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作者以多个案、宽视野的田野考察资料为基础，结合大量地方文献资料，以上海民俗音乐艺人班社的组织方式为切入点，在描述、分析和阐释“门图”与“搭班”的形成及特征的基础上，对于从“门图”转至“搭班”更直接的原因即支撑性体制的转变加以分析。 关键词“门图”；“搭班”；保图制；宗族制；市场竞争制
（续）
农民转变为市民不仅涉及到户籍的变化，更为重要的体现在职业身份的变化。如果说户籍的变化是作为国家层面的政府通过政策的制定和改变促使农民完成向市民身份的转变，那么职业身份的转换则更多的取决于农民自身对于失地所做出的被动性选择。从上海的情况来看，近20年以来，上海市共征用、使用土地约144万亩，其中以征用土地为主，征地、租地之比大约为7﹕3。与此同时，因土地被征用而导致的离土农民的数量也迅速增加，仅2001~2005年间上海市郊区离土农民的总数就超过100万。虽然从名义上看，很多郊区农民因为土地被征用，转为了城市户口，那是很多非城市户口的人们所渴求的。但是，他们并没有因为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农民，就成为了真正的市民。他们的这种弱势地位并没有随着土地被征用、户籍身份变为市民而有所改变，反而愈益加深。既失去了土地保障，被排斥在享受村籍福利和廉价的生活成本之外，又因政策、体制不到位而不能享受城市的养老、医疗、就业、子女教育等各种市民保障，所遭遇的社会风险度骤然增大，成为受城市和乡村排斥的双重弱势群体。[1]在《征地与郊区农村的城市化：上海市的调查》一书中对失地的856位农民进行调查，发现82.2%的失地农民必须由自己寻找工作。
如下表所示：
图5：征地人员的工作来源[2]
上海传统民俗音乐艺人群体在这一背景和趋势下，自然面临着同样的处境和出路。再加上20世纪50年代上海对文化艺术事业进行了改制和整顿。首先，大刀阔斧压减团体数量。一是将一些基础较好的团体输出支援外地；二是裁撤142个不合格剧团，精简了4767人，转入工商业及其他服务性行业；三是在裁并的基础上组建大型国家剧团。[3]由于剧团裁撤的数量远远大于大型剧团所需艺人的数量，国家无力解决这些艺人的工作问题，他们不得不自寻出路。城市化进程所引起的“农民市民化”这一形势，加促了民俗艺人群体的职业化倾向，由原本属于半农半艺性质的艺人逐渐转换为职业化的艺人群体。
结束语
音乐人类学一直致力于探讨音乐与文化的关系，恩克蒂亚（Nketia）提出“研究作为一种人类行为方式的音乐”（the study of music as a universal aspect of human behavior）[4]，梅里亚姆（Merriam）提出的“文化中的音乐”（music in culture）[5]、“作为文化的音乐”（the study of music as culture）[6]、“音乐即文化”（music is culture）[7]，无不体现出学者们聚焦于探讨音乐自身与其文化脉络的关系。日本音乐人类学家山口修在《出自积淤的水中——以贝劳音乐文化为实例的音乐学新论》一书中也提出：
民族音乐学（音乐人类学）这一学科，涉及到从人类的个体、小集体、共同体、地区、部族、民族、国家、人种直到整个人类的各种层次的文化中所存在的音乐表现乃至音乐文化及其周围事项。它不仅要阐明其中心对象的内部结构（音乐结构），还要阐明其受到各自的社会、文化制约的外部结构（脉络结构），并进而把握其内外两种结构的相互关系。据此，在文化的个别性和普遍性这两极之间来对人类的音乐性加以定位的同时，阐明其本质。[8] 张振涛先生通过对冀中乡村礼俗中的鼓吹乐社——音乐会的研究，提出“揭示乐社组织的内部结构以及支撑乐社的经济梁柱，从仪式入手剖析乐社在其生存空间中生发的社会功能”的“乐社与仪式'双重变奏’”[9]的研究思路，以及项阳先生提出的“制度、乐人与音乐本体相结合”的“综合研究”方法，对本文研究都有重要启发。
项阳认为：
大到国法，小到家规，从约定成俗到乡规民约均是制度的体现。社会是一个不断结构与解构的过程。当人们按照一定的思维观念有所创造，并在刻意模仿中成为规则之时，便会有一个相对稳定的过程。一个阶段之后，人们对以往思维观念、制度的打破，又会形成新的制度。有些制度可以传衍，有些制度则随着时代的结束而终结，社会正是在不断结构与解构的过程中发展。[10]
以上的研究思路启发笔者关注艺人群体（班社）的内部结构、经济关系与行规制度，并分析它们对于民俗音乐传统变迁的影响，最终笔者聚焦于艺人班社的组织方式（如“门图”制度）。散落在历史或当下的诸多变化“点”，如音乐类型的兴衰、乐器乐曲的变化、艺人职业性变化、班社功能的变化等，都不是一个个孤立的存在，这些现象都与艺人群体的行为有着一定程度上的直接关联，因此本文试图从艺人班社的组织方式入手“编织”各种变化“点”成“线”或“面”，力使研究不仅仅停留在描述的层面上。[11]这貌似只是艺人班社的组织方式和职能边界问题，但其实牵连着很多更宏观和更深层的文化问题：譬如民俗音乐传统的延续与变迁（因为艺人是这一传统的实践者与传递者）；又如民俗音乐生态的现状与前景（因为艺人班社的运作方式直接反映着社会的秩序、艺人的观念和民众的需求）；再如音乐在地方民众的社会生活及信仰世界中所发挥的功能（因为艺人班社的活动状况——特别是其繁荣程度与职业化程度——可以表明艺人的社会地位、民俗事象的重要性及音乐的价值）。可见，考察艺人班社的组织方式是从事民俗音乐研究的关键事项之一。
注释：
[1] 文军：《农民的“终结”与新市民群体的角色“再造”——以上海郊区农民市民化为例》，载《社会科学研究》，2009年第2期，第118页。
[2] 陈映芳：《征地与郊区农村的城市化：上海市的调查》，文汇出版社，2003，第194页。
[3] 熊月之主编：《上海通史》（第十四卷·当代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第55页。
[4] Nketia, Kwabena, “The problem of meaning in African Music”, Ethnomusicology 6(1). 1962.
[5] Merriam, Alan P., “Ethnomusiclogy: Discussion and Definition of the Field”, Ethnomusicology, iv, 1960, p.109.
[6] Merriam, Alan P., “Ethnomusiclogy’s Today”, Current Musicology, xx, 1975, p.57.
[7] Merriam, Alan P., “Definitions of ' Comparative Musicology’ and 'Ethnomusicology’, Historical- Theoretical Perspective”, Ethnomusicology, xxi, 1977, p.204.
[8]【日】山口修：《出自积淤的水中——以贝劳音乐文化为实例的音乐学新论》，纪太平、朱家俊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第4页。
[9] 张振涛：《冀中乡村礼俗中的鼓吹乐社——音乐会》，山东文艺出版社，2002，第13页。
[10] 项阳：《论制度与传统音乐文化的关系——兼论中国音乐史的研究》，载《音乐研究》，2004年第1期，第18~29页。
[11] 此思路参阅了杨玉成：《胡尔奇：科尔沁地方传统中的说唱艺人及其音乐》，中国艺术研究院博士学位论文，2005，第15页。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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