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查·施特劳斯丨德国浪漫主义音乐的绝唱

德国浪漫主义音乐的绝唱

1864年出生于一个慕尼黑乐师家庭的理查·斯特劳斯（Richard Strauss，1864年6月11日—1949年9月8日），自幼受到良好的音乐熏陶与教育，自小便学习钢琴、小提琴和作曲理论。同时，身为慕尼黑宫廷乐队首席圆号手的父亲对音乐保守的态度使得查理只能信奉贝多芬、莫扎特等古典大师——上帝似乎已经为他铺开了一条规规矩矩地谱曲和指挥的道路。然而，当时的音乐界正是瓦格纳风格兴盛的时代，父亲一味地阻止并没有起到效果。叛逆的理查还是在中学时代不可救药地爱上了浪漫主义的风格。他曾写道：“尽管父亲反对，我还是迈进了这魔术般的艺术世界。我还记得十七岁第一次读《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总谱时，自己那急不可耐的情形。” 

那段时期，斯特劳斯的音乐在尼采和瓦格纳的影响下渐渐成型。他开始了音乐路上的第一次蜕变，放弃了原先的古典主义倾向，而转向浪漫主义的创作，甚至改变了自己对于浪漫主义音乐的看法。这一举措引起了人们贬褒不一的评价。但斯特劳斯并未动摇，他坚信更重要的是让听众来接受他，而不是跟随听众的趣味改变自己。与奥地利作曲家古斯塔夫·马勒的相遇，更坚定了他浪漫主义路线的理想。他们一同用神经质般的敏感捕捉青春的激情，描绘宏大的理想，斯特劳斯的创作由此进入了高产期。

在其早期作品中，受奥地利诗人列瑙的作品《唐璜˙一首戏剧性的诗》启发而作的《唐·璜》属于浪漫主义交响诗的经典。唐璜是英国诗人拜伦笔下的风流人物，但在列瑙笔下却成了一个追求青春与理想的哲学家。施特劳斯用一个年轻人的激情和与他年龄所不符的成熟写下了这首交响诗。作品弥补了原作的缺陷，将唐璜每一次的恋爱描写得柔情似水、惟妙惟肖。乐曲节奏多变，在结尾渐渐推向高潮的过程中，音乐却戛然而止，恰如命运扼住了唐璜的咽喉。整部作品中，激情与柔情并存，昭示着其音乐风格的正式确立。与谦逊的马勒不同，这位尼采哲学和瓦格纳风格培养起来的“思想”音乐家更为骄傲，追求的是冲突之间凸显的壮丽，体现了日耳曼民族的独特气质。 

此后，施特劳斯开始尝试歌剧，即便遭遇了滑铁卢，但没能阻止其在歌剧领域的不断探索。1905年，施特劳斯歌剧的巅峰之作《莎乐美》问世。这部作品在音乐上无可挑剔，演出时曾一连获得38次的谢幕，却由于题材过于露骨而被禁止。此时，施特劳斯的父亲已经去世，他已无法分享儿子的成功，亦无法分担随之而来的非议。这部如今被誉为经典的作品完美地体现了施特劳斯的才华，淋漓尽致地表现了其浪漫主义的追求——纳拉博的痴心、希律王的贪得无厌、先知约翰的高尚圣洁、莎乐美的一颦一笑，随着音乐变成活生生的画面。那种在年轻时力排众议、忠于自我的瞬间，使如今的人们亦为之动容。 

或许是日益成熟，抑或是日趋保守，施特劳斯终于发现了父亲对自己影响之深，也意识到，自己已无法像过去那样肆意地挥霍自己的热量与青春了。锐气逐渐退去，他开始探索新的风格，更多地考虑听者的感受。他试着结合瓦格纳与莫扎特，喜歌剧《玫瑰骑士》即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施特劳斯在音乐上的处理仍然完美，保留了充分运用女高音的特点，各种乐器的配合也依旧恰到好处。这部作品非常成功，的确达到了预期的效果，更重要的是他完成了人生中第二次的重大转型，以一个步入中年的作曲家身份再次获得人们的重新认识。与早年冒险激进的态度相比，他明显收敛了很多，作品的思想较之前略显单薄，却依然被称赞为浪漫主义与古典主义的完美融合。这样的转变在我看来还是遗憾多过欣喜：他成功了，同时也失去了最重要的东西——他那桀骜不驯的思想。《莎乐美》的狂野，成为了施特劳斯极具个性的浪漫主义的绝唱。

聆听《唐·吉诃德》

擅长写作英雄与哲学等深奥音乐的理查·施特劳斯，在这首风趣的交响诗《唐·吉诃德》中，也很成功地创造出谐趣幽默的音乐。这首作曲家的第六部交响诗写作于1897年，而次年作曲家又写作了他另一部著名的交响诗《英雄生涯》。《唐·吉诃德》是根据西班牙作家塞万提斯的同名讽刺小说所写成的，描述一位年近半百的吉诃德老爷，因沉溺于古老的骑士小说，终于发狂，带着侍从桑丘·潘沙离乡背井，到处去干滑稽可笑的冒险勾当。这是一首幻想风格的变奏曲，其表现手法颇为大胆，以三管编制的大管弦乐为主干，另附一支代表唐·吉诃德的独奏大提琴，和代表桑丘的独奏中提琴，全曲宛如一首大提琴协奏曲，不过却是以交响变奏曲的方式作成。全曲由序曲、十个变奏曲和终曲构成，每一部分都描述了唐·吉柯德游侠生活中的不同景象。大提琴将它的音色发挥得淋漓尽致。施特劳斯正是利用了乐器的抒情色彩，将故事叙述得栩栩如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