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夏天，音乐学系建系之后的第一批本科学生入学了。我和另外四位同学，经过三轮考试，在17名报考的考生中脱颖而出，成为幸运儿走进上海音乐学院。
我们五人的名序是按照考试成绩排定的：第一个是陶辛，来自上海音乐学院附中理论作曲班，被系里钦定为班长。第二个是黄欣欣，和陶辛一样来自上海音乐学院附中理论作曲班，不同的是，陶辛是高中入学的，而黄欣欣则更早，初中就入学，用时下的说法，虽然不是上音的子弟兵，但从学龄而言更加嫡系，她是我们五人中惟一的女生，多多少少有点受宠，别系同学开玩笑称她为音乐学系系花。第三个是黄荟，来自南京的一家医院，在那里具体干什么不清楚，现在想起来，用时下的称谓，估计也就是没有正式身份的打工仔，但他曾经在当地的南京艺术学院泡了多年，据说上了不少技术理论课程，类似茅原、陈彭年这样的大家经常在他侃谈中显影。第四个是我，从上海市卢湾区少年宫而来，在此之前从崇明前哨农场考入上海第四师范学校，有两年算是音乐专业的中等师范经历，作为青少年课余音乐活动的指导（少年宫兴称老师为指导）仅两年多时间，没有系统的音乐知识，也没有象样的教学经验。第五个是赵健伟，来自上海的一家工厂，好像做过翻砂工，烧过大炉。我们五人，从学业背景看，用上海人的评价来说，陶辛和黄欣欣是正宗的，我和赵健伟是大兴的，而黄荟居中。
我们班的年龄结构很不平衡，参差不齐，不像现在的学生，基本上相同或者相近，我是1955年生人，算是老大，入学时已经27足岁，属于超龄破格的，老二是赵健伟，1957年生人，老三是黄荟，1958年生人，陶辛居四，1961年生人，黄欣欣绝对一个小妹妹，1963年生人。我们五人的个性趣味也很不一样，但却很和睦，像个小家庭。系里老师但凡有事，包括政治学习、节庆联欢、家庭聚餐之类的活动，总喜欢把我们五人和另外三个进修的同学一起叫去。那时候，音乐学系和音乐研究所同在学校北边贴近淮海中路的一栋原本属于独栋别墅的旧房子里，很可惜，多年后学校为了开发，已经被夷为平地了。
我们在五年学习过程中，一共有过三位班主任，第一位是陈聆群老师，管了我们一年。第二年换了戴嘉枋老师（从北京中央音乐学院音乐学系毕业后分配来上音工作，后来又返回北京工作），曾经带我们去云南采风。从第三年开始钱亦平老师一直把我们带到毕业。临近毕业的那几年，年龄增长了，事情就多起来了，记得，钱老师还曾经为我们班同学调解过类似恋爱纠纷、毕业分配去哪里这样的琐事。现如今，钱老师已经被她的学生们尊称为钱奶奶了，可我更愿意把她当作姐姐。
除此之外，班里同学在一起，尤其是我们四个男生（黄欣欣是女生，与我们在一起的时间相对少一些），就学习问题谈论的时间就更多一些，赵健伟总喜欢用上海话称我们四人为阿四（即阿拉四个人的简称），就这样，简称也成为我们进行语言交流的主要用具，称我为韩，称陶辛为陶，黄荟是印尼华侨而且长相有点南亚特征被称为巴（即巴基斯坦的简称），赵健伟经常抱怨自己穷（我和他因为在就读前有过工作经历，是带薪学习的，每月大概有四五十元的助学金），说自己身无大分，因此，我们把他简称为身。
