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文明中的音乐

如果说《西方文明中的音乐》在讨论音乐与“大文化”的关系时旁征博引，显示了朗作为一个历史学者对整体“西方文明”的渊博学识，那么在触及音乐时，朗则显露出他作为一个优秀音乐家对艺术所独具的审美感应力。这本著作较少被人提及的一个突出优点是它的“音乐性”。此书不仅是有关音乐外围情况报道的“音乐文化”史，也是一本非常地遭的“音乐风格本体”史，尽管全书通篇没有一个具体谱例。作者深谙音乐本体思维规律的观察和对作家作品的妙评渗透于全书的每个章节。

这样看来，与其说《西方文明中的音乐》一书“过时”，不如说此书“超越时间”更为合适。一部诞生在二次大战人类命运处在最危急关头的著作，历经战后各种艺术思潮和知识风尚的洗礼，在当下这个所谓的“后现代”，依然放射着智慧的光芒和灼人的爱乐热情。何谓“经典”？经典者，即是经得起时间考验的人类心智产品。朗的这本巨著当之无愧。人文学术著作，本身兼有“科学”和“艺术”两种成分。属于“科学”方面的事实发现、史料收集、证据梳理当然随着学科研究的进步“新陈代谢”，但属于“艺术”方面的个人识见、富有想象力的现象观察与精辟的审美判断却魅力永存。正如德国当代哲学家加达默尔在（真理与方法）一书中所作的精辟论断：“精神科学研究的伟大成就几乎永不陈旧。”（见中译本，洪汉鼎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2年版，第364页）依照加达默尔的看法，尽管一百年前的历史学家由于知识水平的局限，在细节上的判断可能存在错误，但今天的读者可能宁愿阅读他们的著作而不喜欢当下一些在数据上更为准确的著述。因为历史的生命并不在于对象本身，而是通过历史学家的个人视角和叙述，该对象所呈现出来的独特方面。同理，现在更富批判精神的读者阅读《西方文明中的音乐》，也许并不同意作者朗如此绝对地依赖西方文化艺术史中的各个风格单位（罗马式、哥特式、文艺复兴、巴罗克、洛可可、古典、浪漫等等），对他一往情深地关注“时代精神”、对他强调民族和个人音乐“本能”偏好的观察方式可能也不以为然。细心的音乐专家还会不时从这部长篇巨著中找到很多细节上的偏差乃至错误，例如他对莫扎特歌剧（唐乔瓦尼）喜剧性重唱结尾的不公正批评，例如他对舒伯特钢琴奏鸣曲成就的忽视，例如他对马勒交响曲成就的过低评价，等等。但是，六十年来，这部杰出巨著对读者的吸引力并不因此而有丝毫减退。这确乎再次印证了加达默尔有关人文学科（精神科学）成果性质的理论——音乐史通过朗的叙述而呈现出的特殊性质与面貌是任何其他著述都无法替代的，尽管这些著述在细节上可以更加精确，在方法上也许更为“先进”。笔者甚至认为，即便朗在发生错误的时候，他的独特声音依然值得倾听。

不过，对于一部已经得到公认的经典名著；较为健康的阅读态度可能应该是首先心悦诚服地跟随作者，而不是立即心浮气躁地与作者争辩。因此，我们建议读者不妨将所有对此书的存疑先暂时“悬置”起来，心平气和地欣赏作者为我们指点西方音乐发展的漫长曲折路途。其间，西方音乐有迷茫（如早期基督教时期音乐进入礼仪时的艰难，见本书第四章），有困惑（如反宗教改革时期教会权威对复音音乐的态度，见本书第九章），曾经失落（如17世纪英国的政治和宗教形势终于无可挽回地损害了音乐的健康成长，见本书第十章），当然更有辉煌（如日尔曼民族在18世纪末的文化兴盛所催化的音乐黄金时代，见本书第十三章）。在作者朗的笔下，西方音乘内在生命的每一个进步（或退步）和每一次转折（或危机）都与整体社会、政治、宗教、艺术；思潮的脉搏紧紧地联系在一起。音乐的文化内涵因而得以昭示，音乐在西方历史长河中所具有的复杂社会功能由此得到展现。

