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作者以多个案、宽视野的田野考察资料为基础，结合大量地方文献资料，以上海民俗音乐艺人班社的组织方式为切入点，在描述、分析和阐释“门图”与“搭班”的形成及特征的基础上，对于从“门图”转至“搭班”更直接的原因即支撑性体制的转变加以分析。
关键词
“门图”；“搭班”；保图制；宗族制；市场竞争制
(续）
一、保图的撤销与移民的涌入打破了旧时的区域自治格局
上海处于吴越交汇之地，其民俗文化传统的形成直接受吴越文化的影响，在社会发展的三个阶段（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中，对上海民俗文化传统形成影响最大的是封建社会。换言之，上海民俗文化的传统，主要是在封建社会时期形成的。[1]封建社会的政治环境、自然经济和宗族关系，对“门图”制的形成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如果说“搭班”制的“市场化关系”促使艺人群体之间形成明显的业缘关系[2]的话，那么与“搭班”相比较，“门图”制从本质上看体现的是地缘关系和宗族关系的结合。接下来，我们首先分析地缘关系对“门图”制形成的支撑作用，在此不得不先提到上海地区旧时所实行的保图制度。
在实行“市乡制”之前，上海地区使用“保图”制实现区域行政上的管理。“保图”制度是我国古老的一种基层社会管理制度，因为它适应了中国封建社会长期一家一户的自然经济的状况，以户（家庭）为基本单位，一般以十进位的方式编查户口，具有亦兵亦民甚至亦工的性质，既可以对生产建设和人口户籍进行管理，又具有维持地方社会秩序，统制民力征发徭役，收取赋税，教化居民等功能，民国时期把它概括为“管、教、养、卫” 四大功能。[3]因此可以说，“保图”制度是利用家族制度和伦理观念建立基层行政机构进行统治的一种社会管理制度。
具体来说，当时上海县以下实行乡、保、图行政制度，即县以下设乡，乡以下设保，保以下设图的三级行政体系。清代上海县下共有217个“图”，上海城厢（城，一般指城内；厢，指县城附近的地区）分别为：四图、五图、六图、七图、八图、九图，十图，十一图、十六图。[4]图有“图董”，总管一图事务，以乡、保、图构成了清代上海社会基层组织体系。
以下我们以浦东新区北蔡镇为例，具体看一下旧时保图与“门图”制之间的关系。北蔡镇旧时按照乡、保、图建制，原为长人乡[5]二十保的一图、十四图、二十四图和二十六图，直至民国。乡、保图制，地方有董事（乡董、经董、图董）掌理。[6]（对比图1和图2）在保图制度下，无论居住、迁移、婚姻情况、嫁娶活动、出生、死亡，都必须受当地的图董地保人员的监督，使之丝毫不敢越轨。
图1：旧时北蔡镇保甲图
图3：北蔡镇乡镇村与旧时乡保图（团甲）对照图[7]
在旧时长人乡二十保的一图、十四图、二十四图、二十六图里，主要有4个吹打班，分别是嬤嬤窝吹打班（在今五星村陈家队）、陈家宅吹打班（在今北蔡村徐家队）、歪木桥吹打班（在今安建村潘家队）、杨和生吹打班（在今杨桥村西计队），这4个图的婚丧仪式主要分别由这4个班社分管，某一门图的乐人不能参加其他门图的婚丧仪式活动。
然而，在上海城市化的进程中，城市的空间分布不断由一个个独立区域转化为相互联系且日益密切的城市网络或城市带的过程，其最表象和最明显的特征是农田被一座座工业区、住宅群和各项公共设施所代替，原始的自然村落经撤并调整而形成现代化的住宅区。从下表（图4）中我们能够直观的看到嘉定区安亭镇大部分自然聚落的消失。 图4：嘉定区安亭镇自然聚落（部分）的消失情况表[8]
除了行政区划上的改制打破了旧时的区域自治格局外，大量移民的涌入也导致了旧时封闭性自然聚落的不复存在。上海是公认的移民城市，自19世纪中叶，先后出现过3次外