这五年，我们的学习不太规矩，经常闹腾，尽管在进入学校的那一刻，有一种自命不凡的成就感，但过不了多久，问题就接踵而来。就我自己而言，大概半年一个学期之后就不满足了，主要是对时行课程感觉有点吃不饱，当然，这事情好办，自己去课程之外寻求知识就可以了，因此，在学五年对我来说，也是读书想事最多的。记得在二年级的时候，我们就开始折腾向系里要求提前分专业。本来系里的计划是前几年不分专业，到四五年级尤其是准备写毕业论文的时候，再体现专门化的倾向。可我们不安分，非得提前分专业，理由是可以更加深入地学习相关知识，至少可以有一个主课老师管管我们。这事后来也惊动了桑桐院长，记得我和陶辛、黄荟、赵健伟四个人还专门去他家谈，当时是怎么谈的现在已经忘了，只记得桑院长怀抱一只大狸猫静静地听我们唧唧喳喳诉说。现在回想起来很有意思，这种早分专业现象自我们之后延续多年，后来学生年龄越来越小，社会经验也越来越少，就改回不分专业五年一杆子音乐学单一专业到底，仅五年级写毕业论文突出专业倾向的做法。前几年，我刚回母校主持系务不久，曾经有学生向我提出这一要求，当即被我镇压，其实，我心里很理解同情他，但处于不同位置和立场，我只能把这种个别人的合理要求视为非分无理，想起来不免有一点歉疚感，至少对这个同学来说。过后，我总在想一个事情，能否进行个别的拔尖实验，即对特别有发展潜力的学生在制度上给予一些切实的保证。在人才策略上，我从来就讲求依托精英、打造精品、提炼精华。回到我和我的同班同学，经我们这样一骚动，系主任钱仁康先生和两位副主任谭冰若、夏野先生，当年音乐学系的三巨头就此决定从二年级开始分专业。现在想起来，没准这就是他们因人制宜、顺水推舟的智慧决策。就这样，陶辛跟谭冰若先生主修西方音乐史，黄欣欣随廖乃雄先生主修西方音乐史，黄荟随钱仁康先生主修作品分析，我随叶纯之先生主修音乐美学，赵健伟随夏野先生主修中国音乐史。够豪华的阵容，这五位先生不仅在上音是响当当的大学问家，即使在全国范围也是如雷贯耳的专家。这里需要补充的是赵健伟，他原先一直想搞音乐美学，后来据他母亲跟我说，他是想避免和我重复，考虑再三去主修中国音乐史，可中国音乐史他原先又不太喜欢，怎么办？他去和夏野先生商量，不料，一拍即合，记得他从夏野先生家回来后很兴奋，问他为什么这么高兴，他说和夏野先生说好了，用新的方法搞中国音乐史，当时黄荟脱口而出用赵式简称回应他说：新中，从此，新中也几乎成了赵健伟除了身之外的别一个外号。可惜的是，赵在二年级末就因为身体原因（急性肝炎）休学，之后一年稍有恢复，留到下一班续读，但又没过多久再次复发，无奈之下只能辍学肄业。
我们刚进校的时候，贺绿汀院长还在任上，后来几年就是桑桐院长主事了，虽然他是作曲技术理论专业的，但音乐学专业只要有事，他总是有求必应，我记得他曾经专门来系里座谈音乐学的发展，也曾经应我的要求为我们学生辟出墙报的橱窗，还专门题词墙笔作为墙报题名。当然，这五年，我们也有不少让他头痛的事情，最严重的一次是院内众多学生为一个管弦乐系同学无辜拘禁集体签名罢课，他认为台后的主谋就是音乐学系的学生，因此，还点名找我（我当时是院学生会副主席，主席是作曲系比我大一届的石正波，另一个副主席是民族作曲专业比我小二届的方晓白，不幸的是他多年之后暴病离世）和陶辛、黄荟交谈，希望我们做工作平息事态。那天，在院长办公室我们三人和他面对面坐着，真有点老电影里地下党学生和国民党校长对话的架势。今天想起来似乎有点幼稚，但又很真实。类似的情况，也让我在换位之后尝到了滋味，前几年回来当系主任不久，一个班级的同学因课程纠纷与外系老师发生冲突，我给他们上完课后本想找当事学生个别谈话了解情况，不料全班同学就像一块铁板一样出奇地团结，为首的男同学还用他身材高大的身躯挡着我说：要谈一块谈，简直有点准备打架的样子。我暗暗好笑，回头找原以为可以给我吐露真情的乖学生询问，居然，给我的回答也十分简单：这次我们是占理的。原来如此，自己当学生面对老师和自己当老师面对学生果然有那么大的差别。