然而，一部真正优秀的音乐史著作还不仅仅如此。如果说《西方文明中的音乐》在讨论音乐与“大文化”的关系时旁征博引，显示了朗作为一个历史学者对整体“西方文明”的渊博学识，那么在触及音乐时，朗则显露出他作为一个优秀音乐家对艺术所独具的审美感应力。这本著作较少被人提及的一个突出优点是它的“音乐性”。此书不仅是有关音乐外围情况报道的“音乐文化”史，也是一本非常地遭的“音乐风格本体”史，尽管全书通篇没有一个具体谱例。作者深谙音乐本体思维规律的观察和对作家作品的妙评渗透于全书的每个章节。复音音乐对音乐思维的影响；“定旋律”的意义；文艺复兴时期复调的本质；巴罗克音乐的形式原则；前古典时期零散的音乐句法向古典时期富于结构感的音乐进行的过渡；早期浪漫主义者的抒情性偏好与古典大型曲体所要求的逻辑发展的矛盾；20世纪初“调性的新概念”；等等。朗仅用寥寥数语便可准确击中作曲家与作品的艺术理念和审美本质，其例证之多不：胜枚举，其能力之强令人叹为观止。正是这种对音乐思维和音乐风格本体的令人信服的客观深入把握，保证了作者朗在尽情表达自己对音乐的主观感受时绝不流于表面和肤浅，保证了他在评述具体作家作品时虽然多发“宏论”却没有掉入浮泛和空洞的陷阱。

作者在“引言”中坦言他写作此书的初衷：“写作这部音乐史，我心中的读者对象是那些将音乐享受与智力好奇相结合的爱乐者。”众多知识分子爱乐者应该特别感到高兴，因为呈现在他们面前的是一部专为他们而写的音乐史。朗没有提到音乐家。但笔者以为，这些知识分子爱乐者中应该包括音乐家，因为从事音乐的最高境界乃为挚爱，正如作者朗本人在此书的宇里行间所一贯表露的那样。在说到有关音乐史的著述问题时，朗接下去写到：“关于艺术、尤其是关于音乐的文字写作，是一项最困难的任务，因为学者和艺术家的观点必须保持平衡。”这是一项要求，也是一种理想。朗在九泉之下应该感到欣慰，因为他知遭，《西方文明中的音乐》达到了这个要求”，也实现了这个理想。

面对这样的经典著作，翻译工作虽然艰巨，但译者在其间所体会到的快乐和欣喜也难以官表。关于具体的翻译工作我们作了如下安排：笔者负责图版说明、引言、第一章至第七章（从古希腊到哥特风格时期）、第十三章（古典时期）、索引以及全书的统校工作；顾连理教授负责第八章至第十一章（从新艺术时期到巴罗克晚期）、第十四章（18世纪音乐的边缘及其实践）；汤亚汀先生负责第十二章（洛可可一华丽风格一情感风格）；张洪岛先生原有的译稿保留（第十五章至第二十章，曾以《十九世纪西方音乐文化史》为名发表，人民音乐出版社，1982年版），但由笔者根据整体译本的译名和风格作相应修订，并补译遗漏的部分。我们相信，出版这本名著的全译本，有助于中国读者进一步深入理解西方音乐文化，有助于中国本土的文化建设和音乐发展。借此机会，我们应感谢贵州人民出版社和责任编辑的努力，使此书。全译本的出版最终成为现实；另外，还应感谢美国纽约城大学研究生院音乐学Leo Treitler教授、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音乐学系Murray Brad—shaw教授，以及沈保义先生、徐强先生、朱少坤先生和孙国忠先生在翻译过程中鼎力相助，解决了诸多疑难问题。最后，敬请各位读者对这个译本的不足和错误提出批评和指正。

