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级的第二学期，历史系 79 级的学生从 32 楼搬到 38 楼，我住二楼，与 77 级世界史及 78 级世界史、中国史、考古的师兄们住在一层。我不记得 78 级考古专业的杨晓能是怎么知道了我曾经吹过小号，他当时是学校艺术团的团长（或者是指挥），他有一天来宿舍找我，邀请我加入学校艺术团，我说我没有乐器啊，结果第二天他就给我带来一支小号。我试着在宿舍里吹了几声，便遭到楼道里大声的抗议，傍晚的时候，我带着小号和班里的几位男生去到未名湖边，我记得当时是在临湖轩的后窗外一个看起来相对僻静的地方，我拉开架势吹了一连串的练习音阶，结果一会儿工夫身边就围成了一个人圈，吹完了居然还有人鼓掌。但是我的内嘴唇惨了，由于一上来用力过猛，没有做适应性练习，上下内嘴唇都被顶破，满口鲜血，羞愧难当。
我想起当年初学小号之时，正值寒冬腊月，听老师的话，每天早晨天不亮就夹着小号在家附近的小学校操场跑圈，四五圈之后便去一幢教学楼的后面吹长音、练音阶，经常是又冷又饿，还满口鲜血。
不过我从小就是一个能吃苦的孩子，随父亲下放农村的时候，父亲经常带我夜行，春节期间他在离家十几公里的朋友家喝多了，不肯留宿，大半夜要我跟他步行回家，在趟河套的时候踩破冰面，走回家的时候棉鞋都冻成一个大冰坨，我一路上又冻又困，几乎是在半睡半醒的状态下咬紧牙关行走，还好，回到家里妈妈用温水替我暖脚，竟然免去冻疮之厄。
嘴唇破了，可以通过持续的练习让它重新磨成茧子，这一点我倒是没有太多顾虑。但是没有练习的地方才是最大的苦恼，宿舍、水房都试过了，哪怕是上午我以为楼道里的人都去上课了，也有躲在房间旷课睡大觉的人愤怒地出来咆哮，我那时人还很腼腆，完全受不了在户外练习时被围观的窘境，所以几经纠结，决定放弃重新拾起小号的念头。
杨晓能师兄大概算是我在北大结识的第一位“爱乐者”，我对他很是佩服，不仅是知识渊博，音乐的品味至少在那个时候是我心目中最高的。我要永远感激他的是，他慷慨地把考古学家俞伟超先生介绍给我，这在我一生中都是最有意义的一次相遇。因为和俞先生最密切的交往大多属于我回到北大读研究生期间以及我毕业之后，所以在本科时的事情反倒记忆有点模糊。我曾经在《少年爱乐在北大》中提到过我们互相借磁带转录的故事，说到俞先生来 38 楼宿舍找我的时候，我正在给同学理发，他坐在床上等我理完了第一句话便说：啊你还会理发呀！快给我也理一理。所以啊！我和俞先生不仅是爱乐的同道，我还是他的“理发师”呀！
我印象最深的便是俞先生对我的磁带里的托斯卡尼尼和霍洛维茨简直钟爱至极。那时候我完全没有演绎版本的概念，对是否单声道效果也不做关心。因为俞先生对托斯卡尼尼一直赞不绝口，所以我在给张伯伯的录制目录里总会“加注”——最好是托斯卡尼尼的版本。因为有了这个“坐标”，我今天才感觉到它对丰富我的曲目起到“下猛药”的作用。
比如，我除了听到勃拉姆斯的 C 小调第一交响曲和柴科夫斯基的降 B 小调第一钢琴协奏曲之外，还意想不到地接触到柏辽兹的《哈罗尔德在意大利》和戏剧交响曲《罗密欧与朱丽叶》以及圣-桑和弗朗克的交响曲，张伯伯也不再和我说什么该听什么不急于听了，只要是我开出的单子，他都尽量去找来，有很多托斯卡尼尼的录音噪声都很大，但是我那个时候偏偏就认为音乐本来就应该是这样的声音，即便后来我在有了自己的房子之后不断地更新音响，我都始终对所谓的“历史录音”抱有特殊感情，特别是托斯卡尼尼与美国 NBC 交响乐团的组合，声音又干，背景噪声又大，但我每次听它们都要感动一阵子，觉得只有这种声音才能还原几十年前我的听乐感受。
