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著名作家、音乐广播节目主持人罗兰今天（2015年8月29日）在台北仙逝，享年96岁。
罗兰(1919-2015 )，原名靳佩芬，1919年出生于河北省宁河县芦台镇（今天津市宁河县芦台镇），河北省立女子师范学院师范部毕业。1948年前往台湾，1959年至1991年，在台湾“警广”主持音乐及教育节目，长达32年。
罗兰44岁时，由她的忠实广播听众记录整理的《罗兰小语》第一辑出版。此后，罗兰从广播节目主持人变换身份，成为每年都出二三个集子的高产作家。已出版《罗兰小语》5辑，《罗兰散文》11 辑，《绿色小屋》、《飘雪的春天》、《西风·古道·斜阳》等长短篇小说5部，“堪称新传记之范本”的自传性文学《岁月沉沙》三部曲，以及诗论、游记、诗歌剧、广播作品31 部。罗兰的作品多次获奖。1969年《罗兰散文》获台湾“中山文艺奖”；1994年获广播金钟奖天津社科院楚辞见面特别奖；1996年《岁月沉沙》三部曲获台湾文学界最高桂冠〖CD2〗第二十一届文学奖。
我是1993年，在天津的时候在一次文艺界的聚会上认识她的。罗兰出生在天津宁河，上学在天津的河北女子师范。她深切热爱和怀念故土。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她每年都要回天津看看朋友，望望故地。1995年，他还亲自到宁河向那列小学赠送了一台钢琴。后来我们在台湾的每次见面，他总要问及天津的朋友。
罗兰是我1994年第一次赴台前结识的三位台湾文化界人士之一。如今，这三位对台湾文化建设作出巨大贡献的吕泉生先生、高信疆先生和罗兰女士已先后辞世。
从1994年我第一次到台湾，至2005年间，我每年均到罗兰家中拜访。
1996年2月2日，罗兰在台北中正纪念堂音乐厅观看了我的《炎黄风情》组曲在台湾的首演，写下了《有自信，就不怕迷失》一文，刊登在台湾省立交响乐团的《省交乐讯》1996年第三期（总第51期）。
—— 鲍元恺
日本作家佐伯彰一在第四届亚洲作家会议上发表过一篇论文，题目是《西方文学与日本的现代化》。其中重点是提到有好几位日本名作家，由于太过醉心西方，结果当自己功成名就之后，却发现，世界找他们要的是日本而不是西方，可惜醉心西化的他们已经来不及重新回顾日本，于是，以日本人刚烈的个性，受不了对自己的失望而自杀。 佐伯彰一这篇论文发表于1976年，他的论点很引起亚洲作家的共鸣。因为亚洲人在近一世纪以来，不仅在文学上强调西化，几乎一切艺术，包括音乐、戏剧、舞蹈、绘画之类，全部受到西方强烈的影响。我们中国人也不例外，单以音乐来说，由于传统音乐的缺少整理，多年以来，西方音乐在基本上也成为我们各级学校的音乐教材。当然，这过程也无可厚非，而且毋宁说是一种必要。它弥补了我们在传统教育上对音乐认识的不足，及观念上的偏差。西方音乐的移植，不但使我们逐渐有了足够的基础与世界乐坛同步：而且也有了足够的准备，来回顾自己国家正统音乐的资产和民间音乐丰富可贵的素材。 曾有人间：“听完贝多芬之后，下一步该听什么呢?” 俄国人回答说：“听格林卡吧!” 捷克人回答说：“听斯美塔那和德沃夏克吧!” 匈牙利人回答说：“听巴托克吧!” 没有错，听完贝多芬之后，各民族不同特色的音乐该上场了。否则，那就会如同佐伯彰一所列举的日本作家，当发现自己“西化成功”而引以为傲的时候，西方人却给他一记当头棒喝——“你们自己的音乐呢?” 这质问，对中国人来说，倒下是从今天才开始的。1934年，日本侵华战争尚未正式展开，旅居上海的俄国作曲家厂齐尔品（Alexander Tcherepnin）就曾设奖征求中国风味的钢琴音乐。当时脱颖而出的首奖作品正是贺绿汀的《牧童短笛》。(二奖是北平钢琴家老志诚的《牧童之乐》。贺绿汀在《牧童短笛》之外，另一首《摇篮曲》也获得荣誉二奖。)《牧童短笛》这首钢琴小品，精巧明亮，充满了中国民间质朴活泼的美感。