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次高峰论坛的议题为：
1.音乐批评与音乐演出的关系及目前的问题；
2.听众培育与学术引导的途径和方式问题；
3.媒体宣传与演出和批评的互动及存在的问题。
针对这些问题展开研讨，对于正处于转型期的音乐批评来说可谓恰逢其时。这是因为伴随着人类社会的急速变化、音乐艺术的高度发展进程，音乐批评的生存环境与生存状态也相应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媒介变迁
音乐批评离不开媒介的承载，从某种程度上说，人类音乐批评学科诞生与发展的历史，就是对承载媒介依赖的历史（或者说由于媒介的发展与变化，造就了具有不同历史形态的音乐批评）。从这个角度上看，由于承载媒介的缘故，人类音乐批评历史发展应该分为这样几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音乐批评的萌芽时期
此期依赖的媒介是天然的物理时间与生物空间。钟子期与俞伯牙二人音乐批评与音乐表演之间良性互动关系的这段历史佳话，就是在这个自然媒介之上展开的。由于媒介的缘故，这个时期的音乐批评形态的独立性不足，多与其它文论混生在一起。
根据这个历史时期的媒介标识特征，不妨命名为：天然时空介质。
第二个阶段是音乐批评的确立时期
伴随着期刊、报纸这类平面纸质媒介的出现，音乐家的音乐批评活动有了较为宽阔的传播平台，音乐批评学科也随之成为显学。虽然从学理上看，自从有了人的音乐活动，便有了人的音乐批评实践。但是，学科意义上的音乐批评却是自报纸、期刊、杂志定型以后才确立起来的。伴随着纸质平面媒体的诞生，音乐批评的实践活动有了一个可以被承载、传播的介质。这是音乐批评的第一个黄金时代，也是一个音乐批评家们得以“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时代。因为在这个时代，音乐批评家可以充分地利用自己掌握的媒介资源，对普罗大众展开艺术教育、鉴赏引导的实践活动，被教育、引导的普罗群体对音乐家的“开示”，基本上是“照单全收”。
根据这个历史时期的媒介标识特征，不妨命名为：平面出版介质。
第三个阶段是音乐批评的多元时期
进入20世纪50年代以后，伴随着广播、电视等电子媒介的出现，音乐家从事音乐批评活动的传播平台更为宽阔，这个阶段音乐批评发展的标志，就是多元音乐创作与批评观念的确立。这是音乐批评的第二个黄金时代，也是一个音乐批评家群体与社会上掌握媒介资源的非音乐阶层之间“各行其是、多元互补”的时代。因为在这个时代，音乐批评家已经从音乐批评话语权的“执牛耳者”的位置上退下来，社会上掌握媒介资源的其它群体人士，也可以充分利用自己掌握的传播资源，进行自己的音乐批评实践活动。
根据这个历史时期的媒介标识特征，不妨命名为：多元电子传播介质。
第四个阶段是音乐批评的自元时期
即每个掌握“自媒体”的社会成员个体的各自成元。进入21世纪10年代以后，伴随着网络的普及，媒介多样性的出现，普罗大众人手一个传播平台的“自媒体”时代拉开了帷幕。平面纸质媒介的社会影响力由原来的“趋之若鹜”转变为“门可罗雀”，音乐批评家掌握的这个媒介资源的社会影响力也随之骤降。在这个历史阶段，音乐批评的学科发展、音乐批评家的学术生存空间到遭遇到空前的压力与诸多的窘迫。音乐批评家群体与社会上掌握媒介资源的非音乐阶层的各色人等之间的关系呈现为“一人一把号，各吹各的调”的状态。音乐批评家已经从音乐批评话语权的“执牛耳者”的位置上退下来，掌握媒介资源的社会各色、各类人士，也可以充分利用自己掌握的传播资源，进行自己的音乐批评实践活动。虽然音乐批评家的“话语权”没有丧失，但是受众群体对他们的这些“如是这般”的“音乐批评”，采取的是“置若罔闻”亦或“聊备一格”的接受态度。根据这个历史时期的媒介标识特征，不妨命名为：自元电子通讯介质。
问题探索