我们这个班级也许因为是建系之后的第一届，在旁人看来有点自以为是、自恃清高的印象，有些人说我们傲慢，见到人眼睛朝上，甚至扬长而去。其实都是一种假象，说句公道话，应该说我们这个班级的人都很执着，不自私，不仅很懂得维护班级荣誉，更注意如何扩大系的影响，当然，社会关怀强迫症和完美主义强迫症可能或多或少有那么一点。但这绝不是缺点，至于说是否要加以推广，则另当别论。
1987年夏天，五年的学习行将结束，除了赵健伟早就提前离校之外，剩下我们四人同时进行了毕业论文的宣读（当时本科毕业论文还无需进行学士学位论文的答辩），陶辛的题目是《音乐厅文化引论》，很有意思的一个题目，但到现在还没有完稿，正是应了我后来给他起的一个绰号毕草（意即毕业论文还是草稿，多年后我在北京问他要了复印件，并问他是否写完去发表，他自己已经忘了去完成这篇毕草，不过倒是说了一句公道话：还是韩还记得我这篇文章）。陶辛有太多的想法，但总是变，包括后来他指导学生，这星期这样讲，学生遵照其意下星期认真改了，可他又变了，连非常聪明的孩子也觉得是无所适从。2002年，他的博士学位论文通过了答辩，我在北京听说之后，特意问中央音乐学院音乐学系参加其论文答辩的锺子林教授要来论文复印了之后拜读，又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选题，不料，依然是草稿。黄欣欣的论文是《李斯特狂想曲研究》，她毕业论文的导师换成了钱仁康先生。黄荟的论文是《论瓦格纳的乐剧〈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的主导动机及音乐思维》。我的论文是《音乐审美方式的形而上学导论》，对此，可以说的有两件事，一件事是刚刚开始写的时候，本想别出心裁用诗话体写作，当即被导师叶纯之先生镇压，叶先生平时从来不干涉我的写作方式与风格，他也知道别人的评价（说他的文章是音乐界最好懂的，而他的学生我的文章是音乐界最不好懂的），但这一次他动真格的了，明确表示学位论文哪能这样写作！就像多年之后我写博士学位论文，虽然没别出心裁用什么新文体，但导师于润洋先生事先便明确告诉我，你平时怎么写是你自己的事，可学位论文必须要写得让人看明白。第二件事是论文宣读之后，尽管获得肯定的评价，但孙维权老师还是逼我用一句话把文章的主旨说一下，当时如何说的我已经记不清楚了，但这种一句话方式却被我记住了，而且，进一步发展之后现在已经成为我收拾学生的一个有效手段了。
论文答辩之后我们也将各奔东西了。记得，系里开欢送冷餐会的时候，老师们用黄瓜切成条拼了一句话，叫做：何日君再来，并和所有学生一起唱起李叔同填词的《送别》，我当时把歌片贴得离眼睛很近很近，因为泪水就在那里滚动。我们四个人，黄欣欣和黄荟很幸运，成了音乐学系最早的两个推荐免试研究生。黄欣欣继续随钱仁康先生攻读西方音乐史硕士学位，后来好像没有读完就去美国了，之后改行当了会计，一直定居美国。黄荟改了专业随陈铭志先生攻读作曲技术理论（复调）硕士学位，后以《音色音乐及其复调思维》命名于1989年通过答辩，一篇很好的文章，我一直在促成它的发表，但总是囿于论文中相当数量的复杂繁难谱例而搁置。黄荟毕业后本想去北京或者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或者中国音乐学院工作，但都因为各种原因失之交臂，后来成了北漂一直至今，锺情于他的音乐创作，自写了《苏武牧羊》音响制品并改编成舞剧获得很好的声誉之后，一发不可收拾，连续创作了《云之南》《云之南》（二）峡谷圣诗、新疆、内蒙等一系列顶级发烧天碟，据好多年前他的说法，是要把中国各民族音乐通过这种类NewAge或者WorldMusic的方式创作传播出来。