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为什么不回家？”
“没有家。”
“家里赚得更少。”
“小地方，没活力，趁着年轻，还是想多出来闯闯。”
“因为，这里是北京啊。”
这是一处位于海淀区的地下室。阴暗潮湿，肮脏混乱，地下三层，上百个房间，弯弯曲曲且狭窄的楼道，通风口基本上都挂满了洗好的衣裳；洗手间肮脏无比，蟑螂，老鼠这些算是常客，洗澡间墙壁上满是黑色的虫子；空气异常污浊，各种油烟气味蔓延；巨大的地下空间被人为分割成一个个小房间，多为十平米以下，除了床，已几乎无法再有多余的空间，隔音极差。
让人印象深刻的是，这处地下室只有三扇门通往三环的地面，地下室上面就是繁华的街道。而身处地下室，人们无法分辨昼夜与天气，等同与世隔绝。
租金低廉，几乎是人们选择居住在地下室的唯一原因。这样的一间屋，每个月往往只需要支付300-600元，而在地面上，一间普普通通的隔间至少需要1500-2000元。这样的地下空间，时刻都住满了人，每天有人离开这里，新的蚁居者推着行李接踵而至。
因一些缘故，我在这里呆过一周，期间认识了老周。
老周约50岁，来自山东，是每年来北京务工的百万名外地劳工之一。
每晚，老周都光着膀子坐在屋门口的地上，拎着两瓶250ml的二锅头，一碟子花生一碟子自己用电磁炉炒的小菜，正背后便是他那脏乱的，铺满旧物的床。
老周很能喝酒，钟爱二锅头。喝到一半，准点会打电话，操着一口山东腔聊着每天的日常，多是些琐碎的故事。有时候他会发出“喂”的声音以确定对方的存在。
后来我问老周，每天打电话的肯定是嫂子吧。他表情稍微有些迷糊，伸手自己身后屋子里掏出个酒杯，说邀我喝喝酒。喝了几杯酒，他才说：
“哦，俺还没结婚来，和俺娘打着电话来。”
老周是个搬家工人，帮客户搬家，干的是体力活，好的时候，一天能赚到400-500元，这个收入显然已经很可观，甚至高于很多都市白领。这意味着老周可以支付得起住在地面上的价格。
但一年来，老周一直住在地下室最小的一间屋子里。
“老了，不享受了。”他给出了答案，然后点燃了一根烟。
“身体健康就好。”
“你为什么不回去？”
“因为这是北京啊。”
也许很多人对灯红酒绿的北京另一面的生活并不感兴趣。在基本的生活得到保障后，新鲜文化的欢愉并没有多少打动人们。更何况，需要支付相对高昂的费用。
在地下室，每天都会看到一群在北京漂泊的，没有高文凭，没有接受过多少教育的年轻人与中年人，他们有的还拖儿带女，带着家庭，在北京从事着服务员，快递员，外卖专员，建筑工人等职业，拿着不算高但符合预期的薪水。白天，他们身处各大工地，脚下是厚重的钢筋混凝土，注视鳞次栉比的高楼；又或者骑着电瓶车身处城市CBD与地铁之间，穿梭于每个繁荣的角落；又或者西装革履，步履匆匆，在街头、茶馆与陌生人攀谈销售。而当夜幕降临，他们回到位处首都三环的地下室，地下室入口隔着不远的距离就是灯火通明的夜市与高楼。
太平年代，谁都未曾亲眼见过战火。然而眼前的对有限资源的争夺，就仿佛一场激烈的战争。
当他们穿戴整齐走出门，地下室立刻陷入了一片寂静，而这时我总会感觉到一股压抑甚至于恐慌。地下室人来人往，到了晚上又会热闹起来。处于中层地下室的少数人会聚集起来，在一间稍大的屋子打起麻将，声音极大，而往往因隔音效果极差，导致整层地下室都能听到清晰的，麻将拍到桌上的铿锵声，以及人们的吆喝。这是少有的娱乐。
年轻人们则和主流的人群一样，钟爱玩手机。地下室信号不好，无线网是一兆的，需要交90块钱给房东，很少有人会开通使用。
我又问了一些年轻人相同的问题。得到的答案要么是：刚来北京，等稳定了就搬上去。要么是：在哪都一样。
“家乡是个小地方，没什么前途，挣得少，同龄人也没什么可聊的。趁着年轻，还是想多出来闯闯。”初中就辍学的小何说。
小何的父亲也在北京的一处建筑工地，不过小何说，从未与父亲在北京见面过。
“他甚至都不知道我来了北京。也没什么可聊的。”
但是老周说，这群小年轻很快便会搬出去，他们往往并不会呆多久，要么离开北京，要么向往地面的生活，毕竟任何一个年轻人都是渴望看见阳光的。很少有年轻人不渴望生活。
在地下室的生活，是某种意义上的透支自己。
相比较都市的白领，一天又一天，混迹在大城市的地铁站与高楼大厦里，忙忙碌碌，看车水马龙，庞大的城市机器像是伏在平原上的巨兽。看城市的每一个齿轮都在嗡嗡运作，发出刺耳但却让人着迷上瘾的声音，虽然也是孤独的，但好歹这真的能被称作是生活。
今年，科幻作家郝景芳的《北京折叠》获得了星云奖。这是继《三体》作者刘慈欣后，第二位斩获科幻界最高殊荣的中国作家。在这篇小说中，郝景芳描述了一个被划分成三个层的乌托邦未来城市。人们分工明确各司其职，分享着有限的资源，也分享着时间。折叠的北京分三层空间。一面是第一空间，五百万人口，生存时间是从清晨六点到第二天清晨六点。当空间休眠，大地翻转。翻转后的另一面是第二空间和第三空间。第二空间生活着两千五百万人口，从次日清晨六点到夜晚十点，第三空间生活着五千万人，从十点到清晨六点，然后回到第一空间。时间经过了精心规划和最优分配，小心翼翼隔离，五百万人享用二十四小时，七千五百万人享用另外二十四小时。（选自郝景芳《北京折叠》）处于第三层的人们往往生活于城市底层，是城市资源的采取者，维持着城市齿轮精确的运转。主角老刀是一个出生在第三层的垃圾工，受委托送信给第一层的女孩，从而接触到截然不同，差别巨大的城市另一面。繁荣的乌托邦式的一层空间，与著名电影《北国列车》前列车厢几近相同，这让老刀唏嘘不已。事情办完后，他回到了第三空间。然而那种巨大的阶层鸿沟与分裂感也将伴随着他后来的生活。
现实中，北京的繁荣也同样从不属于许多人。
物质与欲望的索求，是人们远离家乡的原因。所有人都不例外向往更好的生活，在那之前，积累资本变得尤为重要。但实际上，生活本就离很多人太远。
今年，北京共整治了1200处地下室。
我不知道老周最后去了哪里。
也许离开北京了罢。
文|阿放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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