这样看来，与其说《西方文明中的音乐》一书“过时”，不如说此书“超越时间”更为合适。一部诞生在二次大战人类命运处在最危急关头的著作，历经战后各种艺术思潮和知识风尚的洗礼，在当下这个所谓的“后现代”，依然放射着智慧的光芒和灼人的爱乐热情。何谓“经典”？经典者，即是经得起时间考验的人类心智产品。朗的这本巨著当之无愧。人文学术著作，本身兼有“科学”和“艺术”两种成分。属于“科学”方面的事实发现、史料收集、证据梳理当然随着学科研究的进步“新陈代谢”，但属于“艺术”方面的个人识见、富有想象力的现象观察与精辟的审美判断却魅力永存。正如德国当代哲学家加达默尔在（真理与方法）一书中所作的精辟论断：“精神科学研究的伟大成就几乎永不陈旧。”（见中译本，洪汉鼎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2年版，第364页）依照加达默尔的看法，尽管一百年前的历史学家由于知识水平的局限，在细节上的判断可能存在错误，但今天的读者可能宁愿阅读他们的著作而不喜欢当下一些在数据上更为准确的著述。因为历史的生命并不在于对象本身，而是通过历史学家的个人视角和叙述，该对象所呈现出来的独特方面。同理，现在更富批判精神的读者阅读《西方文明中的音乐》，也许并不同意作者朗如此绝对地依赖西方文化艺术史中的各个风格单位（罗马式、哥特式、文艺复兴、巴罗克、洛可可、古典、浪漫等等），对他一往情深地关注“时代精神”、对他强调民族和个人音乐“本能”偏好的观察方式可能也不以为然。细心的音乐专家还会不时从这部长篇巨著中找到很多细节上的偏差乃至错误，例如他对莫扎特歌剧（唐乔瓦尼）喜剧性重唱结尾的不公正批评，例如他对舒伯特钢琴奏鸣曲成就的忽视，例如他对马勒交响曲成就的过低评价，等等。但是，六十年来，这部杰出巨著对读者的吸引力并不因此而有丝毫减退。这确乎再次印证了加达默尔有关人文学科（精神科学）成果性质的理论——音乐史通过朗的叙述而呈现出的特殊性质与面貌是任何其他著述都无法替代的，尽管这些著述在细节上可以更加精确，在方法上也许更为“先进”。笔者甚至认为，即便朗在发生错误的时候，他的独特声音依然值得倾听。

不过，对于一部已经得到公认的经典名著；较为健康的阅读态度可能应该是首先心悦诚服地跟随作者，而不是立即心浮气躁地与作者争辩。因此，我们建议读者不妨将所有对此书的存疑先暂时“悬置”起来，心平气和地欣赏作者为我们指点西方音乐发展的漫长曲折路途。其间，西方音乐有迷茫（如早期基督教时期音乐进入礼仪时的艰难，见本书第四章），有困惑（如反宗教改革时期教会权威对复音音乐的态度，见本书第九章），曾经失落（如17世纪英国的政治和宗教形势终于无可挽回地损害了音乐的健康成长，见本书第十章），当然更有辉煌（如日尔曼民族在18世纪末的文化兴盛所催化的音乐黄金时代，见本书第十三章）。在作者朗的笔下，西方音乘内在生命的每一个进步（或退步）和每一次转折（或危机）都与整体社会、政治、宗教、艺术；思潮的脉搏紧紧地联系在一起。音乐的文化内涵因而得以昭示，音乐在西方历史长河中所具有的复杂社会功能由此得到展现。

然而，一部真正优秀的音乐史著作还不仅仅如此。如果说《西方文明中的音乐》在讨论音乐与“大文化”的关系时旁征博引，显示了朗作为一个历史学者对整体“西方文明”的渊博学识，那么在触及音乐时，朗则显露出他作为一个优秀音乐家对艺术所独具的审美感应力。这本著作较少被人提及的一个突出优点是它的“音乐性”。此书不仅是有关音乐外围情况报道的“音乐文化”史，也是一本非常地遭的“音乐风格本体”史，尽管全书通篇没有一个具体谱例。作者深谙音乐本体思维规律的观察和对作家作品的妙评渗透于全书的每个章节。复音音乐对音乐思维的影响；“定旋律”的意义；文艺复兴时期复调的本质；巴罗克音乐的形式原则；前古典时期零散的音乐句法向古典时期富于结构感的音乐进行的过渡；早期浪漫主义者的抒情性偏好与古典大型曲体所要求的逻辑发展的矛盾；20世纪初“调性的新概念”；等等。朗仅用寥寥数语便可准确击中作曲家与作品的艺术理念和审美本质，其例证之多不：胜枚举，其能力之强令人叹为观止。正是这种对音乐思维和音乐风格本体的令人信服的客观深入把握，保证了作者朗在尽情表达自己对音乐的主观感受时绝不流于表面和肤浅，保证了他在评述具体作家作品时虽然多发“宏论”却没有掉入浮泛和空洞的陷阱。

作者在“引言”中坦言他写作此书的初衷：“写作这部音乐史，我心中的读者对象是那些将音乐享受与智力好奇相结合的爱乐者。”众多知识分子爱乐者应该特别感到高兴，因为呈现在他们面前的是一部专为他们而写的音乐史。朗没有提到音乐家。但笔者以为，这些知识分子爱乐者中应该包括音乐家，因为从事音乐的最高境界乃为挚爱，正如作者朗本人在此书的宇里行间所一贯表露的那样。在说到有关音乐史的著述问题时，朗接下去写到：“关于艺术、尤其是关于音乐的文字写作，是一项最困难的任务，因为学者和艺术家的观点必须保持平衡。”这是一项要求，也是一种理想。朗在九泉之下应该感到欣慰，因为他知遭，《西方文明中的音乐》达到了这个要求”，也实现了这个理想。