面对于此，音乐批评应当“何去何从”？音乐批评家群体应当“何去何从”？这是一个事关音乐批评学科建设转型与发展、音乐批评家群体生存与发展的急迫的现实与理论命题。我们欣喜地看到：上海、北京、天津、广州等地的同仁们在这个大时代的背景下，没有徘徊、彷徨，更没有逃避，而是直面危机、迎接挑战。在“各行其是”的“自媒体时代”，以自己积极入世的乐观精神，勇于拓展音乐批评家的生存空间，引领现实社会的艺术趣味，启蒙普罗大众的审美观念。同仁的这种现实生存态度与积极入世精神值得我们敬重、仰慕、效仿。我们在积极评价这些人和事的同时，还应当深入、缜密地研究一下如何将这种“应世之道”做得能够“可持续发展”的问题。这就需要从学理层面予以梳理，这就必然涉及到前面提到的三个会议命题：
音乐批评与音乐演出的关系及目前的问题
1.1音乐批评与音乐演出的关系问题
对于这个命题，笔者在《音乐批评学》第二章（音乐批评的功能论）中做出过较为深入的阐释，在此不妨引述一些。
首先，从音乐批评的社会功能上看，音乐批评有一种调节的作用——调节音乐演出实践各相关环节的关系。这里的各相关环节包括：创作者（一度创作者——作曲者、二度创作者——表演者），表演者、经营者、欣赏者。从自然属性上看，音乐必须通过传播才能够实现自身的艺术、文化与社会的价值。这里面包含了作曲家创作的音乐的乐谱符号文本向表演者的传播、演奏家创作的音乐的音响文本向听众传播等。这里的传播，不是由作曲家到演奏家，或者由演奏家到听众之间单向的被动接受，而是发出方与接收方之间双向的互动对话。
其次，从音乐批评在人类音乐发展进程上看，音乐批评还负有三个重要的文化使命：1.通过批评实践，研究现实问题，探讨音乐艺术的发展规律；2.通过批评实践，发现优秀的音乐文化遗产，进而丰富音乐艺术的营养，为进一步的发展提供保障；3.通过批评实践，客观深入地评价音乐创作、表演实践活动及其成果，为繁荣音乐创作、表演艺术做出贡献。
如前所述，音乐的演出是音乐艺术实现其社会功能、文化使命的核心环节，缺少演出的支持，音乐作品就只是纸面上的音乐视觉符号，这些符号只是对作曲家有一定的学术交流的意义，对于社会群体而言没有任何价值。故，音乐作品的演出，就是音乐艺术实现艺术价值、实施社会传播、完成文化使命的中介环节。如何不辱这些文化使命？这不仅对音乐作品的评价者、音乐产品的接受者，尤其对演出项目的经营者提出了要求（要求什么？如何实现要求？请见下文）。
1.2目前的音乐批评实践中所存在的问题
当代中国音乐批评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可谓繁复，但是核心的症结问题，就是能够为普罗大众带来具有专业艺术品味信息的音乐批评，在社会音乐生活实践中的严重缺位问题。造成这个严重问题的缘由，主要来自于音乐批评所赖以生存的媒介嬗变，而不是音乐批评队伍自身。如果说在音乐批评发展的第三个阶段的“多元时期”，缺位的问题已经呈现出来还不是很突出的话，到了当下的第四个阶段的“自元时期”，这个问题就变得异常严重了。
缺位问题主要体现在主流媒体管道中（广播电视、网络站点、移动媒体等），每天均有海量的音乐资讯流动着，但是这些媒体均缺少具有音乐专业素养的合格职业乐评人。一般来说，各类传播媒体均需要配备具有音乐专业素养的乐评人（以音乐批评文稿的撰写、音乐作品的选择、推广为主）。但是，当下主流媒体资源的掌控者自身的艺术素质低下，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从当下中国大陆地区的现实情况看来，乐评人整体的精神境界、艺术修养、音乐技能、文字驾驭等能力，均处于令人堪忧的状态下”。“由于各个媒体分别隶属于不同的宣传、文化等管理实体，这些实体只关注政治、经济、文化、外交、军事这类事关国计民生等宏观方面的问题。对依附在这些媒体上的专职或兼职‘乐评人’群体，在音乐艺术素养、音乐感悟能力等方面的基本业务能力的养蓄与生成方面，基本上处于‘无人问津’的状态”。这种现状亟待改变！
如何迅速扭转主流媒体缺乏音乐学术质素人才的现状？如何迅速而有效地为之输送大量的合格乐评人才？这是一个需要专业音乐教育机构管理者认真研究与解决的问题。我们这些音乐批评从业者也应当在日常的教学实践中有意识地往培养主流媒介需要的人才方面调整。诚然，在当下教育体制下，我们能够调整的操作空间非常有限。不过，在现有条件下，还是可以在音乐学系、艺术管理系已有的专业课程中扩大适应媒体机构需要的课程内容，创造条件鼓励学生进入各类媒体机构进行专业实习等。
听众培育与学术引导的途径和方式问题
