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对依赖理论的人，最喜欢拿“亚洲四小龙”，做为第三世界应该组织在“先进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才能获致经济发展的证明。
好一个无辜的跨国企业
渔父当然不免于要为被称为国际巨无霸的跨国性大企业说尽好话的。他说道：……人们往往忽略跨国企业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投资与贸易量所占的重大比例。它们并非一定要靠第三世界的资源和市场才能生存。
依照“统计资料”，1974年美国在海外投资约一千亿美元中，有三分之二是在拥有高度科技的国家中投资。在落后的第三世界的投资，只占美国海外投资的25%（1975年美国国会听证会记录）。但是，任谁也无法否认，跨国企业对于落后国家的投资，利润率最高、最肥厚，远远超过了资本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中的投资报酬率。理由是明白的：第三世界劳动力价格低，在台湾十个月的工资，只能抵得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工人一个月的薪水。韩国、菲律宾、泰国和智利、巴西的工价还远远比台湾便宜得多。此外，第三世界国家在税额、投资优惠、财政优待上的利益和特权，尤为客观。因此，1974年，以美国为基地的美国跨国企业从埃及吸回美国的利益，等于同一年埃及国民生产毛额的四倍还高。1974到75年间，美国从第三世界汇回美国的利益是233亿美元。在过去三、四十年代中，美国跨国企业De Beers从坦桑尼亚汇回美国的利益，是当年它在坦桑尼亚投资金额的三十倍（E.Onwumere）。
这些价值，恐怕还没包括跨国公司以不正当手段千方百计地把赚自贫困国家的钱“盗”回本国的数目。这些不正当手段，包括高报投资用的机器、设备和高等原料，包括母公司和子公司间各种不按国际市场价格，而以所谓“移转价格”的买卖；包括出口给相关公司时低报价格逃税，包括国际管理人员差旅费、薪资的浮报等。由于第三世界国家海关、税务、会计的不发达和容易收买贿赂，这些不正当手段几乎是各跨国公司高层财务会计人员所熟悉的看家本领（D.A.Offiong）。
尽管渔父和其他欧美系社会科学家老是装着一副满不在乎的模样，以各种不同的语言说，跨国企业“并非一定要靠第三世界的资源和市场才能生存”。但从几十年来，驻在第三世界各国的跨国企业，为了确保自己的利益，不惜以超强大国的政治力、外交力、经济力、军事力和特务力，公然破坏国际法律和人权、道德与良心的制约，犯下罄竹难书的罪行以观，对于第三世界的榨取和掠夺，依然无可否认地是西方跨国企业甚至政府的重大利益。当然，对于这一点，渔父还是要做困难而技穷的狡辩的。他说：
跨国企业进入第三世界，未必会造成后者的贫困化。但跨国企业的主顾时常是一国的政府。为了追求利润，维护垄断的经济利益，跨国公司往往发觉它和专制政权是利害与共的。可是由此建立起来的相互依存关系，虽然可以保障眼前的利益，但同时也可能成为一个必须在未来付出重大代价的政治陷阱（伊朗就是个例子）。一般而言，随着所在国政治的多元化及各种不同社会压力集团的出现，跨国公司所扮演的角色也会发生变化。认定它们必然地与专制势力“狼狈为奸”，本身就是一个专断的看法。
“跨国企业进入第三世界”，会不会“造成后者的贫困化”的问题，是应该摆在整个“先进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新殖民主义结构中去思考，而不是单独、孤立地问“跨国企业”对第三世界国家的影响。即使前文举过的保守派社会学家彼得·伯格也不能不扪着未死的良心这样说：……在新殖民主义形态下，外商通常将新产业的利润转回母国，而使第三世界国家的支付逆差不断增加。而推动耗资而不经济的工业化所负的债务更会使支付逆差的压力显得格外沉重。发展所谓的“进口替代”（import substitute）工业的策略，在20世纪50年代及60年代初在拉丁美洲及其他地方曾被广泛推介为发展的标准处方。但它应用下来的结果，几乎在任何地方皆招致失败。由此可见，新殖民主义正是意味着愈来愈穷，以及对外国势力愈来愈依赖。
