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我被某教育局聘请为中小学音乐教师培训指导专家，多次参与他们借班上的观摩课。看到陈茴茴发表在《音乐周报》的文章《“借班上课”何时休？》，对该文前言中提到的现象也很熟知。不过我的发现不是靠“眼尖”而是通过“耳听”。记得第一次去听课，课刚开始我就嘀咕了一句：“这课提前训练过。”坐在我身边的老师神秘地问我：“你怎么知道的啊？”我说：“这戏曲唱得比我还好还让我来指导什么啊？”那位老师捂着嘴笑到：“这都是为你们这些专家特意准备的。”我反问到：“你怎么知道的啊？”“吴老师，这是'潜规则’喽，谁不知道啊？！”不仅如此，还有一个“潜规则”，有些老师为了上好公开课还在之前送学生小礼物。难怪现在一提“借班上课”就“骂”声不断。但真正要废止“借班上课”还真得要三思。
陈文谴责“借班上课”的种种弊端，我认为最主要的症结可能还不完全在于此。实际上，造成弊端的核心原因在于评价问题。
1.作为评委，教唱课如果只看学生已经唱得怎样是不合适的。学生的素质存在个体差异、班级差异、学校差异甚至地区差异。这是不可避免的。如果只看上述，借个好班当然讨巧了。我认为，不管你借什么班，应重点看教师教给了学生多少（指在原有基础上提高了多少），怎么教的（重点考察教师智慧，即临场处理教学事件的经验）。如果一个班对所教的歌已经唱得较好了，你还能给他们什么呢？我在文章开头交待的那节课就是这样，一出口的演唱水平跟老师教完的演唱水平基本上没有差距。这样的教学没有意义，只是表演走过场，不应该赞赏。如果我们的评委能及时指出，我相信没有哪个老师敢花那么多成本去造那个很容易被识破的假。如果一个老师教了一个陌生的班，一出口唱得参差不齐，但经过教师的教学，学生有了明显的提高，尽管没有达到很理想的水平，但也应及时给予肯定性评价。有哪个老师不愿投入这种原生态的“借班上课”呢？
2.作为教师群体，我们应该有“集体良知”。我参与的课堂中，“借班上课”的“潜规则”几乎无人不知，但没有人觉得这种作假羞耻。如果我们的教师文化本身就缺乏一个诚实的评价氛围，即使换一种方式又能有什么改变呢？我们应该要像对待“假唱”一样出台规定，规范“借班上课”，明确让广大教师对“借班上课”的丑恶现象说“不”，我相信，遵纪守法的人应该还是多的。此外，增加群体教师参与评价环节，如果没有群体教师参与的监督，就像禁烟一样，即使有法律也很难禁止。
3.我们口口声声地说为了每一个孩子，但却在孩子面前公开造假。事实上，新课标也清清楚楚地写着要重视学生评价。真正想制止这种造假行为还是有招的，就看我们用不用。孩子心里很清楚，我上小学时的情景几乎都想不起来了，但老师开公开课让我们协助造假，就连谁应该回答错都事前安排好，那情景至今历历在目。爱因斯坦说，教育就是多年后什么都忘了，剩下来的那个就是教育。想想我们的孩子吧，造假也许使某教师的那堂课成功了，但你丢掉的是你整个人格，危害的也许是孩子的一生。
其实，“借班上课”作为一种教研形式，这本身并没有错。它之所以长期活跃在教研领域，这本身也说明其有受欢迎的一面。如果说“借班上课”就容易产生“作假”行为的话，不借班上课恐怕更容易产生作假行为。自己教的班作起假来更方便吧。“借班上课”主要是改革开放以后随着中小学教研活动的活跃而兴起的。新课改后，“借班上课”由原来重在展示逐渐增加了研究的含量。尽管有弊端，但这是一种重要的历史资源。要彻底抛弃并不一定就是明智的选择。要抛弃很容易，但要构建一种新的教研形式就难了。
文 | 吴跃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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