在媒介多元化的自媒体时代，音乐批评如何以自己掌握的艺术学术性资源有效地开展音乐听众的培育活动？这个问题事关音乐批评介入实践活动的成败。对此，笔者不揣冒昧地提出一些个人看法：
音乐历史的事实与音乐美学的规律都明白无误地告诉我们：音乐需要听众的接受，听众需要音乐家的引导。音乐批评家的一个天然学术使命，就是对社会潜在音乐听众的诱导（启发其热爱音乐的热情）、对现在音乐听众的引导（提升其热爱音乐的品味）。在当下“各行其是”的“自元时代”，音乐家首先应当放下身段，以谦卑的心态积极主动地去听众群体交流、沟通。在此基础上，以听众群体喜闻乐见的形式、丰富多彩的内容、和蔼可亲的态度，耐心引导听众群体，往具有较高文化品味的音乐审美情趣的方向发展。具体的做法，上海、北京、天津的诸位同仁已经垂范，在此无需赘言。
音乐家与听众之间的一个重要的媒介——音乐产品的经营者，也是听众培育与学术引导工作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在这里需要向音乐产品经营者群体做出一个呼吁：作为文化产品的经营者，“在商言商”（追逐利润）乃天经地义。但是音乐产品乃精神生活不可或缺的一个类别，你们的经营事关国家、民族未来整体的艺术素质高下。所以，在精神产品的日常经营实践中，应时刻兼顾“义利”的平衡问题。做到：“有利有义之事多多益善，有利无义之事坚决不做，微利多义之事努力为之，无利有义之事量力而行”。对此，是次会议与会的上海等地的企业家们已经有过许多很好的做法，这些都是值得我们认真总结的。
媒体宣传与演出和批评的互动及存在的问题
在这个问题中，我们需要扭住三个核心环节：媒体、经理人、批评者（乐评人）。这三个环节如果能够形成良性的互动关系，当代中国音乐生活中的诸多问题势必迎刃而解。如果构建这个良性互动关系，笔者以为应当从三者的自身建设做起：
首先，应当提升媒体管理者整体的音乐素养水平。我国的专业音乐学院均建立在中心城市内，有效地利用专业院校的学术资源，培育出一批适应当下媒体管理需要的、具有较为专业的音乐素质、较高文化品味的媒体管理人才。是音乐学院专业教育现代转型的急迫现实问题。这就需要专业院校的管理者转化观念，由传统的培养专业创作、表演、理论研究人才，往既能培养前面的这些人才，又能够培养适应现代媒体管理需求的复合、实用性音乐媒介管理人的方向转化。只有如此，我国的媒体管理队伍的整体艺术素养才能得到根本的改善。
其次，应当提升音乐产品经营者的艺术鉴赏能力和文化品味。诚然，是次会议与会的企业家们不存在需要提升自身艺术文化素质的问题。毋庸讳言，这个群体的整体素质也是令人担忧的。众所周知，我国对各类技术人员都施行岗前培训、持证上岗的制度。愚以为：能否探索建立文化经纪人的持证上岗体制？如果目前国内尚无展开这个方案的条件，不妨退而求次，由专业的音乐学院负责，定期对在岗的文化经纪人展开业务培训。核心内容就是音乐基础知识、音乐基本技能、音乐鉴赏能力等。
再次，应当加大音乐批评后继队伍的培养力度。前面提到音乐批评的“缺位问题”，其核心症结还是社会对音乐批评人才需求数量之大，与音乐批评专业人才培养数量之少的矛盾造成的。当然，我们不能在大学里面更改传统的学科、专业布局，更不能改变音乐史论专业的培养方向。而应该在现有的培养机制里面，在音乐学系、艺术管理系等系科（专业），多开设一些音乐批评的专业课程，努力在一个较短的历史时期内，向社会输送一批具备音乐史论知识、掌握音乐批评技能的实用性专业人才。
结语
自媒体时代的音乐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各自为元、各行其是的音乐批评观念是这个时代的标识。在这个大时代中，音乐批评学科应当“何去何从”？音乐批评群体应当“何去何从”？不仅事关音乐批评学科、音乐批评群体的生存与发展问题，更是事关当代中国音乐文化未来的发展路向问题。每一位具有社会责任感的音乐家、企业家、经纪人都应该站在时代与历史的高度，认真地把握好这个问题，以积极入世的现实态度、以对历史负责的责任感，做好听众教育、市场培育、媒介引领等工作。只有如此，我们给后人留下的时代声音才不会只有“老鼠爱大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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