彼得·伯格并从而印证，以跨国企业为主要的作用机转的现代新殖民主义在第三世界中所造成的，是一种使第三世界不断地奔向愈陷愈深的“发展不足”的形成过程（development of underdevelopment），也就是贫困化、解体化、附庸化的过程。
其次，既然渔父自己谈起了，让我们也约略地看一看跨国企业和专制政权的关系。为了免于理论的冗繁，我们就以美国参议院自己的调查报告为依据，谈一谈美国国际电话电报公司（I.T.T.）、美国政府和中央情报局怎样以周密的计划，推翻了智力的阿连德政权。
为了阻挠、破坏主张把美系铜矿企业、石油公司收归国有的智力总统候选人阿连德当选，早在1970年，I.T.T.的总裁（前美国中情局高级官员）约翰·麦康就曾出资数百万美元，找智利人进行阻挠阿连德在总统选举中获胜。同年八月，国务院正式训令美国驻智利大使柯尔利，要他采取由美国出兵干涉以外的“任何方式”，挫败阿连德在普选中成功的机会，并拨出35万美元贿赂智利国会议员，促使他们推翻总统选举后阿连德当选的结果。后来，另外一位曾在美国国务院任职长达三十五年，当时任职I.T.T.高阶管理工作的尼尔，向国务院呈递了一份包括了十八个行动要点的政变计划，用以推翻智利新政权。美国政府完全接受了这项周密的计划，开始了长达五年的部署，由当时尼克松政府的财政部长康纳利主持其事，并派遣国务卿和几个美国大跨国公司I.T.T.、福特、Anaconda、Purina、花旗银行、美国银行的最高决策人举行秘密简报，一再保证“尼克松政府是企业界的政府”，它的责无旁贷的任务，在于“保卫美国企业的利益”。这以后，美国政府联合跨国企业、国际性银行团对智利进行周密、无情的打击、孤立和掣肘的行动，企图造成智利的经济混乱、瘫痪其贸易、并收买智利报纸、工会和国会议员，造成强大的反阿连德舆论和政治反对力量，终至于以军事政变，一举击溃了阿连德政府。
皮诺切特与撒切尔夫人
不错，阿连德是各所谓“马克思主义者”。但是跨国企业和美国政府、中央情报局合力以长达将近十年的时间，花费高达一亿三千多万美元，处心积虑所打倒的阿连德，无论如何也无法用单纯的意识形态动机去解释这件举世著名的政变，从而去掩盖这次大手笔政变背后隐藏的经济动机。“尼克松政府是（美国）企业界的政府”这句话，正好道尽了倒阿政变的根本性格。如果渔父们依然不服，那么我们随随便便地便能举出另外的好几打这种国际企业、超强政府、超国界特务甚至国际机构——如六十年代初的联合国——共同合作，颠覆许多亚非拉的胆敢“追求经济独立”、胆敢搞经济和国有化和本色化的政府之实例。多米尼加、刚果、索马里、玻利维亚、希腊、巴西只是这些倒楣的政权的一部分罢了。也许渔父们终于还要说，这些人不少是“左派”，是“共产党”。那么，我们仍旧以坚定相信着资本主义优越性，对于曼坎（H.L.Mencken）的名言——“若果相信苏联已经摆脱了资本主义的一切罪恶的话，那无异于像是相信圣灵降临派教友们的确是摆脱了一切的罪恶一样荒谬”深为共感的彼得·伯格的话，来回答他们：
在第三世界里，资本主义在对付满足人类的需要上，几乎完全失败……第三世界许多国家可能会面临愈来愈令人灰心的情境，而社会主义便在表面上看来是唯一剩下来的可靠途径。即使资本主义最后仍然行得通，但对于许多国家来说，有些短期的社会紧张与压力，已经愈来愈难令人忍受了。……但在此种情况下，革命可能是一触即发的。通常，这种革命都回揭起社会主义的旗帜，特别是资本主义渗透得十分强烈的国家里，譬如是拉丁美洲。正如一位著名的（天主教）主教阿西欧（S.M.Arceo）本来是反对基督徒参与到任何政治主张里面，但自从参加一项在智利召开的“基督徒与社会主义”会议后，对社会主义却表示完全支持。他说：“除了社会主义以外，别无其他解决之道。”此种结论将来极可能广布到所有第三世界国家。
任何度过彼得·伯格《牺牲的金字塔——政治伦理和社会变革》（台湾译《发展理论的反省——第三世界发展的困境》），都清楚之道上引彼得·伯格的一段话，绝不是在为“社会主义”张目。恰好相反，伯格试着告诉我们，在新殖民主义支配下的第三世界一片灰暗，令人绝望、沮丧的情况下，任何忧时爱国之士，即便是一个有神论者，终于是难于不被因“资本主义”十分强烈的“渗透”而“愈来愈令人难以忍受”的情况所激怒，而奔向“社会主义”的。伯格的话，是要求那些动辄“一味归咎于左派的批评”的，对于市场功能的理性和社会发展或成长怀抱着高度执迷，并不惜以生命的意义去交换的人们一个反省的角度，从而去探索伯格自己的政治伦理。至于他国是否有权以国际范围的力量去干涉别国自己选定的经济发展路线和制度，就不必我在这里饶舌了。