我记得当时我最激动的时候也是俞先生最激动的时候，我们终于等来了瓦格纳的管弦乐专辑，像《齐格弗里德牧歌》、《帕西法尔》和《罗恩格林》的前奏曲以及《纽伦堡的名歌手》序曲都是第一次听，我们甚至还听到了“瓦格纳皇帝”劳里茨·梅尔乔尔和女高音海伦·特劳贝尔唱的《女武神》第一幕片段，我记得在俞先生中关村的平房里，我被瓦格纳的气势磅礴的音乐激动得说不出话来，而俞先生简直是老泪纵横，尽管他那个时候并不老，但文革苦难给他身心留下的创伤，在醉人的音乐声中往往得到最彻底的释放，直到今天我都不能去判断他在瓦格纳的音乐中浊泪奔流，痛哭失声，到底属于怎样的情感？我虽然早已通过阅读熟知瓦格纳的剧情，但仍然觉得它们真的离俞先生的语境好远，反倒是后来的后来，我们在一起聆听舒伯特和马勒的时候，他的放声一哭也能够带动我的热泪盈眶，从我的角度理解，由音乐中咏叹的“人生苦短”所唤起的情感，这应当属于对生命的珍爱与尊重吧。
我在北京听的第一场交响音乐会是中央乐团进北大，就在大饭厅，同学很早就扛着方凳入场，为我占好了座位，我则去校南门迎接解放军艺术学院的几位美女老乡，她们都是我的“发小儿”，我只看到了她们小的时候，后来经过下放、回城、父母单位变更等原因，整个中学期间都再没见面。我在北京的第一个国庆节，其中一位的父亲来北京看女儿，父亲托他捎东西给我，然后带我出去吃饭，我一下子看到好几位超级美女，她们都考进了“军艺”的戏剧系，女承父业地走上了演艺专业道路。我记得还有一位考上了电影学院，后来也经常能从银幕上看到她。不过虽然我们重逢于北京，离得也不太远，我还请她们来北大听音乐会，但是我们其实也没有多少交往，她们的艳丽照人让我产生莫名其妙的自卑感，在她们面前我其实是手足失措的，而且她们都比我大一两岁，看起来非常成熟，给我心理造成的压力那是相当地大。
我之所以说这些，是因为五六年之后，每个人的命运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其中一位我最心中鹿跳并好感最剧的姑娘半生不顺，五六年之后的一个大年初二突然来到我父母家，没说几句话便与我抱头痛哭，她的婚姻很糟糕，她的父亲不幸车祸去世，去世前又和妈妈离了婚。这还不算，也就是在去年，我竟听到了她早已在数年前因癌症去世的消息。我可能在听到这个消息的那个瞬间是面无表情的，但是现在，我的思绪的闸门打开了，记忆的河流回到了那个地方，我不能把她屏蔽掉，因为她曾经坐在我身边，陪我听了也许是我人生第一次高水平的交响音乐会。
去年我去苏州参加中国交响乐峰会，指挥家陈燮阳以筹建中的苏州交响乐团音乐总监的身份参会，吃早餐的时候我们聊天，不知怎么就聊到了我在北大听的他的音乐会，他说那也是他第一次指挥中央乐团，而且他把日子记错了，整整晚了一年，我因为有美女陪同聆听的参照，所以非常肯定地说是 1979 年，而且肯定是国庆节之后至少一个月的时候。那天的音乐会不仅让我认识了当时在中国最具舞台感染力的陈燮阳大师，也让我第一次聆听到乔治·格什温的《一个美国人在巴黎》，后来还是据陈燮阳说，这是该曲在中国的首演。从此我也落下了一个毛病，只要一听到这首曲子的开始动机，就想起陈燮阳扭动的屁股。当然，最终我们同学一起给他的定论是“水蛇腰”，这发生在柴科夫斯基《E 小调第五交响曲》的终曲结束部分，他的身躯流畅无碍的扭动真的创造了一道奇观，据说前文化部长蔡武（78 级国际政治系）对此还津津乐道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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