改编原作与对民间音乐曲调的采用应当有明显区别，其创作的自由更受原作的制约。因此，改编也会有许多误区，在对技术崇拜的影响下，容易将原作的基本乐思和结构逻辑做改变，却又无法建立新的合理结构，未能超越原作，反而有矮化的危险。譬如，在戏剧性方面，常常会听到很无厘头、神经质的戏剧性情节安排。在音乐创作中，戏剧性冲突不是一定能赢的手法，是需要在创作美学上做谨慎思索的。
窃以为，改编曲首先要对原作有足够的尊重。对于古曲的改编，须得对古曲有自己的心得，也要今人对音乐的审美有所追求，还得有连接古今的核心基石，做到风筝不断线，否则食古不化，就没有必要做改编。西洋音乐也一样，洋为中用，也需吃透原作的意趣，抽象出胸中意象，方能出新。所谓出新，不是简单的不同，或者是对原作的复杂化，而是音乐必须焕发新的生命，予人以新的审美体验。当然，这很难。不见得比无中生有的创作容易，改编曲需要技术上具有更高的修养。技术和艺术一定要作曲家在二者之间融通，即要求一种“通古今之变，成中西之美”的一种化境。我们看吴冠中的绘画便是一种融汇中西的化境，以高超的技法化传统中国题材为清澈明丽的结构元素，中国文人独特的孱弱之美，江南水乡的摇曳灵姿跃然纸上。
在当代创编作品中，殷承宗等的钢琴协奏曲《黄河》对《黄河大合唱》的改编，吴祖强对二胡曲《二泉映月》的改编无疑都是成功的范例，这成功不是因为体裁上演奏方式的改变，而是音乐重新展现新的魅力。由于创作目的的不同，有些改编是难以做艺术水平的比较的。前些年，法国钢琴家就以流行音乐的方式大肆改编古典音乐，引起争议。就笔者的认识而言，克氏对贝多芬的改编就矮化了，这是肯定的。但是其积极意义是大面积地普及了贝多芬，因为简化版的贝多芬以一种流行的方式得到普遍接受，不可谓徒劳无功。李斯特对古典作曲家有过数量庞大的改编，如将贝多芬所有交响曲改编为钢琴曲，这只是简单的移植，试图以钢琴来表现交响曲而已，是试图逼近原作的改编。二者之间难说高低。当然，如果相较于声音的魅力和多数人的审美需求而言，李斯特仍然是矮化了贝多芬的。好在李斯特改编的目的并非以此为新曲，只是为钢琴练习提供曲目而已。当年彭修文对西方交响曲的移植也是一种尝试，时间证明没有取得满意的效果。新近的钢琴协奏曲《红楼梦》，在音乐上大大拓展了音乐的思维，可惜囿于原作的歌唱性，旋律总是让给乐队，钢琴的发挥有限，也很难超越原作。
当今中国音乐的创作问题，首先是音乐美学问题。改编是一条路子，我们的传统土壤曾经生长优秀的音乐曲调，确实是创编新乐的源泉。在方法上尽可以借鉴西方的古典、浪漫传统，乃至五花八门的现代技法。然而，对西方技法的借鉴只能解决音乐形式上与西洋音乐的靠拢，真正具有中国精神气韵的音乐还是要在传统文化中寻求模因，人们的音乐审美追求与之血脉相连。情、趣、意、象值得反复玩味，切不可过分倚重所谓的戏剧性冲突和展开，不然常常会弄巧成拙。
文 / 麦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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