渔父善心地谈到第三世界国家应该安静地等候一些具体条件——例如“政治的多元化”、“各种不同的社会压力集团的出现”——的形成，更加安静地等待“跨国公司所扮演的角色”发生变化。关于这，我们只举出两点：在上举的，动人心魄的超强国、国际企业、国际特工、国际组织联合起来的封锁、打击、暗杀、政变和颠覆，世上又有几个国家能不为之粉身碎骨？更何况，截至目前为止，我们还没看见一个现实具体的实例，告诉我们跨过公司怎样变换了“所扮演的角色”。跨过企业，绝不是像渔父所称那么无辜地忽然“发现”了它与结构性压制和反改革势力“相互依存”。不，容我们说，早在“东印度公司”时代，跨国企业便在发生当初带有无可辩饰的掠夺和压抑的性格！
荷兰东印度公司势力范围
在台湾，我自己亲身的体验中，曾经遇见过不少秉志优秀、练达、勤勉、正直的跨国企业干部，赢得我真诚的友情和敬意。跨国企业的一切缺点，源于他内生的体制机转。依赖理论在批判这些显著的经验上存在的事实之余，没有人反对过与跨国企业合作。不同之处，自傲与他们要求跨国企业应该本于企业伦理，和地主国合作，遵守地主国的法律，理解和尊重地主国社会和经济发展的目标和理想，严格整肃自己的纪律，绝不从事和参与破坏、干涉和颠覆他国以增大企业利润之事。跨国企业总有面临这样的选择之一日：真正“改变”它所“扮演的角色”做一个殷实的国际商人，或者是在广大正义的世界人民之前轰然倒塌。
“忍辱负重”——问题在于要忍到几时？
欧美系为世界体系百般辩护的社会科学家，不时地告诉人们，第三世界应该乖乖地在世界体系内，采取欢迎外来投资，鼓舞自己的资本主义。虽然在整个过程的初阶段，贫富差距扩大，失业大量产生……但这是奔向发展的必要的阵痛。要在这段痛苦的时期，赶紧形成资本积累，准备“经济起飞”时代的降临。等到资金积累到某一个程度，自然能进行社会财富的再分配。欧美资本主义，便是这样发展起来的，如今不但社会富有，而且分配也一般平均了。这些学者因而要人等待，要人忍耐。用渔父的话说，就是“不惜暂时地忍辱负重”，要从“具体的生产因素着眼，在资金、资源匮乏的条件下，利用丰富的人力资源来发展加工形式的出口导向成长”，等等。“不惜暂时忍辱负重”。时间一到，经济发展利益终于能均沾到每一个国民之说，便是类如渔父所说的所谓“布泽效果”或“扩散效果”（trickle down effect；spread effect）。但问题在于，当前第三世界的具体经济经验中，根本没有任何最轻微的迹象显示这种“布泽”或“扩散”的效果。贫富两极化、饥饿、疾病与失业状况，在过去十年间不但没有改善，甚至反而呈现恶化的现象。没有人能确切地告诉人们，大约再过多久，在什么具体条件下，情况会必然地好转。忍辱负重，对于苦惯、穷惯了的人民，那是毫无问题的。问题是忍辱负重到什么时候？瞭望那辽阔的贫困、绝望的第三世界，没有一个渔父那种经济学家可以举出一个——只要一个——实例，作为典型的第三世界国家走向起飞，奔向富裕的国家的例子。相反地，我们却看见巴西、墨西哥……这些在贫困、失业、破产中逐年下陷的国家；看见跨国企业越来越“相互合作”，进行着垂直和水平的兼并，进行着管理上的长程计划、最大限企业风险安全和有效保持有利于跨国体制的氛围等这些全球管理技术的发展。
“出口导向的成长”——另一剂灵药？
在六十年代向广泛的第三世界推销过以“进口替代工业”促进发展与成长的“欧美先进资本主义”学者们，当“进口替代工业”在整个第三世界范围内全部覆灭后，到了七十年代，又大力鼓吹“出口导向的成长”（export-led growth）的法螺。因此，渔父说道：
在资金、资源匮乏的条件下，利用丰富的人力资源来发展加工出口形式的出口导向成长，无疑是海岛经济形态下的一条合理的出路。面对着人民生活的改善，指责这样的发展模式为饮鸩止渴，并不公平。
从台湾的经验看来，渔父的话似乎有一部分道理。但一来理论所谈的，是一个世界体系的历史发展下对于整个第三世界当今处境的分析。因此，从整个第三世界的背景去评估，所谓“出口导向的成长”，至少存在着这些问题：