当时曾由钢琴家丁善德把它从南方带到了北方，在他的独奏会上作为“安可”曲演奏，成为轰动大江南北，深受喜爱的一首中国风味的音乐。 贺绿汀的作品，长久以来被认为有政治上的禁忌，所以直到1982年，傅聪首次来台演奏，在“安可”曲中才出现了这首《牧童短笛》。那可能是台湾听众第一次听到这首漂亮的音乐。 几十年之后，我们的音乐界掌握了一次出乎大家预期的机会，以一首马水龙的《梆笛协奏曲》和应邀来台的美国国家交响乐团做了一次精彩的演出。巧合的是——又是“笛子”做了主题。而且指挥家罗斯特罗波维奇又是俄国人。那是1983年。 音乐家们在“为自己的音乐找路”这项工作上，已经努力很久了。 大陆作曲家和演奏家们更是多年以来，一方面在政府要求之下，一方面为了发挥自己的天赋，突破万难地为中国音乐尽力。《黄河协奏曲》是集合了几位音乐家的功力编写而成的一首大曲。钢琴家殷承宗也参与其事，并担任主奏。后与在大陆访问的美国费城交响乐团演出这首名曲。由于这次演出，不但把殷承宗的成就推向了海外，中国风味的音乐也使爱乐者耳目一新。后来我们也更听到了殷承宗用钢琴演奏的《春江花月夜》，一洗原作品国乐的单调与拖沓，展现了中国音乐的朝气与新姿。为此，殷承宗曾经语重心长地说：“文革万恶，但也意外地逼出了我们的潜力，让一味醉心西方的中国音乐家，在痛苦中去找回自己的音乐。” 中国人对自己的文化是不死心的。内心深处，始终有这样一份坚持——我们本来就应该是最好的，只是还没有拿出来而已。 对音乐来说，演出与作曲是同等的重要。旅居美国的作曲家周文中，1957年所写的《阳关三叠》钢琴曲，在傅聪独到的演奏技巧之下，使钢琴发挥了如同古琴一般的音色，沉静幽渺，给听众带来无限低回与思古之幽情，是中国情怀的一次高深的传达。 近年以来，台湾省立交响乐团在团长陈澄雄指挥之下，不断地介绍具有民族特色的管弦乐曲。一九九四年举办的第三届中国作曲家作品演奏会，特别请到海峡两岸的作曲家，现场与听众一起聆赏演奏他们的作品，成为乐众注目的盛事。 今年，在天津音乐学院任教的名家鲍元恺，再度来台，由台湾省立交响乐团全场演出他由中国各地民谣取材，择其精华，提炼创作而成的管弦乐曲，给民谣注入了新的生命力及丰富的色彩与内涵，也给现场听众带来亲切鼓舞的感受。鲍元恺把中国乐器的笛子、三弦、琵琶、京戏锣鼓等乐器，混合到西方管弦乐团之中来，表达民族的特殊色彩。有时突显民间的艳丽与活泼：有时渲染东方式的含蓄与柔和，乐器的使用，调配得宜，妙造天然，绝无造作突兀的现象，这是非常难得的。 虽然，作曲家在谈起中国乐器在管弦乐中使用时，总认为是“效果虽好，人材难觅”。在国内还不成问题，但如想使它们走上世界乐坛，交响乐团中就很难加入纯属中国的乐器。但是，我们也不必因此就打消使用中国乐器的构想。以目前世界文化交流进展的速度和广度来看，管弦乐团或将有必要接纳新的乐器，扩展音色领域。不但中国的文学、哲学与艺术都将再度为全世界所仰望，来华学习与观摩的人士将日益增多。那时，中国音乐、国乐器，只要作曲家运用得宜，它们也有可能成为世界的新宠，为大家带来值得惊喜的“新的声音”。作曲家们实在不必困于乐器的问题而故步自封。世上许多所谓的“创新”，都是发扬光大了自己本身的特色而已。 有担当，有眼光有能力的演奏者们承担著把音乐展示出来的重责大任。没有他们的努力，音乐家的作品将永远停留在纸上作业，没有办法传播出去。 很高兴台湾省立交响乐团肯为中国作品“不惜工本”地推动，使中国的作曲家不再寂寞，也使中国的爱乐者有机会认识自己国家的音乐资源，给中国音乐带来值得期待的前景。 (附注：其实，我国歌乐上的辉煌成就在抗战前就即已开始) 1996年2月10日 台北 1996年2月，鲍元恺和罗兰以及画家李志强在台北讨论文化的中西关系 2000年1月，罗兰得知2月份将由台北爱乐乐团举行我的《台湾音画》首演，特地写信到天津，向鲍元恺先生祝贺。
有自信 就不怕迷失；谈音乐上的西方与中国
罗兰
1995年春节在罗兰家过年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