面对这样的经典著作，翻译工作虽然艰巨，但译者在其间所体会到的快乐和欣喜也难以官表。关于具体的翻译工作我们作了如下安排：笔者负责图版说明、引言、第一章至第七章（从古希腊到哥特风格时期）、第十三章（古典时期）、索引以及全书的统校工作；顾连理教授负责第八章至第十一章（从新艺术时期到巴罗克晚期）、第十四章（18世纪音乐的边缘及其实践）；汤亚汀先生负责第十二章（洛可可一华丽风格一情感风格）；张洪岛先生原有的译稿保留（第十五章至第二十章，曾以《十九世纪西方音乐文化史》为名发表，人民音乐出版社，1982年版），但由笔者根据整体译本的译名和风格作相应修订，并补译遗漏的部分。我们相信，出版这本名著的全译本，有助于中国读者进一步深入理解西方音乐文化，有助于中国本土的文化建设和音乐发展。借此机会，我们应感谢贵州人民出版社和责任编辑的努力，使此书。全译本的出版最终成为现实；另外，还应感谢美国纽约城大学研究生院音乐学Leo Treitler教授、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音乐学系Murray Brad—shaw教授，以及沈保义先生、徐强先生、朱少坤先生和孙国忠先生在翻译过程中鼎力相助，解决了诸多疑难问题。最后，敬请各位读者对这个译本的不足和错误提出批评和指正。

这样看来，与其说《西方文明中的音乐》一书“过时”，不如说此书“超越时间”更为合适。一部诞生在二次大战人类命运处在最危急关头的著作，历经战后各种艺术思潮和知识风尚的洗礼，在当下这个所谓的“后现代”，依然放射着智慧的光芒和灼人的爱乐热情。何谓“经典”？经典者，即是经得起时间考验的人类心智产品。朗的这本巨著当之无愧。人文学术著作，本身兼有“科学”和“艺术”两种成分。属于“科学”方面的事实发现、史料收集、证据梳理当然随着学科研究的进步“新陈代谢”，但属于“艺术”方面的个人识见、富有想象力的现象观察与精辟的审美判断却魅力永存。正如德国当代哲学家加达默尔在（真理与方法）一书中所作的精辟论断：“精神科学研究的伟大成就几乎永不陈旧。”（见中译本，洪汉鼎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2年版，第364页）依照加达默尔的看法，尽管一百年前的历史学家由于知识水平的局限，在细节上的判断可能存在错误，但今天的读者可能宁愿阅读他们的著作而不喜欢当下一些在数据上更为准确的著述。因为历史的生命并不在于对象本身，而是通过历史学家的个人视角和叙述，该对象所呈现出来的独特方面。同理，现在更富批判精神的读者阅读《西方文明中的音乐》，也许并不同意作者朗如此绝对地依赖西方文化艺术史中的各个风格单位（罗马式、哥特式、文艺复兴、巴罗克、洛可可、古典、浪漫等等），对他一往情深地关注“时代精神”、对他强调民族和个人音乐“本能”偏好的观察方式可能也不以为然。细心的音乐专家还会不时从这部长篇巨著中找到很多细节上的偏差乃至错误，例如他对莫扎特歌剧（唐乔瓦尼）喜剧性重唱结尾的不公正批评，例如他对舒伯特钢琴奏鸣曲成就的忽视，例如他对马勒交响曲成就的过低评价，等等。但是，六十年来，这部杰出巨著对读者的吸引力并不因此而有丝毫减退。这确乎再次印证了加达默尔有关人文学科（精神科学）成果性质的理论——音乐史通过朗的叙述而呈现出的特殊性质与面貌是任何其他著述都无法替代的，尽管这些著述在细节上可以更加精确，在方法上也许更为“先进”。笔者甚至认为，即便朗在发生错误的时候，他的独特声音依然值得倾听。