省人口迁入上海的“高峰”。仅从道教班的状况来看，笔者认为旧时区域自治格局的破坏直接与上海城市经济的日益繁荣促使外地道士纷纷来沪开设“道院”有着直接的联系。近代上海开埠后，各地移民涌入上海，正一派道士队伍也在不断增加。这些外地道士在上海纷纷开设私家道院，清同治八年(1869年)，苏州正一派道士曹瑞长首先在上海县道会司领得“外方流道执照稽查”的执照，于二十五保(今上海黄浦区南京东路、福建路附近)开设了第一所外帮道士的道院。[9]从此，陆续有无锡、常熟、宁波、南通、绍兴、广东等地区的道士来上海开设道院。在外地道士来沪开设“道院”之前，上海本地的道士往往都依附于上海的正一派道观里做法事，受到这些外地道士的影响，他们也纷纷独立，开设自己的道院。
这些道院实际上规模都很小，只有一两间房子，在门口挂一块道院名称的牌子，陈设也很简单，一般不对香客开放，是道士自己每天朝拜或承接道场的场所，如信众家里需要做道场法事，他们都知道到这些道院里去请道士。这些道院的班首一般都是具有一定名望的道长，他们组织或联络其他道士，一起到斋主家里做法事。
据《上海宗教志》称，到1949年为止，本帮道士先后开设了70多所道院或道房；苏州帮开设了19所道院；无锡帮开设了12所道院；常熟帮开设了11所道院；宁波帮开设了17所道院；南通帮开设了10所道院。还有金锡帮、绍兴帮、广东帮等都在上海开设道院，当时称为“本帮十二客”。[10]每个道院的班首都各自拓展自己的活动地盘，如“东帮道士朱良贤、朱锡生在民国元年就在塘浜开设道院，他们的活动范围，东至制造局路，西至太原路，南至黄浦江，北至建国路。信众要做法事，一般都请朱家道院，别处道院难以插手。浦东张桥一带，则是东帮道士张文希的地盘，他是知名法师，如有大型法事，信众都要请他主坛。西帮道士开始在七宝、南翔，以及沪杭铁路以西一带农村活动。随着市区的扩展，西帮道士王秋生首先越过铁路，在麦琪路大刘家宅(今乌鲁木齐中路)开设首家西帮澄真道院。接着，民国9年(1920年)，西帮道士倪文藻住持了曹家渡三官堂。从此，西帮道士活动范围进入市区，并逐步向徐汇、长宁、普陀西面一线，陆续开设道院。”[11]
这样一来，原有“门图”制下的固定区域局限逐渐被打破。辛亥革命胜利，废止了“门图”的服役。上海地区“门图”的习俗持续至1949年，1949年后“门图”制基本消失。
注释：
[1] 顾廷龙、马承源主编：《沪城风俗记》，上海书报出版社，1991，第9页。
[2] 人的社会关系可以分为血缘关系、地缘关系和业缘关系，业缘关系是人们由职业或行业的活动需要而结成的人际关系。
[3] 冉绵惠：《近年来国内有关民国时期保甲制度研究的新趋势》，载《民国档案》，2007年第2期。
[4] 薛理勇主编：《上海掌故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99，第2页。
[5] 今为浦东新区大部、闵行区（原上海县）大部及奉贤区西北部。
[6] 北蔡镇人民政府编：《北蔡镇志》，内部资料，1993，第21页。
[7] 引自张建明、陈少能、朱岳群主编：《川沙县续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4，第121页。
[8] 上海市嘉定地名志编委会编：《嘉定地名志》，上海社科院出版社，2002，第777页。
[9] 田兆元：《上海城乡民俗中的禁忌、仪式与社会转型》，载陈华文主编《民间世界：理论与存在 民俗、民间文化与保护开发全国学术研讨会论文集》，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6，第233页。
[10] 孙金富：《上海宗教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1，第225页。
[11] 同上，第225~22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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