陶辛去了上海艺术研究所音乐研究室工作，大概五六年之后回到母校音乐学系工作，以后又到艺术管理系担任副系主任，如今卸任。我则放弃了考研究生的计划（已经报了名临时弃考）去了北京，到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专事科研，整整待了17年。从职业角度看，应该说是学音乐学最好的出路了，尽管当时学校也有意留我，据说桑院长问过班主任钱老师是否真的要去北京，钱老师更是多次问我，记得有一次还把我悄悄地拉到贺绿汀音乐厅旧址，当年学校大礼堂的背后，一本正经地说：我最后再问一次是不是真的要去北京？现在想起来我还清楚地记得她的神情，因此，当我17年后回来的时候，跟学校的这种亲情依然如故。再说赵健伟因病肄业之后也在1989年来到北京，先是在中国音乐家协会主办的《中国音乐报》当记者，一年后停刊，他又先后在各种地方打过短工，诸如崔健摇滚乐队的宣传、演出策划、文化经纪，甚至还搞过房屋装修等等，总而言之也一直是北漂，后来我们联系少了，但他经常写作，发表过不少批判社会现象的文章，还出版过《教育病——对当代中国教育的拷问》这样犀利的著述，最近他回来我们见了一面，听他说又在关注类似次贷危机这样的问题。其他的情况，黄欣欣现在是两个孩子的母亲，赵健伟有一个儿子，我和陶辛有自己的家，但都还没有孩子，以后会不会有也不知道，黄荟比较独往独来，情况如何不得而知。
从职业就位的角度讲，我们五人除陶辛现在略有沾边之外，其他三人都已不在行内，惟有我还在音乐学这个行当作业。这样说，并不表明学校的专业教育无效，恰恰相反，他们各自有如此成就，同样和母校密不可分。由此回归大学教育的本原，也许仅仅只有一个目标，那就是成就人才，至于说究竟归属于哪个专业，应该在其次。况且，我的守望也已然从在乎自己逐渐转换成为在乎我的学生们。就像我在2007年出版的个人文集：《守望并诗意作业》末尾后记中所说的：只有当跟随亚当不断前行的历程真的成为一种无须个人承诺的信仰表述（德里达语）的时候，即便一再守望，没有人接，甚至于没有人送，诗意作业才可能成为一种存在，因为他坦然地等待着别人的超越……
点点滴滴、零零碎碎不及所有的回忆，却引起我太太的好奇，问我：怎么这么早就写回忆录了呢？我跟她解释说是学校研究生会刊物的约稿，其实，真正的驱动还是那个难忘岁月的清晰记忆。
末了，我有一个和我的同班同学未来相遇的期待与憧憬。2012年，是我们音乐学系建系暨第一届学生入学30年的日子，我一直在想，要是我还在位，能够主持庆典的话，一定设法邀请远在美国的黄欣欣和近在北京的黄荟、赵健伟回来，和在学校的陶辛一起相聚，人老了，也想返返童发发嗲，届时，让我们的班主任钱亦平老师按照当年我们班级的名序点点名，我和我的同班同学和现在的学生们坐在一起，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应着钱老师的点名逐个起立报报到……
上音，我们的母校，并不因为在这里，曾经有一天，我们学习工作生活，而是她总会给我们一些由衷的感动！
文｜韩锺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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