首先，是在世界市场上，第三世界出口原始农产品和初级工业加工品的国家，由于完全缺乏国际性政治组织和复杂的供需规律等因素，所以完全缺乏议价的能力，先进国新的化学合成物质，不断地取代了第三世界所出产的原料（如色素、染料、橡胶、樟脑、合成纤维等），使价格暴跌。咖啡、茶叶的的市场早已饱和（Helleiner）。面对着垄断性的国际采购公司，第三世界的出口商人往往被杀价杀得片甲不留。近十年来台湾的出口商最知道个中的滋味。
其次，是“先进资本主义国”对第三世界出口品的严格设限（Massel）。有些先进国对于自己国内生产的农产品如肉类、粮食都以法律加以保护。其他工业产品如纺织品、电视机、皮革制品等，常常受到所谓“配额”的限制，或者动辄宣告某项工业品违反了他们的“倾销法”。但在另一方面，却以政治压力强迫向第三世界倾销他们过剩的农产品和工业产品。好几年来台日间为香蕉输日数量和价钱的争议，日本拒绝增加台货输日的争议，只不过是全第三世界在近十年来越来越常见的景象的一部分罢了。
再次，近十年来，以美国和日本为首的一些国际性企业，在广泛的墨西哥、巴西、菲律宾印尼、台湾、香港、新加坡、韩国甚至南斯拉夫（最近的中国大陆）等低工资地区，或投资建厂，或转包给当地工厂，按照他们规定的数量、规格和品质，生产若干中下级产品，输往本国或其他先进国家，形成一个辽阔的国际性转包结构（International Subconstract），而被像渔父这样的经济学家跨为第三世界飞向发展之道的一列快车。然而，研究经指出，这国际转包的规模，是极为有限的。如果从墨西哥、台湾、韩国这些重要转包经济国看来，国际转包出口毛值，是各该国出口额的5%到15%。再细分而论，这种国际转包又分为两种，一种是转包给第三世界当地制造商，另一种则由各贫穷国内的跨国企业分公司自己承包。如果把后者扣除，国际转包在第三世界的生产总值比率就相当低了。至于类似而可以相互取代的产品，贫国自己设计生产外销的产品，比起在国外设计，转包到第三世界当地厂商或跨国公司子厂商的转包业务量，就更加地少了（Sharpston）。
台湾是出口导向经济的一个典型。台湾的一切进口，主要是为了再加工后出口。出口品又多属手工、劳动力密集的产品，也多属上述从欧、美、日转包过来的业务。但是，越是附加价值高的产品，越是受到跨国企业的觊觎，受到跨国资本支配的程度也越高。因此，台湾本地设计、生产出口的商品，多属劳力高度密集、业务量小、资本积累困难的产品。近来，经济部要求台湾工业“升级”，使资本技术都要更上层楼。这个政策，是好的、正确的。但这个政策也碰到这考验，跨国公司肯不肯把生产高技术产品的机会礼让给台湾本地厂商？十几二十年来，台湾的摩托车、汽车、电视以及近来录放像机、电脑周边设计等等工业发展商所遇到的困难，掣肘，生动地为像渔父那样执迷“出口导向的成长”的经济学家，提供了另一面的答案。在依赖体制下，第三世界贫困国，几乎永远也无法在资金、技术上获得独立的（Y.C.Chen）。
有人说，为了要发展出口工业所引进的先进技术，可以帮助第三世界国家在技术上飞跃。但是事实上，这些技术全是低等、简单的技术，而且率多皆需佐以大量人工，再不然就是一些迅速报废过时的技术。至于出口导向的成长政策，往往招来别人所不要的高度污染工业和技术，更是一项负面的结果。
“先进资本主义国”的工业资产阶级，尤其在连年全球性不景气下，积极向着辽阔的第三世界劳力低廉地带寻求转包设厂，将是一个有增无已的趋向。但这只有使第三世界更进一步经由外国资本、技术和市场的机转，更加深刻地组织到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从而加深对于世界体系的依赖罢了。看来第三世界永远在扮演着搭错班车的人的角色。从获致形式上的解放后不久，第三世界马上模仿西欧的技术和生产，大搞“进口替代工业”，而全盘失败。现在，第三世界又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经济学家的指导下，大搞“出口导向的成长”。它会不会像当年大搞“进口替代工业”一样，走向原始目标的反面去呢？目前的经验正在一点一滴地告诉我们真实的答案。第三世界国家如果没有结构性的、内面的根本改革，以利源自内在的真正经济成长，从而使自己可能从世界体系中的一步步获得自由，随着外国的经济学家，无反省地奔向“出口导向的成长”，则终竟不免要再次遭到挫败的命运，也未可知。
