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天华在《音乐周报》上的《多一些“听后感”，少一些“乐评”》，不仅观点错误还存在论证逻辑混乱问题。
钱君提出的问题是“如何看待刊登在大众媒体的'听后感言’式的短文”，意在抱怨当下的媒体刊登“听后感”类文章太少。于是，他把逻辑起点设定在“听后感言”这个词上，认为“听后感言”即“听众作为音乐表演的服务对象，在听了音乐或参加了音乐活动后，反馈的感悟、感触、感动等，也即是他的'满意度’或'用户评价’”，这就“如同用户使用产品或接受其他形式的服务后，行使'用户评价、监督’的权利”，并认为“对演出服务的质量，唯听众才有发言权”。那么万一为听众服务的表演者对自己的表演不满意，他难道也没有“发言权”？且不论“唯听众才有发言权”说之谬，“听众”这“感言”等于“刊登在大众媒体的'听后感言’式的短文”吗？“听众”听完“音乐会”后当然可以发些“感言”，甚至可以“胡言乱语”式调侃，但这跟要求“大众媒体”一定要“刊登”是两码事。言论一旦被“刊登”在媒体上是要负责任的。这不仅仅是学术问题，还是法律问题。暂不论学术问题，前不久还有因在媒体上公开批评别人二胡表演造假被告上法庭的。本世纪几乎是轰动整个中国的“纳西古乐”评论事件也正是因评论引发的，暂不论这些事件的是非如何，钱君要媒体大量刊登这样的“感言”，法律责任谁来负责呢？这是专业不专业的问题吗？此外，“听众”当然可以“评价、监督”，但这是要有依据的，不是凭自我感觉一下就行的，万一某“听众”胡说一番，所有音乐学校、团体得全部“歇菜”吗？因为钱君说“惟一”评价权在听众那儿。钱文批评媒体刊登“听后感”少了，但怎么就知道是媒体不刊登呢？万一是听众写不出来呢？即使音乐听后可以随意发挥，但落在文字上是要符合写文章最起码的规范的。越是非音乐行当越应该懂这个道理的。
钱文给我的感觉是在为非音乐人士争取话语权，这没有错，我本人也并不赞成分音乐人与非音乐人的评论，文章只要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能自圆其说即可，也即要以理服人。然而，钱文的论理方式很难让人信服。我认为，钱文可以看成是一篇“读后感”。钱君通过两位朋友的言论提出问题进而阐发自己的感想，抨击现实。按照一般“读后感”的“形式”规范基本是没有问题的。但“内容”层面存在很大问题。首先“读后感”先要简单交代所“读”的真实信息，然后才锁定自己的所“感”重心去阐发议论。可惜，钱文“读”的内容是两位没名没姓的人说的话，这就存在三个问题：1.这两位人物是自己自编的还是真有其人？2.这两位说的话是正确的还是自以为是？3.钱君转述这两位的话是准确的还是自己的误解？这些我们都不清楚，然这在钱君看来都可以忽略不计，因为钱君需要向我们推销的是他的“感”。这不符合“读后感”写作规范不说，这“感想”的论述仍有问题。
钱君“感”的两位没姓名的人物中，前者喜欢读写“听后感”文章，后者也擅长“听后感”式音乐表达，进而引发其“想”的是一些“否定听众感言”的说法，于是“借题发挥”，把“听后感”与“乐评”对立起来进行追问。在自设并不严谨的“听后感言”概念的基础上，认为“听后感”应该“要求作者尽量抒写自己个性化的赏乐的内心感受”。这要求本无可厚非，“听后感”的写法跟“读后感”一样，确实要重在写自己的当下感悟，但钱君却非要因此并又援引另一没名没姓的语文老师的话一再批评“乐评”的套路，即“介绍有关作曲家、演奏家、作品乃至乐器的演奏、场地等的其他内容越多”。“乐评”跟“听后感”的最本质区别就在于，前者重客观，后者重主观。如像钱君文章这样根据没名没姓的人说的话就引发感想那还是“乐评”吗？“乐评”必须要详细交代客观情况，特别是钱君提到的人物所不喜欢的“介绍作曲家的生平、作品的背景”信息。否则评论没有依据。当然，“乐评”跟“听后感”也有共性，在我看来，“听后感”是“乐评”的第一步。绝对要把两者区分开来只能说是钱君自己的误解。
钱君最后还说：“在多元化的社会里，听众的社会背景、文化背景极其多样，哪怕是术有专攻的音乐家，也只能在某些学科内学有所长，不可能穷尽所有的专业音乐领域。”言外之意，“乐评”者尽管有音乐专业背景也不可能“穷尽所有的专业音乐领域”。于是，希望大众媒体给听众留点地盘，“听众们也需要交流、互动、切磋自己的感受”。我倒是觉得钱君有点太“自卑”了，事实上，音乐散文并不少，如除了钱文提到的肖复兴、冯骥才等人的文章外还有歌德、罗曼`罗兰等，没有人刻意去阻止非音乐界人去“感想”。总不能把王菲音乐会后关于音准的那些谩骂的言论也拿来发表吧？尽管有钱文提到的“不识谱者不能写乐评”的言论，但人家是针对“乐评”提出的个人观点，即这并不能代表媒体的意见，把“乐评”跟“听后感”已经严格区分开来且主张写“听后感”的钱君又何必上心呢？至少指责媒体刊登“听后感”文章少缺乏依据。
文 | 吴跃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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