不过，对于一部已经得到公认的经典名著；较为健康的阅读态度可能应该是首先心悦诚服地跟随作者，而不是立即心浮气躁地与作者争辩。因此，我们建议读者不妨将所有对此书的存疑先暂时“悬置”起来，心平气和地欣赏作者为我们指点西方音乐发展的漫长曲折路途。其间，西方音乐有迷茫（如早期基督教时期音乐进入礼仪时的艰难，见本书第四章），有困惑（如反宗教改革时期教会权威对复音音乐的态度，见本书第九章），曾经失落（如17世纪英国的政治和宗教形势终于无可挽回地损害了音乐的健康成长，见本书第十章），当然更有辉煌（如日尔曼民族在18世纪末的文化兴盛所催化的音乐黄金时代，见本书第十三章）。在作者朗的笔下，西方音乘内在生命的每一个进步（或退步）和每一次转折（或危机）都与整体社会、政治、宗教、艺术；思潮的脉搏紧紧地联系在一起。音乐的文化内涵因而得以昭示，音乐在西方历史长河中所具有的复杂社会功能由此得到展现。

然而，一部真正优秀的音乐史著作还不仅仅如此。如果说《西方文明中的音乐》在讨论音乐与“大文化”的关系时旁征博引，显示了朗作为一个历史学者对整体“西方文明”的渊博学识，那么在触及音乐时，朗则显露出他作为一个优秀音乐家对艺术所独具的审美感应力。这本著作较少被人提及的一个突出优点是它的“音乐性”。此书不仅是有关音乐外围情况报道的“音乐文化”史，也是一本非常地遭的“音乐风格本体”史，尽管全书通篇没有一个具体谱例。作者深谙音乐本体思维规律的观察和对作家作品的妙评渗透于全书的每个章节。复音音乐对音乐思维的影响；“定旋律”的意义；文艺复兴时期复调的本质；巴罗克音乐的形式原则；前古典时期零散的音乐句法向古典时期富于结构感的音乐进行的过渡；早期浪漫主义者的抒情性偏好与古典大型曲体所要求的逻辑发展的矛盾；20世纪初“调性的新概念”；等等。朗仅用寥寥数语便可准确击中作曲家与作品的艺术理念和审美本质，其例证之多不：胜枚举，其能力之强令人叹为观止。正是这种对音乐思维和音乐风格本体的令人信服的客观深入把握，保证了作者朗在尽情表达自己对音乐的主观感受时绝不流于表面和肤浅，保证了他在评述具体作家作品时虽然多发“宏论”却没有掉入浮泛和空洞的陷阱。

作者在“引言”中坦言他写作此书的初衷：“写作这部音乐史，我心中的读者对象是那些将音乐享受与智力好奇相结合的爱乐者。”众多知识分子爱乐者应该特别感到高兴，因为呈现在他们面前的是一部专为他们而写的音乐史。朗没有提到音乐家。但笔者以为，这些知识分子爱乐者中应该包括音乐家，因为从事音乐的最高境界乃为挚爱，正如作者朗本人在此书的宇里行间所一贯表露的那样。在说到有关音乐史的著述问题时，朗接下去写到：“关于艺术、尤其是关于音乐的文字写作，是一项最困难的任务，因为学者和艺术家的观点必须保持平衡。”这是一项要求，也是一种理想。朗在九泉之下应该感到欣慰，因为他知遭，《西方文明中的音乐》达到了这个要求”，也实现了这个理想。

面对这样的经典著作，翻译工作虽然艰巨，但译者在其间所体会到的快乐和欣喜也难以官表。关于具体的翻译工作我们作了如下安排：笔者负责图版说明、引言、第一章至第七章（从古希腊到哥特风格时期）、第十三章（古典时期）、索引以及全书的统校工作；顾连理教授负责第八章至第十一章（从新艺术时期到巴罗克晚期）、第十四章（18世纪音乐的边缘及其实践）；汤亚汀先生负责第十二章（洛可可一华丽风格一情感风格）；张洪岛先生原有的译稿保留（第十五章至第二十章，曾以《十九世纪西方音乐文化史》为名发表，人民音乐出版社，1982年版），但由笔者根据整体译本的译名和风格作相应修订，并补译遗漏的部分。我们相信，出版这本名著的全译本，有助于中国读者进一步深入理解西方音乐文化，有助于中国本土的文化建设和音乐发展。借此机会，我们应感谢贵州人民出版社和责任编辑的努力，使此书。全译本的出版最终成为现实；另外，还应感谢美国纽约城大学研究生院音乐学Leo Treitler教授、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音乐学系Murray Brad—shaw教授，以及沈保义先生、徐强先生、朱少坤先生和孙国忠先生在翻译过程中鼎力相助，解决了诸多疑难问题。最后，敬请各位读者对这个译本的不足和错误提出批评和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