台湾经验的特殊性
反对依赖理论的人，最喜欢拿“亚洲四小龙”，做为第三世界应该组织在“先进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才能获致经济发展的证明。渔父自然也不例外。而且渔父以台湾为例，是有着不可言喻的十分细密的用心的。渔父说道：
至于所谓外资的比重同经济成长以及收入分配的平等成反比的命题，已有许多实例可以证明它并非普遍的真理。以台湾为例，台湾不仅持续保持很高的经济成长率（平均为百分之九），而且同一时期反映收入不平等的基数，从零点五七下降到零点二九。在这方面，决策者无疑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台湾奇迹似的发展，不但举世闻名，对于跨越了窘困和丰富两个时代的我，感受尤其深刻。离开台湾的社会生活只七年许，1975年，当我出狱回到家园，觉得台湾真是沧海桑田，有些街市到了无法确认的地步。物质生活内容变化之大，实在不可以道里计。任何数据，都没有住在台湾的人鲜活的感受更具说服力。问题在于，台湾成功的例子，是可以放诸全第三世界而皆准，可以复制，可以仿效，可以作为样板呢？还是它是由好几个条件凑合起来的特例，为一般标准的第三世界国家无法适用？答案，按照一般研究第三世界经济的学者的意见，属于后者。那么，台湾有哪些特殊的条件呢？
首先，五十年代，由于东西冷战的高峰朝鲜战争，美国政府大量、持续地对南韩和台湾投以援助。这种为了配合美国全球战略巩固台湾的政策性援助，和美国在其他地区名为援助，实为增进美国企业利益，倾销剩余农产品的外援，在数量和性质上，颇有部分不同之处，而这是其他第三世界所不曾获得的。六十年代的美援，对于当时战后残破期的台湾经济、金融的稳定，有巨大的贡献。
其次，台湾成功的土地改革，造成台湾广泛农村财富的再分配，形成一时稳定、有生产意欲和购买力的农村，对日后台湾工业发展，有重大帮助。许多其他第三世界国家都有严重的、封建的、的土地关系问题，也都有各式标签的土改，但很少或根本无法和台湾比较彻底的地制上的改造相比拟。原因是其他第三世界国家的当地和外国地主阶级，阻力很大，和官僚勾结，千方百计破坏土改（R.Barnet and R.Muller）。
最后，台湾面积小，人口绝对数少，和印度、巴西等巨大第三世界国家比起来，只不过是他们境内的一个小区域。巴基斯坦人口7130万人，印尼1亿3000度万人，而印度有6亿2000多万人。台湾只有1800万人，把香港、新加坡、韩国其他亚洲“小龙”加起来，才5900多万人（注：以上均为1980年代数据）。亚洲“四小龙”何况还有其他为其余第三世界国家不能由的特殊国际政治、地理和地缘等诸因素。
但是，不论如何，从基本性格、从世界体系的国际生产关系上说，台湾在市场和技术上，不可否认地对美国、日本和欧洲有典型的依赖关系。而台湾在财政上、资本上的依赖，比较上要较其他第三世界为低（A.K.bagchi），但也要注意外国金融资本在近年加强了对台湾的渗透这个事实。在大观园这个“体系”下，在大观园外租佃大观园土地而劳动的贫困农民刘姥姥，和在大观园里老妇人跟前穿细喝辣的丫头，尽管生活水平有很大不同，但其同为奴仆则一。台湾经验，明显地不可引用在其他亚非拉国家，其理甚明。至于台湾的“决策者”所“发挥”的“重要作用”一类的颂声，在台湾的文献中，可说汗牛充栋，相形之下，渔父一句“发挥了重要作用”，只不过是一名无足轻重的空话罢了。随便举个例，台湾的“决策者”从历史经验中积累了宝贵的政治技术，使美国三十年来各种直接、间接对台湾的渗透、支配和颠覆，难以得逞，避免了社会政治的不安，对于台湾的发展，贡献就很大。但是，从另一方面说，万一一个第三世界国家的“决策者”的意识形态、经济政策和大国意识形态相悖，和大国的跨国企业利益相左，从而违反了大国的全球战略，则以许许多多冤死在暗杀、政变、阴谋的亚非拉的“民族主义”的决策者为殷鉴来看，怕是再贤明，也难以发挥“重要作用”吧。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